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商為什么衰落
粵商、徽商、晉商、浙商、蘇商一道，在歷史上被合稱為“五大商幫”。
其中潮商與徽商、晉商，是中國歷史“三大商幫”。
晉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間的武士貜，武則天之父。
李淵父子從太原起兵時，木材商人武氏從財力上大力資助，李淵父子的就是憑借當時天下最精華的太原軍隊和武氏的財力開始奪取全國政權。
建國后，武氏并封為國公，地位等同秦瓊、程咬金等。
可以想象李淵父子當時從武氏那里得到多少財產，而武氏也從他最初聰明的政治投資中得到了巨大的回報。
其后還孕育誕生了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后的女皇武則天。
當然這是后話。
晉商成功的根源在于“誠信”和“團結”的商幫政策。
晉商的輝煌人物有喬致庸等。
晉商由于種種原因在清朝后期和民國時期衰落了，山西也開始在中國經濟舞臺上變的較為平淡，勉強說來自山西的商人也只能說一下孔祥熙、李彥宏、陳年和郭臺銘了 。
晉商文化也沒有被很好的保留，以致山西在全國范圍來說仍然處于落后狀態。
早在明末，一些山西商人即以張家口為基地往返關內外，從事販貿活動，為滿族政權輸送物資，甚至傳遞文書情報。
據《清實錄》載，天命三年(1618)，時有山東、山西、河東、河西、蘇杭等處在撫順貿易者16人，努爾哈赤“皆厚給資費，書七大恨之言，付之遣還”。
山西商人在關內外的貿易活動，對后金政權在物資上給予了極大的支持，后金政權對于山西商人也給予禮遇和重視。
山西商人對清統治者加強對蒙古地區的統治起到了配合作用。
后金崇德三年(1637)，皇太極曾命滿族貴族帶領100名內地漢族商賈，攜帶貨物到歸化城貿易。
清兵入關，軍費支出猛增，財政十分困難，對此，都察院參政祖可法、張存仁曾建言：“山東乃糧運之道，山西乃商賈之途，急宜招撫，若二省兵民歸我版圖，則財賦有出，國用不匱矣。
”因此，后金政權對山西商人多采用招撫政策。
順治初年，清政府將山西旅蒙富商范永斗召為內務府皇商，人在內務府，賜產張家口，受朝廷委托，往來關內外，歲輸皮幣內府。
清在統一全國過程中及歷朝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中，大都康熙中葉，清政府在平定準噶爾部封建主騷亂期間，曾組織一部分漢族商人進行隨軍貿易。
他們跟隨清軍，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販運軍糧、軍馬等軍需品，同時與蒙人做生意。
這些“旅蒙商”絕大多數是清廷命名為“皇商”的山西商人，還有一部分是直隸(河北)等地的漢族商賈。
他們為清軍的軍事行動保證了后勤之需。
當然，清政府也給予了這些商人獨占其利的經商特權，使他們大獲其利。
清政府與商人這種非常形式的結托關系，自然對清政府的政治和經濟政策的制定有著相當影響。
衰落過程第一、國勢衰微，對俄茶葉大戰晉商受挫清朝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和俄國政府確定把庫倫（烏蘭巴托）附近之恰克圖作為雙方商人的貿易點。
自此，恰克圖貿易日益繁盛。
嘉慶、道光（1796——1850）以來，中國從恰克圖輸往俄國的商品是以茶葉為大宗，其業務皆為晉幫商人所壟斷。
據統計，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1839）中國從恰克圖每年輸往俄國茶葉達8071880俄磅，價值800萬盧布。
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后，俄國以“調停有功”，脅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條約》、《中俄北京條約》，俄國政府不費一兵一卒，打開了侵略中國蒙古地區的通道，取得了沿海七口（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臺灣、瓊州）的通商權。
同治元年（1862），俄國政府又據《中俄陸路通商章程》取得了通商天津比各國低三分之一稅率等特權。
自此，俄商得以享受特權，深入到中國內地攫取物產和推銷其產品。
同治五年（1866），俄國政府又強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關的復進口稅，即免征茶葉的半稅，使俄商的販運成本大幅度下降。
據天津海關記載：咸豐十一年（1861）以前，一直是晉商壟斷著湖北、湖南的茶葉販運，他們將兩湖茶葉經陸路運往恰克圖銷往俄國。
但是從同治元年（1862）始，俄國商人已在上述地區建立茶棧，收購和販運茶葉。
由于俄商享有免除茶葉半稅的特權，又是水陸并運，俄商的販運路線是：將茶葉用船從漢口沿江而下運至上海，再沿海運至天津，然后走陸路經恰克圖販運歐洲，大大節省了費用，所以俄商販茶業務扶搖直上，從同治四年（1865）的1647888磅，到同治六年（1867）猛增至8659501磅。
而晉商販茶卻由于清政府的限制，不能享受水路運輸之便，并且要付數倍于俄商的厘金稅收。
例如，從湖北漢口販茶至張家口需經63個厘金分卡，所付稅金要比俄商多10倍，所以恰克圖晉商的對俄貿易也就日益衰落。
同治七年（1868），恰克圖的晉幫商號已由原來的一百二十家下降到四家。
晉商決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提出了“由恰克圖假道俄國行商”的方略，即“俄國到中國來奪我商利，我華商去俄國也另覓新途。
”（參見渠紹淼、龐義才《山西外貿志》）恰值其時，沙皇俄國照會清政府，聲稱恰克圖貿易日衰，要求開辟張家口為商埠和在該地設領事館。
張家口地鄰京都，清政府擔心被俄國辟為商埠和設領事后，危及京都安全和對蒙古地區的統治，便同意了讓晉商北上到俄國經商，以阻攔俄人南下辟張家口為商埠和設領事的要求。
清政府還對北上晉商酌減厘金，取消浮稅，以示體恤。
晉商得此便利，如虎添翼，便大力向俄國內地發展。
他們先后在俄國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克拉斯諾亞爾斯克、新西伯利亞等城市設立商號，與俄商展開了激烈的競爭。
在晉商向俄國內地進軍的第一年（同治八年，1869），即向俄輸出茶葉11萬擔，俄商直接販茶也是11萬擔，交手的第一回合晉商便與俄商扳成平局。
到第三年（同治十年，1871年），晉商每年輸俄茶葉已達20萬擔，較俄商直接販茶多一倍。
