司馬遷，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一說山西河津，一說陜西韓城）人，是中國古代偉大的史學家和文學家。他10歲開始讀古書，學習十分認真刻苦，遇到疑難問題，總是反復思考，直到弄明白為止。20歲那年，司馬遷從長安出發，到各地游歷。后來回到長安，做了郎中。他幾次同漢武帝出外巡游，到過很多地方。35歲那年，漢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貴州等地。他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少數民族的風土人情。他父親司馬談死后，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馬遷接替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與天文學家唐都等人共訂“太初歷”。同年，開始動手編《史記》。公元前99年（天漢二年），李陵出擊匈奴，兵敗投降，漢武帝大怒。

司馬遷為李陵辯護，觸怒了漢武帝，獲罪被捕，受了“腐刑”。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獲赦出獄，做了中書令，掌握皇帝的文書機要。于是他發憤著書，全力寫作《史記》，大約在他55歲那年終于完成了全書的撰寫和修改工作。司馬遷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成就了《史記》-----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全書130篇，52萬余字，包括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和七十列傳，對后世的影響極為巨大，被稱為“實錄、信史”，被魯迅先生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列為前“四史”之首，與《資治通鑒》并稱為史學“雙璧”。因此司馬遷被后世尊稱為史遷、史圣。與司馬光并稱“史界兩司馬”，與司馬相如合稱“文章西漢兩司馬”。司馬遷的少年時代，“耕牧河山之陽”。

司馬遷在這“山環水帶，嵌鑲蜿蜒”（《韓城縣志序》）的自然環境里成長，既被山川的清淑之氣所陶冶，又對民間生活有一定體驗。10歲，司馬遷隨父親至京師長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國學習；家學淵源既深，復從名師受業，啟發誘導，獲益不淺。這個時候，正當漢王朝國勢強大，經濟繁榮，文化興盛的時候，張騫奉使通西域，衛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漢武帝設立樂府，也是司馬遷在京城里豐富見聞，熱情迸發的時候。司馬遷大約20歲開始外出游歷——“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回到長安以后，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主要職責是守衛宮殿門戶，管理車騎，隨從皇帝出行。

他隨漢武帝到過平涼、崆峒，又奉使巴蜀，他到得最南邊是昆明。據司馬遷自己說，他少年時期曾經“耕牧河山之陽”，也就是說他兒童時期曾經在家鄉從事過一些農業勞動。后來他的父親司馬談到長安做了太史令，司馬遷隨父親也到了長安，然后在父親的指導下，他刻苦讀書，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礎，他拜了很多名師做老師。司馬遷的家族，就是他這個家族，世代都是史官，而作為史官，他有責任來記載帝王圣賢的言行，也有責任來搜集整理天下的遺文古事，更有責任通過敘事論人而為當時的統治者提供借鑒。那么他的父親司馬談就有志于整理中華民族數千年歷史，試圖撰寫一部規模空前的史著。就是寫一部史書，從他父親開始就已有這么一個理想，他的父親做太史令之后，就開始搜集閱讀史料，為修史做準備。但是司馬談感到自己年事已高，要獨立地修成一部史著，無論是時間、無論是精力，還是才學知識都還不夠，所以司馬談寄厚望于他的兒子司馬遷，希望他能夠早日參與其事，最終實現這樣一個宏愿。于是，司馬遷在讀萬卷書的基礎上，開始行萬里路，司馬談要求他兒子來進行一次為期兩年多的一次全國的漫游。

司馬遷從20歲開始的全國漫游，是為寫《史記》做準備的一次實地考察，他親自采訪，獲得了許多第一手材料，保證了《史記》的真實性和科學性。他這個漫游，也是《史記》實錄精神的一種具體體現。比如說，他漫游到汨羅江畔，在當年屈原投江自沉的地方，他高聲朗誦著屈原的詩，他痛哭流涕，所以他寫《屈原列傳》寫得那么有感情，他是親自去考察過，他是在學習屈原的基礎上來寫屈原的。比方說，在韓信的故鄉淮陰，他也搜集了許多有關韓信的故事，并親自去問別人，說當年韓信受胯下之辱，了解韓信為什么能夠受胯下之辱而不發怒，不愿意去做出非法的事來，忍了。韓信那么高的個子，從一個流氓兩個腿之間爬過去，如果按照他的個性，一刀就把他殺了。但是如果把他殺了，后來就不能夠建功立業了。韓信后來幫助劉邦推翻了秦王朝，建立了西漢，封王封個侯，回了故鄉，韓信自己說：如果當初我把你殺了，我就沒后來的建功立業，所以小不忍則亂大謀。

