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詩歌的風格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重要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白居易詩歌的風格是什么樣子的呢？今天小編就為大家分解分解。

白居易作詩2800余首，有“詩王”之稱。他將自己的詩歌分為四類，諷諭詩之外，還有閑適詩、感傷詩、雜律詩，前兩類體現著他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

白居易的詩，在他在世時便已廣泛流傳，甚有影響，使他頗感自豪。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說：“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仆詩者；土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仆詩者。”元鎮也說白居易之詩，“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馬走之口無不適。至于繕寫模勒街賣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白居易的詩在當時流傳廣泛，上自宮廷，下至民間，處處皆是。一個人的詩作，在當代即產生這樣的社會效果，在古代是極少見的。不但如此，白居易詩當時還獲得了很大的國際名聲和眾多的國外讀者，日本、新羅（今朝鮮）、日南（今越南）等國，都有傳寫。據史料載，當時日本嵯峨皇就曾經抄寫過許多白居易的詩，藏之秘府，暗自吟誦。白居易的詩歌在日本的影響最大，他是日本最喜歡的唐代詩人，在日本的古典小說中常常可以見到引用他的詩文，可以說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國唐代詩歌的風云人物。契丹國王親自將白詩譯成契丹文字，詔番臣誦讀。

白詩對后世文學影響巨大，晚唐皮日休、陸龜蒙、聶夷中、羅隱、杜荀鶴，宋代王禹偁、

梅堯臣、蘇軾、張耒、陸游及清代吳偉業、黃遵憲等，都受到白居易的詩的啟示。

從白居易一生仕途看，雖多為官，但總不順利，老是處于一種憂憤不安的狀態中。作為一個詩人，卻成就極大，可以說名動朝野，甚至婦孺皆知。大概因為他青少年時期的顛沛流離和以后的數次被貶，多為外官，經歷極廣，對社會有較深刻的了解，才使他得以成為千古不朽的大詩人。在詩風上，繼承了《詩經》、樂府古詩和杜甫歌行的優良傳統，又采用了當時民歌的自由句法，形成了自己帶有創造性的風格。

白居易的主要作品有：《長恨歌》《琵琶行》《賦得古原草送別》《錢塘湖春行》《暮江吟》《憶江南》《大林寺桃花》《同李十一醉憶元九》《直中書省》《長相思》《題岳陽樓》《觀刈麥》《宮詞》《問劉十九》《買花》《自河南經亂關內阻饑兄弟離散各在一處因望》等。

　　白居易詩歌的風格

（一）通俗

敘事直切，描繪真實，明白曉暢，平易淺顯，叫做通俗。

白居易有意識地追求通俗。蘇軾評之曰“白俗”，王安石評之“白俚”。高棅在《唐詩品匯總序》中美之為“務在分明”。清代的沈德潛稱之為“淺易”、（《說詩晬語》）“平易近人”（《唐詩別裁評語》），宋代惠洪《冷齋夜話》云：“白樂天每作詩，令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易之。”可見白居易的通俗，是經過修改加工的產物。白居易的好友、新樂府運動的參加者張籍的詩，也平易曉暢。王安石在《題張司業詩》中說：“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則容易卻艱辛。”這就表明，通俗是來之不易的。

在唐代詩人中，從理論到實踐都提倡通俗的，是白居易和元稹。他倆是詩友，又是摯友，世稱元白。他們是新樂府運動的倡導者，由于他們主張通俗，就大大促進了中唐詩歌的改革。特別是白居易，影響最大。他的《與元九書》，可以說是中唐詩歌改革的綱領。其中，生動地描繪了他的詩對當時社會各階層的巨大影響。上至王宮貴族、達官顯要，下至黎民百姓，販夫歌伎，無不喜誦白詩。為何白詩能產生如此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呢？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通俗。

那么，通俗的特點究竟何在呢？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新樂府序》）這里的“質而徑”、“直而切”、“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言必有據，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于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這里提出的質、徑、直、切四條標準都有來歷，其涵義與所謂“俚俗”絕不相同。根據典據，可知“質”的意思是質實、真實，“徑”的意思是不費言、不迂曲，“直”的意思是坦直真率，“切”的意思是表達（包括運用比興等手法）真切易曉。簡言之就是：質樸、率真、切實。作為新樂府運動的倡導者，白居易所提倡的通俗，開一代詩風，成為中唐詩歌發展史上的巨大潮流。白居易不僅在理論上提倡通俗，而且在創作上也實踐通俗。他的《秦中吟》、《新樂府》就是推行通俗詩風的力作。

通俗既追求藝術表達的淺顯，又追求思想內容的深刻。因此，它淺而深，而不是淺而薄。它淺中藏深，寓深于淺。淺，顯示出它的通脫、俗拙；深，表明了它的深刻、充實。葉燮《原詩》云：白居易的“重賦、致仕、傷友、傷宅等篇，言淺而深，意微而顯。”薛雪云：“元白詩言淺而思深，意微而詞顯。”（《一瓢詩話》）這都道出了通俗的妙處。言淺意深，平易近人，是通俗的最高境界。俗有通俗和庸俗之分。平易淺顯是通俗，俗不可耐是庸俗。唐代許多民歌都通俗而有情致，是詩人學習的范例。白居易和他的詩友元稹、張籍、李紳、劉禹錫都吸收了民歌的精華。如劉禹錫的《竹枝詞》這是一首明朗流暢、情趣誘人的好詩。可見通俗的'詩是不卑俗也不淺薄的。

在詩歌批評領域里，“俗”是一個應用對象十分寬泛甚至隨意而且隨時間間距而變動、隨評價者的趣味和古典意識的變化而變化的負面評語。接近世情、內容普通、情調不高的被稱為俗，新興的、特別是有民間下層背景的理所當然地被稱為俗，使用過多、老套的形式和手法也被稱為俗。任何形式和手法，任何題材，只要在評論者看來使用不當，太冒險或太一般，都可能被視為俗氣。鮑照曾被齊梁人視為俗，李白、杜甫也曾被宋人視為俗，其他小一些的詩人更不必說了。

白居易詩歌淺切平易的語言風格是大家公認的事實，用語流便，平常事、口頭語、眼前景，意到筆隨，“稱心而出，隨筆抒寫”，意深而詞淺，很少使用典故。僧惠洪《冷齋夜話》甚至說，白居易詩成之后，“老嫗解則錄之，不解則易之”，此話雖不能視為信談，但至少可以說明白詩的通俗平易。應該指出的是，白居易詩歌語言的平易曉暢，是千錘百煉后達到的一種藝術境界，并非信手拈來，正像趙翼所說:“看是平易，其實精純。”

劉熙載《藝概·詩概》也曾經指出這一點:“常語易，奇語難，此詩之初關也。奇語易，常語難，此詩之重關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宋人周必大也曾經指出:“香山詩語平易，文體清駛，疑若信手而成者。閑觀遺稿，則竄定甚多。”由此可見其良苦的匠心。而袁枚的“平淡”也并非矢口而道，他所追求的是大巧之樸、濃后之淡，慘淡經營之后的不經意。