晉商對俄貿易是走陸路，以運費較高的駱駝、牛馬車等為交通工具，而俄商是憑借特權以運費較低的水陸并運來販運茶，晉商俄商之間的競爭條件優劣十分明顯，但晉商仍能在對俄貿易中占上風，如果不是清政府的腐敗，晉商在對俄貿易中是不一定會失敗的。
同治十一二年（1873），晉商為了節省運費，準備象俄國一樣把湖北茶經水路運至天津，再走陸路販到俄國，但清政府對晉商的這一計劃卻橫加干涉，并要對販茶走水路的晉商，仍按走陸路一樣收取厘金稅收。
世上哪有本國商人在本國販運本國貨物不能享受與外商同等待遇，反而要另加稅金的道理
但是，在清政府統治下的中國卻這樣做了。
清朝統治者倒行逆施，抑制華商的行徑，使晉商在與俄商的茶葉商戰中一開始就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加之俄商先后在漢口、九江、福州等地建立制磚茶廠，使用蒸汽機代替手壓機，所制磚茶成本低、質量高、產量大，而晉商制造磚茶仍是依靠手工作坊，其產品顯然不能與機器產品相比，晉商在磚條制作上又受到了俄商的排擠。
接著，中日朝鮮交涉事起，清政府推行“引俄制日”政策，使俄商在華勢力越發猖獗，先后控制了一些中國的產茶區。
在這種情況下，俄商直接販運中國茶數量猛增，達到年販茶六七十萬擔，而晉商下降到年輸俄國茶葉僅數萬擔。
光緒三十一年（1905），俄國西伯利亞鐵路全線通車，俄商經海參崴轉鐵路運輸不僅費用低，而且極為便捷，晉商對俄的茶葉貿易已經難以大規模進行。
晉商為了打開銷路，又采取了賒銷茶葉給俄中小商人的辦法，待他們將茶葉售出后，再返還茶款。
不料卻因此招禍：有些俄商是故意拖欠不還欠款，有些中小俄商因受國內大茶商的排擠或自身經營不善，還款無望。
晉商因此賠累甚巨，損失銀達62萬余兩。
晉商為了挽回損失，呈請清政府與俄國當局交涉，要求追回俄商所欠銀但是恐外媚外的清政府對晉商的呈請根本不予受理。
宣統元年（1909），俄國政府又突然違背兩國茶約規定，對在俄華商征以重稅，以排擠在俄經商的中國商人。
晉商遭此種種打擊，在對俄的茶葉商戰中終于失敗。
第二、政府腐敗，晉商投資礦業又遭重挫19世紀末，外國資本主義開始了掠奪山西煤炭資源的活動。
光緒二十三年（1897），英國福公司通過中國買辦劉鶚、方孝杰設立晉豐公司，準備開采山西盂縣、平定、澤州、潞安等地煤礦，后因遭到晉籍在京官員的反對，清政府黜退劉鶚等人，改由山西商務局與英商談判。
不久，山西商務局與福公司簽訂合同，福公司獲得了在山西平定等地開采煤鐵礦藏的權利。
光緒三十一年（1905），正太鐵路通陽泉，福公司派人到平定占山開礦，查禁民窯，霸占礦地，激起了山西人民和海外留學生的極大憤慨，爆發了爭回礦權運動。
在這場斗爭中，晉商積極參與，并舉行了罷市活動。
光緒三十二年（1906），日本東京發生了山西陽高縣留日學生李培仁蹈海事件。
李的蹈海和其數萬字慷慨激昂的《絕命書》，進一步激發了山西人民爭回礦權的斗爭。
英福公司感到在山西強行開采煤礦已不可行，便改為金錢訛詐。
開始以索取贖礦銀1100萬兩作為交出礦權的條件，但遭到山西代表的嚴詞拒絕。
最后以訛詐贖礦銀 275萬兩為條件，同意交出礦權，退出山西。
雙方議定，贖礦銀分四次交納，第一次先交贖礦銀的一半，由于贖礦銀數巨期短，而財政庫款無余，為了不失信于外人，保晉省名譽，山西當局便以地畝捐作抵押，由山西祁縣票號商渠本翹出面向山西各票號籌借此款。
英福公司聞訊山西票號準備墊支贖礦銀，便暗托與其有往來的銀行，收集在外之款，以困山西票號。
但山西票號不動聲色，旬日籌集銀 150萬兩，克獲全功，對此，外商固驚訝不已，而晉商在金融界之活動力也由此可見。
正如近人嚴慎修所說：“使當日票商不為助力，吾恐今之礦區猶在福公司之手，而英商勢力早已橫行于我山西之境內矣。
”晉商渠本翹為了確保利權，又于光緒三十三年（1907）與劉懋賞、馮濟川等紳、學界人士組建保晉礦務有限總公司，并由渠氏出任總經理，開采全省煤鐵礦藏。
保晉公司議定集股銀 800萬兩，實際集股 193萬兩。
如前所述，原來由渠氏出面向山西各票號籌措之贖礦銀，是以山西地畝捐作抵押，但是山西當局卻在1911年截留了全省地畝捐。
渠氏為了歸還向各票號籌借的贖礦銀，只好將保晉公司吸收到的股份資本銀挪還票號。
這樣，保晉公司從開辦之日起就因資金嚴重短缺，無法維持正常生產，致渠本翹被迫辭去總經理之職。
而山西當局所欠保晉公司之款，直到1916年幾經交涉，才要回現金60萬元，對其余欠款，山西當局以發給保晉公司一張“見義勇為”獎狀，一筆勾銷。
晉商積極參與山西人民的爭回礦權運動，千方百計出資贖回礦權，投資開辦山西近代最早、規模最大的礦業公司，但由于當時山西當局的壓迫，在資金上釜底抽薪，卻終不能有所作為。
第三、墨守成規，晉商四失機遇，終歸無法振作清末，晉商經營的山西票號已呈衰落狀態。
但在山西人中也不乏有識之士，他們認清了新的形勢，主張改革圖存。
可惜由于一些財東及總號經理的頑固和墨守舊法，以致四次失去發展的機遇。
例如，光緒二十九年（1903），北洋大臣袁世凱曾邀請山西票號加入天津官銀號，但山西票號拒不奉命。
光緒三十年（1904），鹿鐘霖為戶部尚書，奉諭組建大清戶部銀行。
鹿也邀請山西票號加入股份，并請出人組織銀行。
山西票號北京分莊的經理多數贊成鹿氏之提議，均躍躍欲試，但山西票號為獨裁制，重大事體必須請示總號定奪。
票號總經理多墨守成規，只知享現成福，毫無遠見，竟復函票號北京分莊經理，既不準入股，也不準派人參加組建，致坐失機緣。
后來，戶部銀行改由江浙綢緞商籌辦，致江浙財團后來居上。
不久，戶部銀行改組為大清銀行，再請山西票號參加協辦，無奈山西票號又不應召。
結果，山西票號始終未能參與國家銀行，第一次失去了改組銀行的機會。
光緒三十四（1908），山西蔚豐厚票號北京分莊經理李宏齡認識到山西票號若不順應潮流及早改革圖存，將在商界、金融界銷聲匿跡，因此改組票號為銀行是大勢所趨。
為此，他與渠本翹籌劃了票號改組的計劃，同時聯合京都的山西祁縣、太谷、平遙三幫票號致函總號，又請渠本翹到總號當面陳述票號改組銀行計劃。
其時，蔚豐厚、蔚泰厚、天成亨、新泰厚、蔚盛長票號為五聯號，財東同為介休侯姓，在五聯號中以蔚泰厚總經理毛鴻翙最有權威。
毛氏墨守成規，反對票號改組銀行，反而誣指李宏齡所議另有個人企圖，致李等再不能有任何行動。
宣統元年（1909），京都的山西各票莊通過各埠山西票莊再次提出改組銀行之議，漢口、蘭州、濟南等地山西票莊紛紛致函總號，要求改組票號為銀行。
無奈總號經理仍不為動，對各地之請束之高閣，票號改組銀行的計劃又告失敗。
晉商就第二次失去了改組銀行的機會。
辛亥革命發生，山西各系號均毫無準備，放出之款無法收回，而存款卻紛紛來取，山西票號蒙受嚴重損失，于是改組銀行之議重提，此時從前反對改組銀行最力的蔚泰厚票號總經理毛鴻翰業已醒悟，轉而支持票號改革。