再比如說，在曲阜他去瞻仰了孔子的墓，還和孔子故鄉的一些儒生在一起攬衣挽袖，一步一揖，學騎馬，學射。學行古禮，以此表達他對孔子的紀念。再比如說，在孟嘗君的故鄉薛城，他走鄉串巷，考察民風，而且他考察這個地方的民風跟當年孟嘗君好客養士有什么關系，所以他走一路、考察一路。可以這樣說，司馬遷在漫游的旅程中，不放過任何一個了解歷史的人，不放過任何一個存留于人們口碑上的故事，獲得了許許多多從古籍當中所得不到的歷史材料，同時他深入民間，廣泛地接觸了人民群眾的生活，使得他對社會，對人生的觀察、認識逐漸深入。此外他遍歷名山大川，飽覽了祖國山河的壯美，陶冶了性情，從而也提高了他的文學的表現力。所以說司馬遷的這次漫游，正是司馬遷走向成功的極為堅實的一步，是非常典型的所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馬遷38歲時，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機會閱覽漢朝宮廷所藏的一切圖書、檔案以及各種史料的機會，他一邊整理史料，一邊參加改歷。等到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中國第一部歷書《太初歷》完成，他就動手編寫《史記》。

公元前99年（天漢二年），漢武帝派貳師將軍李廣利帶兵三萬，攻打匈奴，打了個大敗仗，幾乎全軍覆沒，李廣利逃了回來。李廣的孫子李陵當時擔任騎都尉，帶著五千名步兵跟匈奴作戰。單于親自率領三萬騎兵把李陵的步兵團團圍困住。但是李陵的箭法十分好，兵士也十分勇敢，五千步兵殺了五六千名匈奴騎兵。單于調撥更多的兵力，然而仍然無力與李陵相抗衡。就司馬遷發憤寫《史記》在單于準備退軍之時，李陵手下有一名軍候侯敢叛變，將李陵內部軍情告發。告訴單于李陵后面沒救兵，而且教單于部下制作連發連射的弓箭。單于于是繼續與李陵作戰。最后李陵寡不敵眾，只剩了四百多漢兵突圍出來。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了。大臣們都譴責李陵不該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漢武帝問太史令司馬遷，聽聽他的意見。司馬遷說：“李陵帶去的步兵不滿五千，他深入到敵人的腹地，打擊了幾萬敵人。他雖然打了敗仗，可是殺了這么多的敵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馬上去死，準有他的主意。

他一定還想將功贖罪來報答皇上。”漢武帝聽了，認為司馬遷這樣為李陵辯護，是有意貶低李廣利（李廣利是漢武帝寵妃的哥哥），勃然大怒，說：“你這樣替投降敵人的人強辯，不是存心反對朝廷嗎？”他就把司馬遷下了監獄，交給廷尉審問。司馬遷被關進監獄以后，案子落到了當時名聲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嚴刑審訊司馬遷，司馬遷忍受了各種肉體和精神上的殘酷折磨。面對酷吏，他始終不屈服，也不認罪。司馬遷在獄中反復不停地問自己：“這是我的罪嗎？這是我的罪嗎？我一個做臣子的，就不能發表點意見？”不久，有傳聞說李陵曾帶匈奴兵攻打漢朝。漢武帝信以為真，便草率地處死了李陵的母親、妻子和兒子。司馬遷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第二年漢武帝殺了李陵全家，處司馬遷以腐刑。腐刑是個奇恥大辱，污及先人，見笑親友。司馬遷在獄中，又備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棰，幽于圜墻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司馬遷《報任安書》）。幾乎斷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資料，說：“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要寫部有關歷史書的夙愿，因此為了完成《史記》的寫作，忍辱負重，希望出現一線轉機。

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漢武帝改元大赦天下。這時司馬遷50歲，出獄后當了中書令，在別人看來，也許是“尊寵任職”，但是，他還是專心致志寫他的書。直到公元前91年（征和二年），《史記》全書完成，共得130篇，52萬余言這樣一個忍辱負重修史記，公正明理，不畏權勢，博古通今的偉大人物，怎能不讓人喜歡與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