元、白之詩，之所以能風靡天下，雄視百代，同詩人錘煉字句有關。因此，元、白之通俗，絕非粗制濫造，而是千錘百煉的。在錘煉過程中，詩人盡量采用民間語言，以口語入詩，并對口語進行加工改造，惟求詞能達意，明白曉暢。所以白詩能夠雅俗共賞。俗與雅，沒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而是相反相成的。要俗中有雅，雅中有俗，有雅有俗，方為上乘。元白之詩，就是如此。《長恨歌》就是這樣的作品。上至王公貴族、文人雅士，下至黎民百姓、凡夫俗子，無不喜愛。故吏部、禮部選舉人才，常以白居易的詩為評判的標準，而廣大的人民則以會吟詠白詩為榮，連長安的歌伎都以會吟誦白詩而抬高了身價。由此可見，白居易的詩風是俗中有雅、雅中元、白之通俗，絕非粗制濫造，而是千錘百煉的。在錘煉過程中，詩人盡量采用民間語言，以口語入詩，并對口語進行加工改造，惟求詞能達意，明白曉暢。所以白詩能夠雅俗共賞。俗與雅，沒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而是相反相成的。要俗中有雅，雅中有俗，有雅有俗，方為上乘。元白之詩，就是如此。正如葉燮在《原詩》中所說：“白俚俗處而雅亦在其中。”至于元稹詩風，也是如此。

（二）輕艷

通俗，在不同詩人的筆下，會有不同的色彩。雖然元白都以通俗著稱，但因他們氣質、性格、出身、經歷、習慣、興趣等等的差異，其詩風也迥然有別。蘇軾說：“元輕白俗。”這里用了一個“輕”字就把元白的詩風區別開來了。元稹雖也通俗，但卻俗而輕；白居易則俗而不輕。所謂輕，絕非輕薄、輕佻，而是輕淺、輕艷。它雖也尚俗，但色澤鮮潤，色彩斑斕，兼纖秾、繁縟之美；而白居易則崇尚一個“淡”字。故元稹為艷俗，白居易則淡俗。白詩的通俗是淺、淡、清，元詩是輕、濃、艷。元稹的輕艷自有特色。它色彩濃，密度稠，層次厚，甚至給人以膩的感覺，并時有雕琢的痕跡。唐代的李肇在《國史補》中說：“學淺切與白居易，學yin靡于元稹，俱名為‘元白體’。”這種評價對元稹雖有微詞，但的確指明了元白之間詩風的區別。

元、白詩風，對于新樂府運動起過巨大的促進作用。元、白詩派的四人中，風格也各有特色，成就也自有不同，張、王成就遜于元、白，影響也不及元、白。就元、白而言，則元遜于白。白詩質樸平實，剴切深刻，一針見血，一目了然，平淡自然，活潑自如，現實主義精神很強。（剴切：諷喻）

下面重點賞析幾首白居易的代表作。

《秦中吟》是組詩，共十首，“一吟悲一事”，集中暴露了官場的腐敗、權貴們的驕奢淫逸及其對勞苦民眾的多重欺壓。如《重賦》直斥統治者對百姓的殘酷剝奪：“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傷宅》揭露達官貴人為富不仁，“廚有臭敗肉，庫有貫朽錢”卻“忍不救饑寒”。

如《輕肥》：

意氣驕滿路，鞍馬光照塵。借問何為者，人稱是內臣。朱紱皆大夫，紫綬悉將軍。夸赴軍中宴，走馬去如云。樽罍溢九醞，水陸羅八珍。果擘洞庭橘，膾切天池鱗。食飽心自若，酒酣氣益振。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注釋：朱紱：fú，古代貴族穿的一種禮服。擘，bāi,分開。衢，qú。

《秦中吟》十首之一。詩題“輕肥”，輕裘肥馬。取自《論語。雍也》中的“乘肥馬，衣輕裘”，用以概括豪奢生活。

開頭四句，先寫后點，突兀跌宕，繪神繪色。意氣之驕，竟可滿路，鞍馬之光，竟可照塵，這不能不使人驚異。正因為驚異，才發出“何為者”（干什么的）的疑問，從而引出了“是內臣”的回答。內臣者，宦官也。宦官不過是皇帝的家奴，憑什么驕橫神氣以至于此？原來，宦官這種腳色居然朱紱、紫綬，掌握了政權和軍權，怎能不驕？怎能不奢？“夸赴軍中宴，走馬去如云”兩句，與“意氣驕滿路，鞍馬光照塵”前呼后應，互相補充。“走馬去如云”，就具體寫出了驕與夸。這幾句中的“滿”、“照”、“皆”、“悉”、“如云”等字，形象鮮明地表現出赴軍中宴的內臣不是一兩個，而是一大幫。“軍中宴”的“軍”是指保衛皇帝的神策軍。此時，神策軍由宦官管領。宦官們更是飛揚跋扈，為所欲為。前八句詩，通過宦官們“夸赴軍中宴”的場面著重揭露其意氣之驕，具有高度的典型概括意義。

緊接六句，通過內臣們軍中宴的場面主要寫他們的奢，但也寫了驕。寫奢的文字，與“鞍馬光照塵”一脈相承，而用筆各異。寫馬，只寫它油光水滑，其飼料之精，已意在言外。寫內臣，則只寫食山珍、飽海味，其腦滿腸肥，大腹便便，已不言而喻。“食飽心自若，酒酣氣益振”兩句，又由奢寫到驕。“氣益振”遙應首句。赴宴之時，已然“意氣驕滿路”，如今食飽、酒酣，意氣自然益發驕橫，不可一世了！

以上十四句，淋漓盡致地描繪出內臣行樂圖，已具有暴露意義。然而詩人的目光并未局限于此。他又“悄焉動容，視通萬里”，筆鋒驟然一轉，當這些“大夫”“將軍”酒醉肴飽之時，江南正在發生“人食人”的慘象，從而把詩的思想意義提到新的高度。同樣遭遇旱災，而一樂一悲，卻判若天壤。

這首詩運用了對比的方法，把兩種截然相反的社會現象并列在一起，詩人不作任何說明，不發一句議論，而讓讀者通過鮮明的對比，得出應有的結論。這比直接發議論更能使人接受詩人所要闡明的思想，因而更有說服力。末二句直賦其事，奇峰突起，使全詩頓起波瀾，使讀者動魄驚心，確是十分精采的一筆！

《買花》

帝城春欲暮，喧喧車馬度。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

貴賤無常價，酬值看花數。灼灼百朵紅，戔戔五束素。（戔：jiān,堆積的樣子。）上張幄幕庇，旁織笆籬護。水灑復泥封，移來色如故。家家習為俗，人人迷不悟。有一田舍翁，偶來買花處。低頭獨長嘆，此嘆無人諭。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秦中吟》十首之一。別名《牡丹》。

與白居易同時的李肇在《唐國史補》里說：“京城貴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車馬若狂，以不耽玩為恥。執金召鋪宮圍外寺觀，種以求利，一本有值數萬者。”這首詩，通過對“京城貴游”買牡丹花的描寫，揭露了社會矛盾的某些本質方面，表現了具有深刻社會意義的主題。詩人的高明之處，在于他從買花處所發現了一位別人視而不見的“田舍翁”，從而觸發了他的靈感，完成了獨創性的藝術構思。

全詩分兩大段。“人人迷不悟”以上十四句，寫京城貴游買花；

以下六句，寫田舍翁看買花。

一開頭用“帝城”點地點，用“春欲暮”點時間。“春欲暮”之時，農村中青黃不接，農事又加倍繁忙，而皇帝及其臣僚所在的長安城中，卻“喧喧車馬度”，忙于“買花”。“喧喧”，屬于聽覺：“車馬度”，屬于視覺。以“喧喧”狀“車馬度”，其男顛女狂、笑語歡呼的情景與車馬雜沓、填街咽巷的畫面同時展現，真可謂聲態并作。下面的“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是對“喧喧”的補充描寫。借車中馬上人同聲相告的“喧喧”之聲點題，用筆相當靈妙。