1914年山西祁、太、平三幫票號聯合向北京當局提出申辦銀行之請，時國務總理熊希齡深知山西票號與一般商業有重大關系，對晉商之請給予支持，同意由政府出面擔保，按照“商借商還”的辦法，山西票號向奧商華利銀行借款 200萬磅，期限50年，利息六厘，作為開辦銀行之資。
不巧，熊內閣不日倒臺，又逢歐戰爆發，貸款之事成為泡影，山西票號又第三次失去了改組銀行的機會。
對外借款失敗，祁、太、平三幫票號聯合改組銀行計劃無法實施，于是平遙幫決定單獨進行，蔚泰厚總經理毛鴻翙，蔚長盛總經理閻子樵、蔚豐厚總經理張子康、新泰厚總經理侯某、蔚盛長總經理霍益亭、天成亨總經理范子生等擬從各自的票號中抽出若干資金作為基金，組織一大銀行。
然而此計劃始終未能實現，山西票號改組銀行的計劃終于第四次落空。
山西票號從光緒三十年（1904）以后，十多年的掙扎，四次錯過改組機會，終于無法振作。
清代晉商清代晉商的發展及衰落清兵侵入中原后，蒙古地區歸入清王朝統治，歸代城商業開始蒸蒸日上。
康熙中年，山西商人進入外蒙古草原貿易，松遼平原和內外蒙古草原，成為山西商人販運貿易的新市場。
當時，蒙漢貿易必須經過張家口和殺虎口（后改歸化城），俗稱東口和西口。
張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業是祁縣人范家開設的“興隆魁”，這個商業性的企業有職員 290多人（有的則說共有職員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國對外蒙和俄國貿易的第二大型企業。
在對蒙貿易的西口——殺虎口，山西的行商經常在大青山和西營一帶貿易，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顧，獲得了很高的利潤。
這些行商會說蒙語的被稱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開辦的“大盛魁”，從業人員達六、七千人，人們曾形容“大盛魁”的財產能用五十兩重的銀元寶從庫倫到北京鋪一條路。
在寧夏，著名的大商號多是萬榮、平遙、榆次、臨猗一帶的山西商人開辦，寧夏的名藥材枸杞半數掌握在山西人開的“慶泰亨”手中。
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寧為根據地活動于各州縣。
在北京，糧食米面行多是祁縣人經營；油鹽酒店多是襄陵人經營；紙張商店，多是臨汾和襄陵人經營；布行多為翼城人經營，鮮魚口以西有布巷，全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號“都一處”、“六必居”、“樂仁堂”等都是浮山、臨汾等山西商人首創和經營。
此外，山西商人還到四川、云南、貴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廣東等地貿易和經商。
廣州的濠畔街，多數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
“廣生遠”、“廣懋興”、“廣益義”等實際都是山西人在廣州開設的企業。
由海上出口茶葉，比如運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產地收購，運往廣州，由潮幫商人從山西商人手中購進再轉運南洋的。
至于長江中下游一帶，揚州的鹽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長江口出海與日本的貿易，也數山西人最為活躍。
山西商人還開拓了國外市場，從陸路對俄貿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個俄國城市，都有過山西人開辦的商號或分號。
在朝鮮、日本，山西商人的貿易也很活躍，榆次常家從中國輸出夏布，從朝鮮輸入人參，被稱作“人參財主”；介休范家，幾乎壟斷了對日本的生銅進口和百貨輸出。
在清朝統治期間，能夠興旺發達二百余年的商業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聶家、太谷的曹家，祁縣的喬家、渠家，平遙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臨汾的亢家，萬榮的潘家，陽城的楊家等等。
他們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貸者，又是大地主，都擁有極為雄厚的資本。
清代晉商衰落自身、內在的原因，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1句】：明清晉商是封建統治階級的附庸。
明初晉商藉明朝統治者為北方邊鎮籌集軍餉而崛起，入清后又充當皇商而獲得商業特權，清代又因為清政府代墊和匯兌軍協餉等而執金融界牛耳。
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終靠結托封建政府，為封建政府服務而興盛。
但當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時，山西商人也必然禍及自身。
如志成信票號，庚子事變后，曾將資本運往南省放貸，但辛亥革命中運往南省資金大多散失。
而清廷提銀刻不容緩，結果賬面上有應收銀 400萬兩，有應付銀 200萬兩，但實際上已無法周轉，被迫倒閉。
民國初年，債權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遙、祁縣坐索欠款，財東因票號損失慘重，已無力償還，只能賣房賣地，甚至逃匿他鄉，有的還淪為乞丐。
本守之”的傳統觀念，束縛了晉商的發展。
晉商資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屢見不鮮。
入清后，晉商購置土地者很是普遍。
有民謠稱：“山西人大褥套，發財還家蓋房置地養老少”。
此謂“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騎坐。
這句民謠反映了晉商外出經商致富后還家蓋房置地養老少的傳統觀念，在這一傳統觀念支配下，其商業資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資本發展的。
【第3句】：墨守成規，思想保守。
如前所述，隨著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舊有的商業模式被打破，加快改革，適應潮流，是求得自身發展的途徑。
但是，由于晉商中一些有勢力的財東和總經理思想頑固，墨守成規，以致四次失去票號改革機會。
【第4句】：近代企業的投資見效周期過長。