這四句寫“買花去”的場面，為下面寫以高價買花與精心移花作好了鋪墊。接著便是這些驅車走馬的富貴閑人為買花、移花而揮金如土。“灼灼百朵紅，戔戔五束素”，一株開了百朵花的紅牡丹，價值竟相當于二十五匹帛，其昂貴何等驚人！那么“上張幄幕庇，旁織笆籬護，水灑復泥封，移來色如故”，其珍惜無異珠寶，也就不言而喻了。

以上只作客觀描繪，直到“人人迷不悟”，才表露了作者的傾向性；然而那“迷不悟”的確切含義是什么，仍有待于進一步點明。白居易的有些諷諭詩，往往在結尾抽象地講道理、發議論。這首詩卻避免了這種情況。當他目睹這些狂熱的買花者揮金如土，發出“人人迷不悟”的感慨之時，忽然發現了一位從啼饑號寒的農村“偶來買花處”的“田舍翁”，看見他在“低頭”，聽見他在“長嘆”。這種極其鮮明、強烈的對比，揭示了當時社會生活的本質。詩人不失時機地攝下了“低頭獨長嘆”的特寫鏡頭，并從“低頭”的表情與“長嘆”的聲音中挖掘出全部潛臺詞：僅僅買一叢“灼灼百朵紅”的深色花，就要揮霍掉十戶中等人家的稅糧！這一警句使讀者恍然大“悟”：那位看買花的“田舍翁”，倒是買花錢的實際負擔者！推而廣之，這些“高貴”的買花者，衣食住行，不都來源于從勞動人民身上榨取的“賦稅”！詩人借助“田舍翁”的一聲“長嘆”，尖銳地反映了剝削與被剝削的矛盾。敢用自己的詩歌創作譜寫人民的心聲，這是十分可貴的。

《大林寺桃花》：

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

這首詩作于元和十二年（817）初夏，當時白居易在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任上。這是一首紀游詩，大林寺在廬山香爐峰頂。

全詩短短四句，從內容到語言都似乎沒有什么深奧、奇警的地方，只不過是把“山高地深，時節絕晚”、“與平地聚落不同”的景物節候，做了一番記述和描寫。但細讀之，就會發現這首平淡自然的小詩，卻寫得意境深邃，富于情趣。

詩的開首“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兩句，是寫詩人登山時已屆孟夏，正屬大地春歸，芳菲落盡的時候了。但不期在高山古寺之中，又遇上了意想不到的春景──一一片始盛的桃花。我們從緊跟后面的“常恨春歸無覓處”一句可以得知，詩人在登臨之前，就曾為春光的匆匆不駐而怨恨，而惱怒，而失望。因此當這始所未料的一片春景沖入眼簾時，該是使人感到多么的驚異和欣喜！詩中第一句的“芳菲盡”，與第二句的“始盛開”，是在對比中遙相呼應的。它們字面上是紀事寫景，實際上也是在寫感情和思緒上的跳躍──由一種愁緒滿懷的嘆逝之情，突變到驚異、欣喜，以至心花怒放。而且在首句開頭，詩人著意用了“人間”二字，這意味著這一奇遇、這一勝景，給詩人帶來一種特殊的感受，即仿佛從人間的現實世界，突然步入到一個什么仙境，置身于非人間的另一世界。

正是在這一感受的觸發下，詩人想象的翅膀飛騰起來了。“常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他想到，自己曾因為惜春、戀春，以至怨恨春去的無情，但誰知卻是錯怪了春，原來春并未歸去，只不過像小孩子跟人捉迷藏一樣，偷偷地躲到這塊地方來罷了。

這首詩中，既用桃花代替抽象的春光，把春光寫得具體可感，形象美麗；而且還把春光擬人化，把春光寫得仿佛真是有腳似的，可以轉來躲去。不，豈只是有腳而已？你看它簡直還具有頑皮惹人的性格呢！

在這首短詩中，自然界的春光被描寫得是如此的生動具體，天真可愛，活靈活現，如果沒有對春的無限留戀、熱愛，沒有詩人的一片童心，是寫不出來的。這首小詩的佳處，正在立意新穎，構思靈巧，而戲語雅趣，又復啟人神思，惹人喜愛，可謂唐人絕句小詩中的又一珍品。《問劉十九》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

這首詩可以說是邀請朋友前來小飲的勸酒詞。給友人備下的酒，當然是可以使對方致醉的，但這首詩本身卻是比酒還要醇濃。

“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酒是新釀的酒（未濾清時，酒面浮起酒渣，色微綠，細如蟻，稱為“綠蟻”），爐火又正燒得通紅。這新酒紅火，大約已經擺在席上了，泥爐既小巧又樸素，嫣紅的火，映著浮動泡沫的綠酒，是那樣地誘人，那樣地叫人口饞，正宜于跟一二摯友小飲一場。

酒，是如此吸引人。但備下這酒與爐火，卻又與天氣有關。“晚來天欲雪”──一場暮雪眼看就要飄灑下來。可以想見，彼時森森的寒意陣陣向人襲來，自然免不了引起人們對酒的渴望。而且天色已晚，有閑可乘，除了圍爐對酒，還有什么更適合于消度這欲雪的黃昏呢？

酒和朋友在生活中似乎是結了緣的。所謂“酒逢知己千杯少”，所謂“獨酌無相親”，說明酒還要加上知己，才能使生活更富有情味。杜甫的《對雪》有“無人竭浮蟻，有待至昏鴉”之句，為有酒無朋感慨系之。白居易在這里，也是雪中對酒而有所待，不過所待的朋友不像杜甫彼時那樣茫然，而是可以招之即來的。他向劉十九發問：“能飲一杯無？”這是生活中那愜心的一幕經過充分醞釀，已準備就緒，只待給它拉開帷布了。

詩寫得很有誘惑力。對于劉十九來說，除了那泥爐、新酒和天氣之外，白居易的那種深情，那種渴望把酒共飲所表現出的友誼，當是更令人神往和心醉的。生活在這里顯示了除物質的因素外，還包含著動人的精神因素。

詩從開門見山地點出酒的同時，就一層層地進行渲染，但并不因為渲染，不再留有余味，相反地仍然極富有包蘊。讀了末句“能飲一杯無”，可以想象，劉十九在接到白居易的詩之后，一定會立刻命駕前往。于是，兩位朋友圍著火爐，“忘形到爾汝”地斟起新釀的酒來。也許室外真的下起雪來，但室內卻是那樣溫暖、明亮。生活在這一剎那間泛起了玫瑰色，發出了甜美和諧的旋律這些，是詩自然留給人們的聯想。由于既有所渲染，又簡練含蓄，所以不僅富有誘惑力，而且耐人尋味。它不是使人微醺的薄酒，而是醇醪，可以使人真正身心俱醉的。

《暮江吟》：一道殘陽鋪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可憐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暮江吟》是白居易“雜律詩”中的一首。這些詩的特點是通過一時一物的吟詠，在一笑一吟中能夠真率自然地表現內心深處的情思。