20世紀初，晉商中一些有識之士以高度熱情投資民族資本近代工業，但由于當時保礦運動的影響，其資本主要投入了投資額大、見效周期長、管理要求高、并受運輸條件制約的煤礦業，而不是投資少、周轉快、利潤高的棉紡、面粉、卷煙等輕紡工業，致使資金大量積壓，陷入困境。
晉商衰敗的原因
一,明清晉商是因清興而盛，因清忘而衰。
明初晉商藉明朝統治者為北方邊鎮籌集軍餉而崛起，入清后又充當皇商而獲得商業特權，清季又因為 清政府代墊和匯兌軍協餉等而執金融界牛耳。
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終靠結托封建政府，為封建政 府服務而興盛。
但當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時，山西商人也必然禍及自身。
如志成信票號，庚子事變后，曾將 資本運往南省放貸，但辛亥革命中運往南省資金大多散失。
而清廷提銀刻不容緩，結果賬面上有應收銀 400萬兩，有應付銀 200萬兩，但實際上已無法周轉，被迫倒閉。
民國初年，債權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 遙、祁縣坐索欠款，財東因票號損失慘重，已無力償還，只能賣房賣地，甚至逃匿他鄉，有的還淪為乞 丐。
二,“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傳統觀念，束縛了晉商的發展。
晉商資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屢見不鮮。
入清后，晉商購置土地者很是普遍。
有民謠稱：“山西人大 褥套，發財還家蓋房置地養老少”。
此謂“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騎坐。
這句民謠反映了晉商外出經商致富后還家蓋房置地養老少的傳統觀念，在這一傳統觀念支配下，其商業資 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資本發展的。
三,墨守陳規，思想保守。
隨著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舊有的商業模式已被打破，加快改革，適應潮流，是求得自身發展的途 徑。
但是由于晉商中一些有勢力的財東和總經理思想頑固，墨守陳規，以致四次失去票號改革機會，晉商 終于失去昔日光輝。
四,近代企業的投資見效周期過長 20世紀初，晉商中一些有識之士以高度熱情投資民族資本近代工業，但由于當時保礦運動的影響，其 資本主要投入了投資額大、見效周期長、管理要求高、并受運輸條件制約的煤礦業，而不是投資少、周轉 快、利潤高的棉紡、面粉、卷煙等輕紡工業，致使資金大量積壓，陷入困境。
晉商曾在中國歷史上灑下輝煌,他們的衰落盡管有著種種原因,外在的也好,內在的也罷,他們的衰落對后人來說無遺是一種深深的遺憾. 明清時代，中國封建社會的末期，在全國各地出現了一批以地域為中心，以血緣、鄉誼為紐帶，以相親相助為宗旨的，一種既親密而又松散，且是自發形成的商人群體——商幫。
著名的有山、陜、魯、徽、閩、粵、寧波等十大商幫，而這其中規模最大、實力最為雄厚的就是山西商幫。
它縱橫商界500年，經營項目“上自綢緞，下至蔥蒜”，幾乎百業俱備；足跡遍及華夏大地及周邊各主要國家；服務對象上達朝廷、官宦，下至鄉野、邊關；商路達萬里之遙，款項則匯通天下。
到清中葉以后，其所擁有的資本控制了中國北方的貿易和資金調度，而且插足于亞洲地區一些國家的金融和貿易，并且在明清兩朝的財政體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成為中國社會經濟生活中一支舉足輕重的強大經濟勢力。
然而就是這樣一支利傾朝野、鼎足華夏的商幫，發展到近代卻隨著清王朝的消亡而走向衰敗了。
是什么原因，使晉幫商人在清末民初由昔日輝煌繁盛而步入日暮途窮之路，最終一蹶不振
又是什么力量，將其徹底沖垮擊敗，直入衰敗的深淵，而在華夏經濟發展的歷史舞臺上銷聲匿跡的
中國社會步入近代以來，其社會的發展變化用社會史學家陳旭麓先生的話說，是“和中國古代那種靜態的、有很大凝固性的社會不同，中國近代是一個動態的、新陳代謝迅速的社會；和西方從中世紀到近代是通過自我更新機制來實現社會變革也不一樣，中國近代社會的新陳代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踵而來的外力沖擊，又通過獨特的社會機制由外來變為內在，推動民族沖突和階級對抗，表現為一個又一個變革的浪頭，迂回曲折地推陳出新的”。
（見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在這個過程中，無疑是必須與那個將世界所有古老國家卷入資本主義市場的西方資產階級及其所代表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接觸、來往、得到收益并促使自己獲得新生、重新發展的。
在這方面我們的先輩山西商人恰恰沒能做到超越自己而尋求新的發展機遇、開拓新的經營領域，而是囿于傳統，固守舊的傳統行業，失去一次又一次新的發展機會。
反思之一：19世紀中后期，山西商人沒有大規模投資于新式產業，是它的第一個禁錮失誤之處 二次鴉片戰爭之后，隨著中國同西方的經濟、貿易往來的逐漸增多，古代中國傳統的商業和產業發展受到了極大的挑戰，并逐漸形成了一種中國的經濟發展同西方經濟發展相銜接的趨勢。
在這種經濟發展過程中，19世紀的中后期，古老的中國大地上出現了第一批近代化的工礦企業。
興辦這些企業的有中外兩類資本來源。
據統計，至1894年，外商已在中國各通商口岸陸續興辦了100家近代工廠，擁有產業工人34000人，資本1972萬元。
中方的資金投入分為國家資本和私人資本兩部分。
國家資本主要是指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至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失敗為止，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洋務派為主興辦的大小50余家近代軍用、民用工礦企業和交通運輸業，資本總額2263萬元，占1895年整個工礦企業（包括外國在華企業）總資本的45．22％，生產工人總數34000至40810人，占同年近代工礦企業工人總數的37．33至41．62％。
私人資本即民族資本，據估算，至1899年為止所辦近代工礦企業180家，原始資本總額約計銀470萬兩，其中近代工業約300萬兩，近代礦業約170萬兩，工人總數約3萬。
據孫毓堂先生《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輯下冊，第1166～1172頁）的數據估算，買辦及買辦商人，占早期民族資本近代工礦企業主創辦人的
【第35句】：8％，是民族資本和民族資產階級的主要來源。
那么，買辦這個階層的收入共有多少呢
據有關專家的估算統計，從1840到1894年買辦收入共約4．9億兩白銀。
到甲午戰爭以前，買辦50多年的收入總額，差不多相當于19世紀4O到6O年代間清政府10年的全國財政收入的總和。
從孫毓棠先生編著的《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中，我們還可以看出，在早期民族資本的投資人數比例上尚有30．86％的官僚地主；18．52％的一般商人和各為7．41％的手工作坊主和華僑商人，可見民族資本和民族資產階級的來源也是多元的。
現在要問的是，作為舊式商人的山西票號是否具備近代產業投資的條件和實力。
日本的橫濱正金銀行北京分行代理行長澤村榮太郎在清末曾作了一次調查，統計共有票在33家，資本總額約為4000萬兩，但他只舉出30家的名字，而且資本合計只有1070萬兩。
這恐怕只是山西票商在京的經營資本，而票號資本家（指財東）的全部家產（固定資產）以太谷曹家、祁縣喬家、渠家、介休侯家、榆次常家等估算都在幾百萬兩至上千萬兩之間，以保守數字500萬兩計算，30家至少在1．5億兩白銀左右。
這樣一筆龐大的資產，又有多少投入到近代新式產業中呢
依筆者日前收集到的資料而言，直到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祁縣票商財東渠本翹才以5000兩白銀將官辦的晉升火柴公司盤過來，注入資金，更名為雙福火柴公司，這是近代山西第一家民族資本工業。
到1906至1908年，渠本翹、劉篤敬才從英國福公司手中收回山西礦權，創建成了規模較大的股份制的山西保晉礦務公司。
此時已落后于那些閩粵、浙滬出身于買辦而后轉化為民族資本家的先行者們30～40年矣。
在整個19世紀的中后期，山西商人將祖先幾代人積累下的財富除用于創辦票號業，為封建朝廷、權貴服務外，富商巨賈們都將大量金錢揮霍浪費掉了，家家過著帝王船的窮奢極侈的豪華生活，而竟沒有一家投資于近代企業。
到了20世紀初，山西商人倒是有收回英商福公司、創立保晉公司、抵制洋商、挽回利權的驚人之舉，而此時洋人與我已是雞犬之聲相聞，僅拒之于娘子關外，絕說不上是匯入近代史主流的曠世之功，至多是小國寡民閉關自衛的淺薄見識而已。
我們仔細考察一下近代資本主義各國的興衰嬗替，而不拘泥于一時的歷史現象，就會發現：凡是不經工業發展為基礎的商業繁榮，是不能持久的，而只能成為過眼煙云。
故此，在19世紀后半期沒有大規模地投資于新式產業是山西商人的第一個禁錮失誤之處。
反思之二：19世紀末，平、太、祁三幫票號的中心沒有隨著全國經濟、金融中心南移上海，是山西商幫的第二個禁錮失誤之處 1842年上海開埠以來，逐漸成為“泰西通商互市之區，日與西人酬酢”之地。
世界近代化的大潮一浪接著一浪拍擊著太平洋西岸這個葦獲蕭蕭、漁歌晚唱、荒涼偏僻的濱海小縣，進而發展為萬商云集、五光十色的國際性大都市。
西方各國爭相把自己的發展成果拿到這里來展示、炫耀，長開不息的“萬國博覽會”無疑為上海提供了各種近代化發展的模本。
租界是嵌在上海的一塊資本主義自由發展的飛地，盡管它只是一個袖珍型的西方社會模本，但對于古老的中國來說，卻無疑代表著一個全新的世界。
一片陌生的天地，足以向國人展出其全部的文明成果。
不僅是工業生產、經濟貿易、金融信貸，乃至市政管理、社會生活、精神文化的各個領域，上海居民沒有一天不受到西方文明的挑戰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影響。
其結果，就如馬克思在《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一文中所述，造成中國“歷來僅有的一次社會革命——封建宗法制的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躍遷”。
開埠以后，上海人一開始就敢于沖破語言障礙，直接與洋人頻繁地接觸、交往，進行經濟貿易和文化的交流。
上海人在這方面積極的、外向的、進取的心態，促進了大批近代新型人才的成長，也促使上海成為近代中國的經濟、金融、貿易中心。
就在上海面向世界，拼命學習外國的長技、西學之時，山西商幫票號的那些字號諸執事，“泄汝沓沓，大夢未醒，問以時事之變遷，商務之消長，皆似隔靴搔癢，于己無關”。
一些諸如蔚泰厚票號北京分號經理李宏齡之類的有識之士面對總號財東、經理們與時事相背的決策，給晉商發展帶來的損失，多次建議總號財東、總經理等人每年至少到各埠視察二次，借以了解世界各國知識，中外市場形勢，進而說：“各國各君且有至各國游歷者，所以日進富強。
現在銀行林立，互相爭勝，若不細心講求，何以自主
”在這種形勢下，李宏齡更進一步認為：票號要立于不敗之地，要使晉商在金融市場上的權益不致喪失殆盡，全體票號必須聯合起來，組織一大股份銀行，作為票號的后盾。
然而，李宏齡的積極建議，卻被平遙幫票號蔚泰厚總經理毛鴻瀚極力阻攔并誣“銀行之議，系李某自謀發財耳，如各埠再來函勸，毋庸審議，徑束高閣可也”。
這以后，部分山西票號商人雖有改設銀行的議舉，但因種種原因均未成功，喪失了重振和復興的時機。
而在太谷票商武佑卿家中擔任私塾教師的劉大鵬所看到的事實卻是：“及觀（當地）富家，無論男婦長幼，率皆黎明方寢，日落才起，即早起亦在午后。
……惟是飽食終日，處高樓大廈之中，求沃壤膏腴之土，以備終夜呼吸”。
據票號經理人員的回憶，當時著名的大富豪如平遙五聯號財東介休賈村侯家，首家票號日升昌財東平遙西達蒲村李家，太谷曹家的后代們大多耽于吸食大煙的惡習，不理號事。
率先將東家的西裕成顏料鋪改組為日升昌票號，而被幫內同仁贊譽為“拔乎其萃”的票號鼻祖雷履泰，其后代子孫大都才能平平，非但無法繼承其祖先的事業，而且也一個個染上了大煙癮，家道逐漸敗落，至其玄孫雷東陽時，竟將其家產變賣一空，甚至連祖墳上的石碑也賣與他人，最后至1921年流落街頭，活活餓死。
如果說在19世紀80年代，在上海灘，金融勢力還是呈現出外國銀行、錢莊、票號三足鼎立之勢的話，到20世紀20至30年代，已變為外國銀行、錢莊和中國新式銀行而無票號立足之地了。
由此斷言，19世紀末20世紀初，平、太、祁三幫票號的中心沒有隨著全國經濟、金融中心南移上海，是山西商幫的禁錮失誤之二。
反思之三：與寧波商幫相比，不能開拓新的活動區域和經營項目，尤其是在培養后代人才上的失誤，是晉商的第三個禁錮失誤之處 鴉片戰爭后，中國傳統的商品流通線路開始發生變化，上海取代廣州成為我國海上對外貿易的中心，并逐漸形成了以上海為核心的沿海和長江中下游各通商口岸之間的流通網絡。