詩人選取了紅日西沉到新月東升這一段時間里的兩組景物進行描寫。前兩句寫夕陽落照中的江水。“一道殘陽鋪水中”，殘陽照射在江面上，不說“照”，卻說“鋪”，這是因為“殘陽”已經接近地平線，幾乎是貼著地面照射過來，確像“鋪”在江上，很形象；這個“鋪”字也顯得平緩，寫出了秋天夕陽的柔和，給人以親切、安閑的感覺。“半江瑟瑟半江紅”，天氣晴朗無風，江水緩緩流動，江面皺起細小的波紋。受光多的部分，呈現一片“紅”色；受光少的地方，呈現出深深的碧色。詩人抓住江面上呈現出的兩種顏色，卻表現出殘陽照射下，江上細波粼粼、光色瞬息變化的景象。詩人沉醉了，把自己的喜悅之情寄寓在景物描寫之中了。

后兩句寫新月初升的夜景。詩人流連忘返，直到初月升起，涼露下降的時候，眼前呈現出一片更為美好的境界。詩人俯身一看：呵呵，江邊的草地上掛滿了晶瑩的露珠。這綠草上的滴滴清露，多么像鑲嵌在上面的粒粒珍珠！用“真珠”作比喻，不僅寫出了露珠的圓潤，而且寫出了在新月的清輝下，露珠閃爍的光澤。再抬頭一看：一彎新月初升，這真如同在碧藍的天幕上，懸掛了一張精巧的弓！詩人把這天上地下的兩種景象，壓縮在一句詩里──“露似真珠月似弓”。作者從弓也似的一彎新月，想起此時正是“九月初三夜”，不禁脫口贊美它的可愛，直接抒情，把感情推向高潮，給詩歌造成了波瀾。

詩人通過“露”、“月”視覺形象的描寫，創造出多么和諧、寧靜的意境！用這樣新穎巧妙的比喻來精心為大自然敷彩著色，描容繪形，令人嘆絕。由描繪暮江，到贊美月露，這中間似少了一個時間上的銜接，而“九月初三夜”的“夜”無形中把時間連接起來，它上與“暮”接，下與“露”、“月”相連，這就意味著詩人從黃昏時起，一直玩賞到月上露下，蘊含著詩人對大自然的喜悅、熱愛之情。

這首詩大約是長慶二年（822）白居易寫于赴杭州任刺史途中。當時朝政昏暗，牛李黨爭激烈，詩人諳盡了朝官的滋味，自求外任。這首詩從側面反映出詩人離開朝廷后的輕松愉快的心情。途次所見，隨口吟成，格調清新，自然可喜，讀后給人以美的享受。《錢塘湖春行》

孤山寺北賈亭西，水面初平云腳低。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陰里白沙堤。這詩是長慶三或四年春（823－824）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時所作。

錢塘湖是西湖的別名。提起西湖，人們就會聯想到蘇軾詩中的名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飲湖上初晴后雨》）讀了白居易這詩，仿佛真的看到了那含睇宜笑的西施的面影，更加感到東坡這比喻的確切。

樂天在杭州時，有關湖光山色的題詠很多。這詩處處扣緊環境和季節的特征，把剛剛披上春天外衣的西湖，描繪得生意盎然，恰到好處。

“孤山寺北賈亭西”。孤山在后湖與外湖之間，峰巒聳立，上有孤山寺，是湖中登覽勝地，也是全湖一個特出的標志。賈亭在當時也是西湖名勝。有了第一句的敘述，這第二句的“水面”，自然指的是西湖湖面了。秋冬水落，春水新漲，在水色天光的混茫中，太空里舒卷起重重疊疊的白云，和湖面上蕩漾的波瀾連成了一片，故曰“云腳低”。“水面初平云腳低”一句，勾勒出湖上早春的輪廓。接下兩句，從鶯鶯燕燕的動態中，把春的活力，大自然從秋冬沉睡中蘇醒過來的春意生動地描繪了出來。鶯是歌手，它歌唱著江南的旖旎春光；燕是候鳥，春天又從北國飛來。它們富于季節的敏感，成為春天的象征。在這里，詩人對周遭事物的選擇是典型的；而他的用筆，則是細致入微的。說“幾處”，可見不是“處處”；說“誰家”，可見不是“家家”。因為這還是初春季節。這樣，“早鶯”的“早”和“新燕”的“新”就在意義上互相生發，把兩者聯成一幅完整的畫面。因為是“早鶯”，所以搶著向陽的暖樹，來試它滴溜的歌喉；因為是“新燕”，所以當它啄泥銜草，營建新巢的時候，就會引起人們一種乍見的喜悅。謝靈運“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登池上樓》）二句之所以妙絕古今，為人傳誦，正由于他寫出了季節更換時這種乍見的喜悅。這詩在意境上頗與之相類似。

詩的前四句寫湖上春光，范圍上寬廣的，它從“孤山”一句生發出來；后四句專寫“湖東”景色，歸結到“白沙堤”。前面先點明環境，然后寫景；后面先寫景，然后點明環境。詩以“孤山寺”起，以“白沙堤”終，從點到面，又由面回到點，中間的轉換，不見痕跡。結構之妙，誠如薛雪所指出：樂天詩“章法變化，條理井然”（《一瓢詩話》）。這種“章法”上的“變化”，往往寓諸渾成的筆意之中；倘不細心體察，是難以看出它的“條理”的。

“亂花”“淺草”一聯，寫的雖也是一般春景，然而它和“白沙堤”卻有緊密的聯系：春天，西湖哪兒都是綠毯般的嫩草；可是這平坦修長的白沙堤，游人來往最為頻繁。唐時，西湖上騎馬游春的風俗極盛，連歌姬舞妓也都喜愛騎馬。詩用“沒馬蹄”來形容這嫩綠的淺草，正是眼前現成景色。

“初平”、“幾處”、“誰家”、“漸欲”、“才能”這些詞語的運用，在全詩寫景句中貫串成一條線索，把早春的西湖點染成半面輕勻的錢塘蘇小小。可是這蓬蓬勃勃的春意，正在急劇發展之中。從“亂花漸欲迷人眼”這一聯里，透露出另一個消息：很快地就會姹紫嫣紅開遍，湖上鏡臺里即將出現濃妝艷抹的西施。

方東樹說這詩“象中有興，有人在，不比死句。”（《續昭昧詹言》）這是一首寫景詩，它的妙處，不在于窮形盡相的工致刻畫，而在于即景寓情，寫出了融和駘宕的春意，寫出了自

然之美所給予詩人的集中而飽滿的感受。所謂“象中有興，有人在”；所謂“隨物賦形，所在充滿”（王若虛《滹南詩話》），是應該從這個意義去理解的。

上陽白發人－愍怨曠也  白居易 上陽人，紅顏闇老白發新。綠衣監使守宮門，一閉上陽多少春。玄宗末歲初選入，入時十六今六十。同時采擇百馀人，零落年深殘此身。憶昔吞悲別親族，扶入車中不教哭。皆云入內便承恩，臉似芙蓉胸似玉。未容君王得見面，已被楊妃遙側目。妒令潛配上陽宮，一生遂向空房宿。宿空房，秋夜長，夜長無寐天不明。耿耿殘燈背壁影，蕭蕭暗雨打窗聲。春日遲，日遲獨坐天難暮。宮鶯百囀愁厭聞，梁燕雙棲老休妒。鶯歸燕去長悄然，春往秋來不記年。唯向深宮望明月，東西四五百回圓。今日宮中年最老，大家遙賜尚書號。小頭鞋履窄衣裳，青黛點眉眉細長。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妝。上陽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兩如何。君不見昔時呂向美人賦，又不見今日上陽白發歌。