形成較晚，崛起于明未清初，以寧波府所屬鄞縣、奉化、慈溪、鎮海、定海、象山六縣為主的寧波商幫，在上海開埠之后，以毗鄰上海的地利優勢，異軍突起，后來居上，很快成為來滬經商而最有手腕和力量的幫口之一。
寧波商幫資本家因生長在通商口岸，從小受歐風美雨的資本主義經營思想的熏陶，具有西人經商手腕和現代技術專長，其最大的特色是對新生事物極為敏感，能夠抓住機遇，不斷地更新經營項目，開拓新的活動區域。
上海開埠之后，隨著社會風尚的變化，市場需求也有了新的變化，寧波商幫預感到并看準了這種變化的趨勢，在保持傳統的銀樓業、藥材業、成衣業、海味業等行業特色的同時，不失時機地更新經營項目。
如寧波幫的支柱行業沙船販運業最繁盛時期是咸豐、同治年間，自歐美輪船航運侵入后，寧幫商人在沙船余勢未衰之時，慧眼獨具，轉而經營輪船航運業。
創辦于1895年的外海商輪局、永安商輪局，1909年的寧紹商輪公司和1913年的三北輪船公司便是這一應變的產物。
發達的錢莊業和銀行業，是寧幫得以發跡和臻于鼎盛的又一支柱行業。
19世紀末，經營錢莊的寧幫商人意識到錢莊將被銀行所淘汰，便千方百計，竭盡全力設法插足其內。
我國第一家民辦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籌備時，寧波籍商人嚴信厚曾自愿要求將所設的票號和各埠分支店改組加入。
此事雖未成功，然嚴信厚、朱葆三、葉澄衷等寧波巨商均成為該行總董，在“權歸總董，利歸股商”的原則下，掌握著該行業務經營的實權。
以后在上海、北京、天津及全國各通都大邑相繼組建的多家銀行中，均有寧波商幫涉足投資和經營。
1934年，浙江興業銀行在一份調查報告中說：“全國商業資本以上海居首位，上海商業資本以銀行居首位，銀行資本以寧波人居首位。
”此話絕非虛語。
“滬地為寧商輔集之區”，寧波商幫旅滬經商者不下數十萬人，即使在日寇占領、經濟蕭條的1941年，寧波人在上海經營的工商企業仍達2230家。
他們還適應市場需求，開拓從事許多勞務性商品的經營活動。
其及時更新、全力經營的項目有進出口貿易、五金顏料行、鐘表眼鏡業、呢絨洋布業、日用百貨業、西藥業、房地產業、保險業、證券業、公用事業和新式服務業等眾多的新興行業。
從鴉片戰爭后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寧波商幫順應時代潮流，抓住歷史發展的契機，在發達的錢莊業和銀行業的鼎力相助下，商業、金融業、工業、航運業緊密結合，相互為用，經濟實力空前強盛，商界地位顯著提高，甚至連孫中山先生都對寧波商人極為贊賞，曾說：“寧波人對工商業之經營，經驗豐富，凡吾國各埠莫不有甬市人事業，即歐洲各國，亦多甬人足跡，其能力與影響之大，固可首屈一指也。
”20世紀40年代末，寧波商人正處在鼎盛時期，由于社會環境的急劇變化，大批寧波商人又劈波斬浪遷徙海外，在香港、澳門、臺灣、日本、東南亞和歐美各國，抓住機遇，奮進不息，重開新業，使海外經營的業務不斷開拓發展，由海內最富走向海外致富。
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香港的兩位世界船王董浩云、包玉剛；香港的娛樂界巨子，以《清明上河圖》為藍本，建筑宋城，承辦香港最大游樂場——荔園的邱德根；曾出任過香港貿易局主席，現為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安子介；出資舉辦應氏杯圍棋邀請賽的臺灣省寧波籍商人應昌期等等，不一而足，舉不勝舉。
令人欣慰的是，老一輩寧波商幫的子女，大都接受過高等教育，他們或繼承父業，或另求發展，新人輩出，代有強人，在海內外大展宏圖，成為海外華人經濟圈中舉足輕重、不可或缺的經濟力量。
相形之下，貽誤時機，不能開拓新的活動區域和經營項目，尤其是在培養后代人才上失誤，是晉商的第三個禁錮失誤之處。
禁錮即束縛、限制之意。
令人深深遺憾的是禁錮晉幫商人的既不是官府，也不是洋人和其他商幫，而恰恰正是晉商自己，是他們的眼光、思路、視野以及人才的素質將自己禁錮在太行山下、汾水河畔的一個又一個深宅大院之中。
當窮困之時，他們能夠超越他人，又無反顧地走西口，踏沙漠，溯江河，尋求別樣的世界，創造嶄新的生活。
問題是富足了以后，不是繼續開拓新的領域，尋求更新的生活，而是蓋起了一個又一個的大院，五年、十年、幾十年、一百年不停地修建著，使自己和子孫世世代代扎根、廝守于這片黃土地上。
時光流逝，沖淡了晉商創立的輝煌業績，沖淡了他們衰落、屈辱、慘痛的記憶，時光只留下一個個散落在三晉大地上的民居大院。
難道作為后人的我們，只能是綴串起這一個個珍珠，向世人炫耀我們的祖上也曾風光過就足以了嗎
什么時候才能重新鑄起新一代晉商的輝煌呢
這才是研究晉商歷史的真實所在。
晉商發展的原因
不顧明廷封鎖邊關的禁令，與剛剛崛起的滿族后金政權的官民進行頻繁的貿易活動，向他們提供各種緊缺物資，為清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馬功勞。
清廷入主中原后，這八家旅蒙晉商受到清世宗雍正帝的接見，“承召入都，宴便殿，蒙賜上方服饌”，并被封為“內務府皇商”，獲得特準經營壟斷性商業，以及向官府資金借貸等特權，成為聲震蒙古草原的大皇商。
對明朝來講稱之為國賊不為過。
這就是山西商人在國家和民族受到外來侵略時候的所作所為
見利忘義。
當然你也可以認為這促進了民族融合大統
晉商民俗發展過程
在中國明清時期，晉商是國內最大的商幫，足跡遍及世界各地，稱雄商界500年。
其經營資本之雄厚，活動區域之廣泛，在世界商業史上是罕見的，是當時唯一可與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猶太商人相媲美的國際商貿集團。
清道光初年，晉商的杰出代表、平遙商人雷履泰審時度勢，順應經濟發展的需要，首創票號，建立了以匯兌、存放款和信貸業務為主的金融體系，開創了中國匯兌業之先河。
幾年之后，票號發展到40多家。
這些票號的總號都設在平遙、祁縣、太谷三縣，分號則遍及全國各地，形成了中國金融史上財力雄厚、陣容強大的平、祁、太三大票幫，金融界稱之為山西票號或西幫票號。
數百年來，山西票號馳騁商海，號稱匯通天下，執全國金融之牛耳，創造了海內最富的奇跡。
晉商輝煌的歷史功績，在于推動和造就了明清時期中國社會經濟的繁榮，同時對于促進社會進步和民族文化的發展與交流，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晉商民俗文化作為中華民族文化的組成部分，在其發展與形成的過程中，和晉商的商業經營活動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
晉商的興起山西地處內陸黃土高原，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之一，曾經孕育了古老的中華文明。
山西這塊多民族雜居的黃土地，由于經歷了長期的歷史變革，在漢族文化與北方少數民族文化的不斷碰撞和融合的過程中，形成了厚重的文化積淀，產生了悠久而燦爛的黃土文化。
在數千年傳統文化的熏陶下，山西人不僅具備古漢民族重禮義、守信用、尚儉約的良好素質，而且具有少數民族剛毅豪爽、勤奮耐勞和自強不息的個性特征。
這些獨特而鮮明的性格特點，后來不僅成為晉商精神的主要內涵，也是晉商興起的人文基礎。
黃土高原“天寒地瘠，生物鮮少”，自然環境惡劣，一方水土難養一方百姓。
為了生計，山西人很早以前就開始了經商活動。
據考古發現，早在商周時期，就有作為貨幣的金屬鑄貝在山西流通。
晉文公重耳主政時，實施“輕關易道，通商寬農”政策，鼓勵農商發展，從而使晉國很快強盛起來，晉文公也成為春秋五霸之一。
秦漢時期，山西境內南北關市十分發達，漢族與匈奴的互市貿易非常活躍，到隋唐至宋元時，山西手工業、商業的發展水平已居于全國領先地位，河東鹽業、潞州絲織、冶煉和販運貿易都有長足的發展，一批富商大賈應運而生。
武則天之父，山西文水人武士彟，就是隋唐時著名的木材商人，曾資助李淵太原起兵，后被封為應國公。
并州商人張永德，經商致富，家資萬千，宋太祖趙匡胤娶孝明皇后時，曾“出緡錢、金帛數千以助之”。
元代時意大利人馬可·波羅在中國經商，曾在《馬可·波羅游記》中記載：太原府工商頗盛，這一帶的商人遍及全國各地，有商人至印度通商謀利，獲得巨額利潤……。
但是，明清以前的山西商人雖然相當活躍，然而總體上并未形成商幫，在國內尚無突出地位。
晉商作為縱橫商界的勁旅，真正崛起走向世界，成為著名的國際商貿集團，是在明清時期的500年間。
明清時，由于兩朝政府相繼實施了一系列寬農恤商政策，商品經濟的發展進入了新的高峰。
山西商人憑籍有利的地理條件和自身獨特的人文素質，利用不同歷史時期提供的各種發展機遇，不斷開拓進取，先后經歷了幾次較大的發展高潮，終于登上成功的巔峰。
晉商第一次較大的發展是以明初及明中葉前后的鹽商興起為標志的。
當時，明政府為了給北方邊陲九鎮籌集軍餉，先后推行了開中制和開中折色。
山西商人利用靠近九邊重鎮的地理優勢，捷足先登抓住歷史機遇，靠倒販糧食或納銀換取鹽引，集糧商、鹽商于一身，進行營銷活動。
他們先以九邊市場為活動基地，后逐漸向兩淮、長蘆、四川、福建等主要產鹽區擴張，進而以全國最大鹽業集散地揚州為中心，積極擴大營銷區域，終于成為足跡遍于南北，財力最為雄厚的鹽業集團，并出現了大批世代以鹽、糧為業的豪商望族。
如太原閆氏家族，蒲州張氏、王氏家族和稍后發跡的平陽亢氏家族都是鹽、糧大賈，財雄勢大，亦官亦商，在全國很有影響。
入清以后，清政府多次出兵平息邊疆地區的叛亂活動，鞏固了邊防，出現了相對統一和比較穩定的政治局面。
與此同時，又頒布了一系列與發展、開發邊疆農牧業生產相配合的寬商措施，三令五申整頓稅關，減免商稅，為明中葉以后崛起的山西商幫的經營活動提供了政策保障。
隨著北部廣大地區經濟的開發，邊貿互市市場日漸繁榮，以邊地貿易為主的山西邊商集團抓住又一次歷史機遇，迅速由大漠之南向漠北、漠西和東北地區的市場擴張，成為深入俄、蒙，壟斷北疆邊地貿易的旅蒙商業勁旅。
旅蒙商團崛起，標志著明清晉商第二次較大發展。
當時，位于中俄邊境的恰克圖城（中方叫買賣城），是中俄貿易的重要商埠，清道光極盛時期貿易總額近2000萬盧布。
在長達兩個世紀的貿易中，晉商始終保持了壟斷地位，太谷曹氏、榆次常氏、祁縣喬氏、汾陽牛氏和大盛魁等商號實際上承擔了中俄貿易的全部重任，為晉商各界積累雄厚的商業資本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晉商各大商幫經歷了從明至清數百年的發展歷程，到清康、乾年間資本積累已進入鼎盛時期，各商號之間大額現銀超長距離的頻繁調撥，靠鏢局運現既費時又不安全，顯然已不是解決問題的萬全之策。
當時，雖然在各家總號與分號之間也開始使用會票結算，設在各地的帳局、錢莊也承攬當地的存放款業務，但仍不能解決異地存放款和匯兌的實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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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三年，精明的平遙商人雷履泰在使用內部會票的基礎上，把當地存放款和遠距離匯兌業務結合起來，從兼營會票到專營會票，創立了中國最早的經營埠際匯兌和存放款業務的金融機構——票號，并在各大商埠廣設分號，不斷擴大信貸與匯兌業務。
隨之，晉中各縣商人競相效仿，票號蜂起，很快形成平遙、祁縣和太谷三大票幫。
票號的創立，完成了由商業資本向金融資本的轉變，是晉商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十九世紀中葉，晉商票號進入輝煌的發展時期，山西行省因商而富，咸豐年間以后由天下窮省而一躍為天下最富。
商風與民俗的關系通常所說的民俗，一般是指民間的風俗，即一個地域的風土人情和生活習俗等等。
實際上，這只是狹義民俗；廣義的民俗還應該包括精神方面的文化理念，即精神生活習俗。
民俗的起源和流傳很久遠，有的流布區域很廣，現在民間普遍存在的歲時節日民俗，如元宵節，古時就叫上元節。
元宵之夜叫元夜，入夜時分，戶戶懸燈結彩，處處燃放煙火，各種游戲和社火活動走街串巷，異常熱鬧。
無論士人百姓，都要結伴外出觀燈、游玩，青年男女也趁元宵之夜談情說愛。
宋代文學家歐陽修寫道：“今年元夜時，月與人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濕春衫袖。
”還有一首民歌《五哥放羊》，歌中唱道：“正月里，正月正，正月十五掛紅燈。
紅燈掛在大門外，單等我那個五哥上門來……。
” 但是，民俗的形成受地域環境和特定行業經濟生活的影響，不同地域、不同行業的民俗只是在某些地方和某些行業的群體中流傳。
俗話說“十里鄉俗不同”、“隔行如隔山”，這就是說，民俗文化具有明顯的地方性和行業性特征，如南方人愛吃大米，北方人愛吃面食，江浙一帶人愛吃甜的，湖南和四川人愛吃辣的，而山西人卻喜歡吃酸的……就行業而言，其職業習俗也都不盡相同，如拍賣行在交易時舉槌唱價，槌落成交；騾馬市的討價還價，在袖中或衣襟底下秘密進行……晉商的活動，因經營范圍廣泛，各行各業有許多不同的行規鋪約，都屬于晉商民俗文化的組成部分。