《離思》五首（其四）作者：元稹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取次花從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

此為悼念亡妻韋叢之作。詩人運用“索物以托情”的比興手法，以精警的詞句，贊美了夫妻之間的恩愛，表達了對韋叢的忠貞與懷念之情。

首二句“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是從《孟子·盡心》篇“觀于海者難為水，游于圣人之門者難為言”變化而來的。兩處用比相近，但《孟子》是明喻，以“觀于海”比喻“游于圣人之門”，喻意顯明；而這兩句則是暗喻，喻意并不明顯。滄海無比深廣，因而使別處的水相形見絀。巫山有朝云峰，下臨長江，云蒸霞蔚。據宋玉《高唐賦序》說，其云為神女所化，上屬于天，下入于淵，茂如松榯，美若嬌姬。因而，相形之下，別處的云就黯然失色了。“滄海”、“巫山”，是世間至大至美的形象，詩人引以為喻，從字面上看是說經歷過“滄海”、“巫山”，對別處的水和云就難以看上眼了，實則是用來隱喻他們夫妻之間的感情有如滄海之水和巫山之云，其深廣和美好是世間無與倫比的，因而除愛妻之外，再沒有能使自己動情的女子了。

“難為水”、“不是云”，情語也。這固然是元稹對妻子的偏愛之詞，但像他們那樣的夫妻感情，也確乎是很少有的。元稹在《遣悲懷》詩中有生動描述。因而第三句說自己信步經過“花叢”，懶于顧視，表示他對女色絕無眷戀之心了。

第四句即承上說明“懶回顧”的原因。既然對亡妻如此情深，這里為什么卻說“半緣修道半緣君”呢？元稹生平“身委《逍遙篇》，心付《頭陀經》”（白居易《和答詩十首》贊元稹語），是尊佛奉道的。另外，這里的“修道”，也可以理解為專心于品德學問的修養。然而，尊佛奉道也好，修身治學也好，對元稹來說，都不過是心失所愛、悲傷無法解脫的一種感情上的寄托。“半緣修道”和“半緣君”所表達的憂思之情是一致的，而且，說“半緣修道”更覺含意深沉。清代秦朝釪《消寒詩話》以為，悼亡而曰“半緣君”，是薄情的表現，未免太不了解詩人的苦衷了。

元稹這首絕句，不但取譬極高，抒情強烈，而且用筆極妙。前兩句以極至的比喻寫懷舊悼亡之情，“滄海”、“巫山”，詞意豪壯，有悲歌傳響、江河奔騰之勢。后面，“懶回顧”、“半緣君”，頓使語勢舒緩下來，轉為曲婉深沉的抒情。張弛自如，變化有致，形成一種跌宕起伏的旋律。而就全詩情調而言，它言情而不庸俗，瑰麗而不浮艷，悲壯而不低沉，創造了唐人悼亡絕句中的絕勝境界。“曾經滄海”二句尤其為人稱誦。

白居易詩歌語言風格

白居易是中唐詩人，一生共創作了近三千首詩，分為雜律詩、閑適詩、感傷詩、諷喻詩四類，我們看看下面的白居易詩歌語言風格吧！

　　白居易詩歌語言風格

他不但是個多產的作家，還提出了一套詩歌理論。安史之亂后的唐朝國勢衰微，各種社會矛盾凸顯并加劇，白居易總結了陳子昂、杜甫等人關于詩歌的進步理論，結合時代的需要，把詩歌與現實的關系及社會作用闡述得很明確。他認為詩歌創作不能離開現實，必須取材于現實生活中的事件，積極反映社會生活和政治狀況，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明確詩歌創作的目的應是“補察時政”與“泄導人情”，語言力求淺顯易懂。白居易富有戰斗性的詩歌理論具有重要意義，歷來都為學界所關注，文學界對白居易的詩歌理論和創作褒貶不一，評價忽左忽右。

早在與白居易同時期的作品中，劉禹錫就在《翰林白二十二學士見寄詩一百篇，因以答貺》中這樣評價：“郢人斤斫無痕跡，仙人衣裳棄刀尺。世人方內欲相尋，行盡四維無處覓。”肯定了白詩語言的自然流暢，不過分雕飾。吳融在《貫休禪月集序》中評論道：“厥后白樂天諷諫五十篇，亦一時之奇逸極言。昔張為作詩圖五層，以白氏為廣德大化教主，不錯矣。”對白居易“頌美諷刺之道”表示贊揚，從思想旨向和表現形式上對其進行了肯定。

晚唐杜牧與以上兩者持有截然不同的觀點，他在《唐故平廬軍節度便巡官隴西李府君墓志銘》中說：“嘗痛自元和以來，有元白詩者，纖艷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為其所破壞。流于民間，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指責白居易在創作上流于柔艷，易引人邪思。同樣，司空圖在《與王駕評詩書》中也言：“抑又其次，元白力勁而氣羼，乃都市豪估耳。”認為白詩平淺，缺乏力道，沒有氣勢。

由此可以看出，中晚唐詩論家們圍繞白詩的創作旨向、審美特征進行評論，對其在思想旨向上比較肯定，但在語言淺近上持否定態度。

宋代蘇軾在《祭柳子玉文》中說：“元輕白俗，郊寒島瘦；嘹然一吟，眾作卑陋。”首次用“俗”字概括出白詩的表現特征，可見他對白詩俗淺特點的不贊成。同樣，陳輔的《陳輔之詩話》記：“楚老云：世間好語言，已被老杜道盡；世間俗語言，已被樂天道盡。”仍認為白詩“俗”。魏泰《臨漢隱居詩話》說：“白居易亦善作長韻敘事，但格制不高，局于淺切，又不能更風操，雖百篇之意，只如一篇，故使人讀而易厭也。”認為白詩太過淺近，易讓人厭倦。許剴《彥周詩話》言：“元白、張籍、王建樂府，專以道得人心中事為工，然其詞淺近，其氣卑弱。”認為白詩淺近，氣格不高。這些都是在指責白詩太過淺近。

進入明代，李東陽在《麓堂詩話》中說：“質而不俚，是詩家難事……至白樂天令老嫗解之，遂失之淺俗”；王世貞《藝苑厄言》認為：“張為稱白樂天‘廣大教化主’。用語流便，使事平妥，固其所長，極有冗易可厭者，少年與元稹角靡逞博，意在警策痛快，晚更作知足語，千篇一律。”他抓住白居易早、晚年詩的缺失予以渲染，認為前者逞強使能，后者程式化傾向嚴重。

清人葉燮在《原詩》中說：“夫白之易厭，更甚于李。然有作意處，寄托深遠。”指出白詩雖然有容易令人生厭的毛病，但是創作旨向上合乎風人之旨，值得肯定。

從上面的評論看來，從宋到清，評論者仍主要是圍繞白詩的淺俗進行指責。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胡適于1921年在《白話文學史》中明確指出白居易的文學主張是“為人生”、是“寫實主義”的。他充分肯定白居易“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理論，認為白居易有意于作文學革新的人，給予其很高評價。