民俗的流傳，主要是靠代代相傳沿襲下來，其內容和形式都有一定的連續性和相對的穩定性，許多生活習俗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如婚喪禮儀。
但是，民俗的流傳是在動態中進行的，隨著歷史的變遷和地域的變化，移風易俗從未間斷，民俗在流傳的過程中經常發生變異。
一些陋俗在歷史的進程中逐漸消亡，新的習俗又隨之產生。
如千年相襲的一夫多妻制和近親婚配習俗，在全國解放以后己經絕跡，一夫一妻制和自由戀愛己演變成新的習俗。
“非典”過后，有些人擯棄了吃野生動物的習慣，一些新的衛生習慣又將逐步形成。
晉商民俗也是在本土民俗的變異中逐漸形成的。
當晉中商人外出闖蕩、初涉商海時，本土的民俗文化仍然在影響并規范著他們的心智素質和行為舉止。
而在長期的商務活動中，由于商業自身的需要和異地多種文化心理的滲透與融合，他們的經營觀念不斷的變化，無形地在豐富和發展本土民俗的內涵，逐漸形成了既有深厚本土民俗的歷史底蘊，又兼容異域風情特色的晉商民俗文化。
晉商民俗文化形成的過程是十分漫長的，大約在19世紀中葉，晉商民俗文化才日趨成形。
當時，正是晉商事業鼎盛時期，山西是全國數一數二的富庶之省，號稱海內最富。
位于晉中平川的平遙、太谷、祁縣、榆次等縣乃晉商故里，尤其是票號總號所在地的平遙、太谷、祁縣三縣，晉商大賈比比皆是。
晉中商人走南闖北，逐利四海，“走遠方，積金錢，夸耀閭里，外則車騎，入則廣廈，交接縉紳”，子弟中學商己成風氣。
他們賺取了大量錢財，除一部分用于投資商業，絕大部分運回故鄉，或捐納官銜，或揮霍無度，過著奢侈浮華的生活，新的晉商民俗隨之而產生。
晉中富商的創業始祖大都出身寒微，靠闖關東、走西口起家。
創業之初，崇尚儉約，待事業有成，發跡成為巨商富戶之后，其后代子孫的治家理念和生活習俗己經發生了很大變化。
先是不惜重資大興土木，修建豪華宅第，一座座晉商大院鱗次櫛比，樓閣亭榭交相輝映，規模之宏大，構筑之精巧，堪與皇家宮庭媲美。
其建筑格局既繼承了北方傳統民居的特點，又融入了南方園林和歐式建筑的風格。
其次是花錢捐官納銜，竭力攀官結貴，提高門庭。
平遙日升昌財東李氏家族，男姓多捐有文武官銜，女姓也捐有“宜人”、“夫人”等虛銜，不僅在世者捐，甚至連去世多年的曾祖父、祖父也都捐了官銜。
捐官之風己在晉商中相沿成俗。
晉商在家業興旺時，生活奢侈己成時尚。
在一些晉商家族中，擺排場比闊氣蔚然成風，凡大富人家都雇有許多傭人、丫環和老媽子，衣食住行都十分講究，婚喪禮儀極為排場。
有的人家還養著戲班，聘請保鏢，有家丁護院，白天睡大覺，黑夜打牌抽大煙。
有些紈绔子弟爭相斗富，無所不為，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
但是，在晉商家族中，生活習俗的變異畢竟是晉商民俗文化中的一部分，此時的晉商，商業思想相當先進，重商立業、誠信義利的人生觀、價值觀己經成熟，經商之術己趨于爐火純青，經營管理制度更加規范，具有現代科學管理特色和推動社會進步意義的新的商德商俗己經形成。
晉商大賈都十分注重教育，以學輔商，子弟多入學讀書，學而優則從商。
同時，還對職工進行創業傳統教育和業務培訓，以提高職工素質。
晉商財東深諳得人者昌的道理，在選人用人方面注重唯才是舉，量才錄用。
學徒經選拔入號后，還要經過三年嚴格考核，優者委以重任，劣者淘汰回家。
在經營管理方面，采用兩權分離的經理負責制，勞資并重的分配制度和嚴格的管理機制……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所有這些內涵極為豐富的經營理念，都是在長期的商務實踐中約定俗成，逐漸演變形成的，既是晉商民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晉商稱雄商界500年的成功之道。
山西省太原市科技館觀后感
送裴相公上原 唐?王建還攜堂印向并州，將相兼權是武侯。
時難獨當天下事，功成卻進手中籌。
再三陳乞壚煙里，前后封章玉案頭。
朱架早朝立劍戟，綠槐殘雨看張油。
遙知塞雁從今好，直得漁陽已北愁。
邊鋪警巡旗盡換，山城候館壁重修。
千群白刃兵迎節，十對紅妝妓打球。
圣主分明交暫去，不須高起見京樓。
送狄尚書鎮太原年代：唐 作者：姚合 體裁：五排授鉞儒生貴，傾朝赴餞筵。
麾幢官在省，禮樂將臨邊。
代馬龍相雜，汾河海暗連。
遠戎移帳幕，高鳥避旌旃。
天下屯兵處，皇威破虜年。
防秋嫌壘近，入塞必身先。
中外恩重疊，科名歲接連。
散材無所用，老向瑣闈眠。
太原早秋 作者:李白 朝代:唐 體裁:五律歲落眾芳歇，時當大火流。
霜威出塞早，云色渡河秋。
夢繞邊城月，心飛故國樓。
思歸若汾水，無日不悠悠。
除夜宿太原寒甚 作者:
【于謙】 年代：
【明】寄語天涯客，輕寒底用愁。
春風來不遠，只在屋東頭歐陽修地靈草木得余潤，郁郁古柏含蒼煙。
并州自古多豪杰，戰爭五代幾百年。
飲馬長城窟行 陳琳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
往謂長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
原創]七律 我愛汾河景色美藍天白云映碧水，錦鱗嬉戲草魚肥，更有泳者搏巨浪，白鷗灰鸛空中飛。
河心綠島柳絲垂，岸邊國槐枝葉翠，游人情侶憑欄眺，盡收美景身心醉 。
:[原創]七律 我愛汾河景色美心醉汾河古渡邊,殘陽如血柳徘徊.細思晉陽多壯士,千古留名歷代傳.而今冬泳寫新史,傲雪紅梅領頭前.莫笑吾輩不燦爛,國盛家旺自坦然!原創]七律 我愛汾河景色美我愛汾河景色美，綠水如蔭魚兒肥。
晚渡殘陽水中墜，柳絲隨風惹人輝。
冬泳人兒碟姿躍，七亭再造勇士篇。
我輩英豪多壯士，汾河美歌晨光編。
[作者]：元好問[體裁]：五律[年代]：元八月并州雁，清汾照旅群。
一聲驚晚笛，數點入秋云。
滅沒樓中見，哀勞枕畔聞。
南來還北去，無計得隨君。
《游天龍山》〈一〉為求清凈選林泉，高踞青崖避世閑。
無奈禪門香火旺，紅塵滾滾繞群山。
〈二〉松花相簇柳溝深，五月山風透密林。
不是春青留不住，只緣好景要更新。
〈三〉幽徑蜿蜒剪翠開，橫崖滯水掛蒼苔。
清濯亦愛山泉小，一路潺潺做伴來。
詠太原晉祠難老泉一灣碧玉瀉懸山， 閱歷滄桑千萬年。
鏡面斜侵周柏影， 波光倒映晉祠檐。
張郎塔蘊傳奇事， 不系舟藏莊叟玄。
泉畔清游秋氣爽， 詩脾釀出境澄鮮。
鷓鴣天-謝山西眾友千里龍城來相會, 美酒佳肴香滿堂. 平遙古城驚坐馬, 喬家觀后不逞強. 同窗友,待客忙.情意凝在笑眉上. 黃河滾滾東逝水, 難比師兄義深長.七律.天龍山韻(新韻)群山環抱舞雙龍，萬里松濤蕩碧峰。
霧繞云飛鷹展翅，風蕭泉涌雁擊空。
鐘靈圣地高觀境，聚秀瓊閣避暑宮。
五帝三皇開物主，晉陽自古露崢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