建國以后，學術界對白居易的評價再度掀起熱潮，且有不同的聲音出現。這一階段白居易一度被高標為“人民詩人”，因為他倡導詩歌要反映社會現實和民生疾苦，這正適合了那個年代人們苦大仇深的心理需要，“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創作旨向給了人們心靈慰藉。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白居易詩論的研究中有一種影響力很大的思潮，即認為白居易沒有意識到詩歌的社會功能是多樣的，他的現實主義詩論局限性過重。各種貶斥的聲音源源不斷的傳來，這也許是因為文革剛剛結束，這個荒謬時代給民眾造成的肉體、心靈上的創傷極重，民眾心中有太多積怨，對“詩歌應積極反映政治”這條本屬于文學社會功能之一的原理極為反感，對白居易的評價一再壓低。這種看法其實忽視了白居易詩論中對其他詩歌（雜律詩、閑適詩、感傷詩）的有關論述，這對白居易的評價很不公正。

就在反對白居易最為激烈的時候，王拾遺先生在《白居易》里指出白居易并沒有把為政治服務看作詩歌的唯一功能，這從他的“閑適詩”中可以看出。可見，王拾遺已經注意到白居易詩論中重視愉悅人心、給人帶來美好感受的情感功能的一面，這樣的評論才是比較穩妥的。

綜上，以上歷代學者對白居易的詩歌理論、創作情況、詩歌特點進行了不同的評價，總覽這些評價，我們發現，受到不同社會思潮和創作風氣的影響，人們總是避免不了用狹隘地眼光看待白居易的詩歌理論和作品，所以對他的評價時高時低，忽左忽右。尤其是文學要為政治服務這種過于實用、過于功利化的觀點，正是歷代文人對白居易評價飄忽不定的原因。當某個時代需要文學積極為政治服務的時候，白居易就普遍被人們抬高，反之就壓低。然而，我們不得不承認，文學與政治從根本上說是無法隔斷聯系的'，統治階級需要文學為其政權服務，而文學的發展動向很大程度上要受到上層統治階級政策的牽制和影響。所以說，任何時刻，文學的功利化在一定程度上必將存在，況且評論者所處的時代不同、觀點角度不同、個人的興趣不同，所以會出現不同的評價，更為重要的是，白居易的思想和創作本身也呈現出復雜的狀態。

白居易強調詩歌要為“時”、為“事”而作，這里所說的“事”，是指政教的得失、國家的興衰、民生的疾苦，具體到創作方法上就是“補察時政，泄導人情”。“泄導人情”是詩人的創作導向，“補察時政”是執政者的觀詩施政。本著這一原則，白居易寫下了大量的諷喻詩，《秦中吟》和《新樂府》等就是在這一時期創作的優秀之作。《秦中吟》十首中，可以說全部是描寫上層統治者和達官顯貴的奢侈貪暴，以及下層人民的饑寒交迫和士人被排擠的。《新樂府》通過“美刺詩”來諷刺當朝執政者的庸碌無能。白居易提倡詩人應該努力創作出為“時”、“事”、封建政治發揮“美刺”作用的詩歌，“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寄唐生》）。他強調了詩歌要大力表現人民的疾苦，有很強的社會責任感和政治參與熱情，這一點是很可貴的。

白居易提倡詩歌要為社會、政治服務，要反映現實，在語言上必然要通俗、淺近、自然，從而便于傳播。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的新樂府詩“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盡可能地開篇點題，讓人一目了然。這種安排使得中心突出、意旨明確，避免了一些題意上端緒繁雜的弊病。這種做法，在當時整個詩壇變革中起到了瓦解舊的詩歌語言范型與格套的作用。但是還應該充分看到，白居易的有些詩太過淺顯和直露，不給讀者多留一點點想象的余地。這樣讀者固然理解起來毫不費力，可是因為言已盡意，也就缺失了詩歌本應留給讀者的余蘊和回味。

白居易一生的主導思想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入仕時，可以說是“志在兼濟”時期，社會和個人見聞，使詩人感到有責任“為民請命”，他要求統治者“以天下之心為心”、“以百姓之欲為欲”，積極主張詩歌要反映現實和社會矛盾，他還要求統治者“立采詩之官，開諷諫之道”。從實用功利主義出發，強調詩歌為政治服務，這個時期他的詩閃耀著為民生、為天下的光芒，有著巨大的感染力。白居易曾說：“仆雖不肖，常師此語。”又說“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喻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可見，這一思想支配了他的政治態度，也支配了他的創作方向。

被貶為江州司馬后，白居易的心靈受到極大的創傷，政治上的跌宕造成了很大的精神落差，政治環境的黑暗和險惡，使詩人認識到“獨善其身”是何其明智和重要。他悔恨自己“三十氣太壯，胸中是非多”，于是“換盡舊心腸”，不再過問政治，“世間盡不關吾事”、“世事從今口不言”，此時“獨善”與“兼濟”發生了換位，他在精神自救的過程中，逐漸從關注社會政治轉向關注個體生命，“獨善”取代了“兼濟”，在白居易的精神歷程中，這是一個比較復雜的過渡階段。在后期不問政治、不問他事的思想支配下，白居易的詩歌不像早年那樣鋒芒畢露，大量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的“閑適詩”和“感傷詩”代替了前期志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密相連、意激氣烈的“諷喻詩”。例如這一時期他創作的《大林寺桃花》、《問劉十九》、《錢塘湖春行》等。

白居易前期積極創作諷喻詩，后期轉向感傷詩、閑適詩、雜律詩，從其創作體裁的轉變上可以清楚地窺見其從“為國謀”到“為身謀”的轉向。縱觀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浮沉人生，大都有“兼濟天下”和“獨善其身”兩個方面，如李白和蘇軾，兼濟天下的時候，期冀大顯身手、報效國家，一旦仕途不順，就轉向“獨善其身”，不再或很少過問政治，以求自保。這種“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思想在某種意義上其實代表了中國古代大部分知識分子的復雜心路歷程。

在當今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我們對白居易詩歌創作和詩歌理論的評價應中正、全面，筆者認為要一分為二地評價元白的詩歌理論：

【第1句】：白居易在提倡諷喻詩的時候提出詩歌要反映現實，為社會、政治服務，為“時”、“事”而作，詩歌要有“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的功效，這些理論對強調詩歌的現實主義性起到了巨大作用，這一點上文已經有過論述。在這里主要略談其缺陷和局限性。首先他過分地強調詩歌的創作必須要“合于時”、“俾補時闕”，完全從政治與教化的作用來看待詩歌的功能，使詩歌處于從屬性和工具性的地位，把為封建統治服務當作詩歌的唯一功能，而忽視了詩歌應多方面反映現實人生、抒寫個人感情，把詩歌嚴重功利化地當成了政治的傳聲筒，對內容要求到“核實”的程度，這樣做的結果是直接導致詩歌變成真人真事的記錄，失去詩歌本身的特點，變成近似押韻的奏章，并且這些詩常常忽視虛構、夸張、幻想等藝術手法的運用，導致詩歌創作缺乏浪漫主義色彩。白居易主張的“為君、為臣、為民、為事、為物而作”，歸根結底是“為君”服務，將“為君而作”當作詩歌的主要目的，從而極度突出了詩歌的現實功利色彩，將詩歌導入了狹窄的路途。再如他對詩歌歷史的論斷也很狹隘，他認為屈原與漢代五言詩歸于怨思，止于傷別，“六義始缺”；評價李白和杜甫的詩歌雖有比興之作，但數量太少，李白是“十無一焉”，杜甫“亦不過三四十首”，結論是詩道崩壞，一代不如一代，這就未免太偏激了。

【第2句】：前人一般對白居易后期的詩歌認識不足，甚至存在偏見，認為白居易后期沒有將“人民性”和“兼濟天下”的立場堅持到底，最后轉向了“獨善其身”，認為這是白居易的遺憾。筆者認為應該對白居易后期的閑適詩、感傷詩等作品的創作給予全面的評價，應該充分看到他的成就，而不是一概的貶低。例如他被貶之后寫的《題潯陽樓》、《讀謝靈運詩》、《宿簡寂觀》、《詠意》等，以頗具審美的眼光和較為清新的筆調觀察自然，抒發感受，排遣憂愁，超然物外，表現出“逸韻諧奇趣”的特點。他的感傷詩《長恨歌》和《琵琶行》可謂絕筆，《長恨歌》運用想象虛構仙境，《琵琶行》運用比喻描寫琵琶樂聲都可謂絕妙之極。這兩篇作品在意境、聲情、色彩、內容上都遠過前人，據說在作品完成之后就已經得到許多人的賞識并廣泛傳誦，宣宗李忱曾寫詩稱賞：“童子解吟長恨曲，牧兒能唱琵琶篇”，可見，這兩篇長詩成就非同一般，連小孩子都耳熟能詳，進一步說明了白居易詩深受百姓喜愛。

令人欣慰的是，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至今，學術界對白居易的評價漸漸趨于緩和，不同的聲音之間也不再劍拔弩張，人們已經能夠拋開特定時期政治的影響來對其進行客觀的評價。隨著時代的進步和文學理論的發展，我們期待對白居易詩歌理論的評價趨于更全面、更科學。

白居易詩歌風格特點

導語：白居易是中唐著名詩人，曾發起新樂府運動。他的詩歌題材多樣，風格各異，膾炙人口，流傳天下，下面由小編為您整理出的白居易詩歌風格特點內容，一起來看看吧。

白居易是唐代詩人中創作最多的一個。他曾將自己五十一歲以前寫的一千三百多首詩編為四類：一諷諭、二閑適、三感傷、四雜律。

四類中，價值最高，他本人也最重視的是第一類諷諭詩。這些諷諭詩，是和他的兼善天下的政治抱負一致的，同時也是他的現實主義詩論的實踐。

其中《新樂府》50首、《秦中吟》10首更是有組織有計劃的杰作，真是“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豐富的現實內容。從“惟歌生民病”出發，諷諭詩的第一個特點是廣泛地反映人民的痛苦，并表示極大的同情。

這首先是對農民的關切。在《觀刈麥》中，他描寫了“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的辛勤勞動的農民，和由于“家田輸稅盡”不得不拾穗充饑的貧苦農婦，并對自己的不勞而食深感“自愧”。

在《采地黃者》中更反映了農民牛馬不如的生活，他們沒有“口食”，而地主的馬卻有“殘粟”(余糧)：“愿易馬殘粟，救此苦饑腸!”所以詩人曾得出結論說“嗷嗷萬族中，唯農最苦辛!”對農民的深厚同情使詩人在《杜陵叟》中爆發出這樣的怒吼：

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狗爪鋸牙食人肉!

這是農民的反抗，也是詩人的鞭撻。

在封建社會，不只是農民，婦女的命運同樣是悲慘的。對此，白居易也有多方面的反映，如《井底引銀瓶》、《母別子》等。對于被迫斷送自己的青春和幸福的宮女，尤為同情。

例如《后宮詞》：“三千宮女胭脂面，幾個春來無淚痕?”

白居易不只是同情宮女，而且把宮女作為一個社會問題政治問題，覺得“上則虛給衣食，有供億糜費之煩；下則離隔親族，有幽閉怨曠之苦”，要求憲宗盡量揀放。

《上陽白發人》：

上陽人!上陽人!紅顏暗老白發新。

綠衣監使守宮門，一閉上陽多少春?

玄宗末歲初選入，入時十六今六十。

同時采擇百余人，零落年深殘此身。

憶昔吞悲別親族，扶入車中不教哭：

皆云入內便承恩，臉似芙蓉胸似玉。

未容君王得見面，已被楊妃遙側目。

唐詩中以宮女為題材的并不少，但很少寫得如此形象生動。“宿空房，秋夜長”一段，敘事、抒情、寫景，三者融合無間，尤富感染力。

人民的疾苦，白居易知道是從何而來的，他曾一語道破：“一人荒樂萬人愁!”為了救濟人病，因此諷諭詩的另一特點，就是對統治階級的“荒樂”以及與此密切關聯的各種弊政進行揭露。

中唐的弊政之一，是不收實物而收現錢的“兩稅法”。這給農民帶來極大的痛苦。中唐的另一弊政，是名為購物“而實奪之”的“宮市”。所謂宮市，就是由宮庭派出宦官去市物。

這遭殃的雖只限于“輦轂之下”的長安地區的人民，問題似乎不大，但因為直接關涉到皇帝和宦官的利益，很少人敢過問，白居易這時卻寫出了《賣炭翁》，并標明：“苦宮市也!”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

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

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愿天寒。

夜來城外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

牛困人饑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

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

手把文書口稱敕，回車叱牛牽向北。

一車炭，千余斤，宮使驅將惜不得。

半匹紅紗一丈綾，系向牛頭充炭值!

篇中“黃衣使者”和“宮使”，便都是指的宦官。此詩不發議論，更沒有露骨的諷刺，是非愛憎即見于敘事之中，這寫法在白居易的諷諭詩里也是較獨特的。

作為諷諭詩的第三個特點的，是愛國主義思想。這又和中唐時代國境日蹙的軍事形勢密切相關。

《西涼伎》：

自從天寶干戈起，犬戎日夜吞西鄙。

涼州陷來四十年，河隴侵將七千里。

平時安西萬里疆，今日邊防在鳳翔!

在藝術形式方面，諷諭詩也有它自身的特點。這是由這類詩的內容與性質決定的。

諷諭詩約有以下一些藝術特點：

【第1句】：主題的專一和明確。一詩只集中地寫一件事，不旁涉他事，不另出他意，這就是主題的專一。白居易效法《詩經》作《新樂府》五十首，以詩的首句為題，并在題下用小序注明詩的美刺目的，如《賣炭翁》“苦宮市也”之類；同時還利用詩的結尾(卒章)作重點突出，不是惟恐人知，而是惟恐人不知，所以主題思想非常明確。

【第2句】：運用外貌和心理等細節刻畫來塑造人物形象。例如《賣炭翁》，一開始用“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這樣兩句，便畫出了一個年邁而善良的炭工；接著又用“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愿天寒”來刻畫炭工的內心矛盾，就使得人物更加生動、感人，并且暗示這一車炭就是他的命根子。這些都十分有助于作品主題思想的深化。

【第3句】：鮮明的對比，特別是階級對比。他往往先盡情摹寫統治階級的糜爛生活，而在詩的末尾忽然突出一個對立面，反戈一擊，這樣來加重對統治階級的鞭撻。

【第4句】：敘事和議論結合。諷諭詩基本上都是敘事詩，但敘述到最后，往往發為議論，對所寫的事作出明確的評價。這也和他所謂的“卒章顯其志”有關。他有的詩，議論是比較成功的，如《紅線毯》在具體生動的描繪之后，作者仿佛是指著宣州太守的鼻子提出正義的詰責，給人比較強烈的印象。

【第5句】：語言的通俗化。平易近人，是白詩的一般風格。但諷諭詩更突出。這是因為“欲見之者易諭”。他仿民歌采用三三七的句調也是為了通俗。

諷諭詩的這些藝術特點都是為上述那些內容服務的。當然，也不是沒有缺陷。主要是太盡太露，語雖激切而缺少血肉，有時流于蒼白的說教。

諷諭詩外，值得著重提出的是感傷詩中的兩篇敘事長詩：《長恨歌》和《琵琶行》。

《長恨歌》是白居易三十五歲時作的，寫唐明皇和楊貴妃的愛情悲劇。一方面由于作者世界觀的局限，另一方面也由于唐明皇這個歷史人物既是安史之亂的制造者又是一個所謂“五十年太平天子”，因此詩的主題思想也具有雙重性，既有諷刺，又有同情。

詩的前半露骨地諷刺了唐明皇的荒淫誤國，劈頭第一句就用“漢皇重色思傾國”喝起，接著是“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姊妹兄弟皆裂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諷意是極明顯的。從全詩來看，前半是長恨之因。

詩的后半，作者用充滿著同情的筆觸寫唐明皇的入骨相思，從而使詩的主題思想由批判轉為對他們緊貞專一的愛情的歌頌，是長恨的正文。但在歌頌和同情中仍暗含諷意，如詩的結尾兩句，便暗示了正是明皇自己的重色輕國造成了這個無可挽回的終身恨事。

但是，我們也應該承認，詩的客觀效果是同情遠遠地超過了諷刺，讀者往往深愛其“風情”，而忘記了“戒鑒”。這不僅因為作者對明皇的看法存在著矛盾，而且和作者在刻畫明皇相思之情上著力更多也很有關系。《長恨歌》的藝術成就很高，前半寫實，后半則運用了浪漫主義的幻想手法。

沒有豐富的想象和虛構，便不可能有“歸來池苑皆依舊”一段傳神寫照，特別是海上仙山的奇境。但虛構中仍有現實主義的精確描繪，人物形象生動，使人不覺得是虛構。語言和聲調的優美，抒情寫景和敘事的融合無間，也都是《長恨歌》的藝術特色。

《琵琶行》是詩人白居易貶江州的次年寫的，感傷意味雖較重，但比《長恨歌》更富于現實意義。琵琶女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反映了當時風塵女子共同的'悲慘命運。

一種對被壓迫的婦女的同情和尊重，使詩人把琵琶女的命運和自己的身世很自然地聯系在一起：“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至于敘述的層次分明，前后映帶，描寫的細致生動，比喻的新穎精妙——如形容琵琶一段，使飄忽易逝的聲音至今猶如在讀者耳際，以及景物烘托的渾融，如用“惟見江心秋月白”來描寫聽者的如夢初醒的意態，從而烘托出琵琶的妙絕入神，所有這些則是它的藝術特點。

他的閑適詩也有一些較好的篇章。如《觀稼》：“飽食無所勞，何殊衛人鶴?”對自己的閑適感到內疚。《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一詩中，詩人幻想讓大禹作唐代水官，疏浚江湖，使“龍宮變閭里，水府生禾麥”。也表現了詩人不忘國計民生的精神。但歷來傳誦的卻是雜律詩中的兩首。

一是他16歲時所作并因而得名的《賦得古原草送別》：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

另一是《自河南經亂關內阻饑兄弟離散》那首七律：

時難年荒世業空，弟兄羈旅各西東。

田園寥落干戈后，骨肉流離道路中。

吊影分為千里雁，辭根散作九秋蓬。

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

閑適、雜律兩類在他詩集中占有絕大比重，像這樣較好的詩卻很少。其他多是流連光景之作，寫得平庸浮淺；還有很多和元稹等人的往復酬唱，更往往不免矜奇銜博，“為文造情”。這不能不影響詩人的聲譽。

白居易最大的貢獻和影響是在于繼承從《詩經》到杜甫的現實主義傳統掀起一個現實主義詩歌運動，即新樂府運動。他的現實主義的詩論和創作對這一運動起著指導和示范的作用。

新樂府運動的精神，自晚唐皮日休等經宋代王禹稱、梅堯臣、張耒、陸游諸人以至晚清黃遵憲，一直有所繼承。白居易的另一影響是形成一個“淺切”派，亦即通俗詩派。由于語言的平易近人，他的詩流傳于當時社會的各階層乃至國外，元稹和他本人都曾談到這一空前的盛況。

新樂府運動的其他參加者，元稹、張籍、王建，都是白居易志同道合的詩友，新樂府運動的中堅，同時也都是杜甫的推崇者、繼承者。張、王年雖較長，寫作樂府詩也較早，但詩名及政治地位都不及元、白；同時元、白既有創作，又有理論，而張、王則總有提出明確的文學主張兼作理論上的宣傳，因此他們在新樂府運動中所起的作用，既遠遜白居易，也次于元稹。

白居易詩歌風格的特點

導語：說到白居易，大家應該都非常熟悉。因為白居易留下的詩詞有很多，而且很多我們都有學習過。那你知道白居易的詩歌風格特點是怎樣的嗎？下面是小編為你整理的白居易詩歌風格的特點，希望對你有幫助！

白居易詩歌的特點是：

【第1句】：主題、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諭詩的藝術特色之一。

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而且主題非常明確。

【第2句】：白詩的藝術特色還表現在刻畫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

如在塑造賣炭翁時，他只用“滿面灰塵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一句，一個活脫脫的蒼桑老炭翁形象便躍然而出。白居易的諷諭詩多為敘事詩，在敘事時，他常要發議論，評價所述之事，以顯其志。

【第3句】：敘事與議論相結合是白居易諷諭詩的又一特色。

白居易的語言通俗平易，這是與他平易淺切、明暢通俗的詩風緊密相聯系的.。

【第4句】：白詩文字淺顯，很少用典故和古奧的詞句，還特別喜歡提煉民間口語、俗語入詩。

但白詩的詩意并不淺顯，他常以淺白之句寄托諷諭之意，取得怵目驚心的藝術效果，《輕肥》一詩描寫了內臣、大夫、將軍們赴會的氣概和席上酒食的豐盛，結句卻寫道：“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這是一幅多么慘烈的情景！

白居易簡介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鄭。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白居易與元稹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與劉禹錫并稱“劉白”。

白居易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陽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

白居易的故事：素口蠻腰

素口蠻腰，蓄妓玩樂，始自東晉，唐代比較普遍。為了滌除人生煩惱，白居易以妓樂詩酒放縱自娛。從他的詩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幾個，最出名的是小蠻和樊素。唐孟棨《本事詩·事感》中記載：“白尚書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蠻善舞，嘗為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

白居易六十多歲時，他得了風疾，半身麻痹，于是他賣掉那匹好馬并讓樊素離開他去嫁人。可是，他那匹馬反顧而鳴，不忍離去。樊素也傷感落淚說：“主人乘此駱五年，銜撅之下，不驚不逸。素事主十年，巾櫛之間，無違無失。今素貌雖陋，未至衰摧。駱力猶壯，又無。即駱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送主一杯。一旦雙去，有去無回。故素將去，其辭也苦；駱將去，其鳴也哀。此人之情也，馬之情也，豈主君獨無情哉？”

但在白居易70歲時，樊素和小蠻還是走了。白居易思念中寫道：“兩枝楊柳小樓中，嫋娜多年伴醉翁，明日放歸歸去后，世間應不要春風。五年三月今朝盡，客散筵空掩獨扉；病與樂天相共住，春同樊素一時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