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倫沙漠之旅十六歲的孩子自己去行嗎
粵商、徽商、晉商、浙商、蘇商一道,在歷史上被合稱為“五大商幫”。
其中潮商與徽商、晉商,是中國歷史“三大商幫”。
晉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間的武士貜,武則天之父。
李淵父子從太原起兵時,木材商人武氏從財力上大力資助,李淵父子的就是憑借當時天下最精華的太原軍隊和武氏的財力開始奪取全國政權。
建國后,武氏并封為國公,地位等同秦瓊、程咬金等。
可以想象李淵父子當時從武氏那里得到多少財產,而武氏也從他最初聰明的政治投資中得到了巨大的回報。
其后還孕育誕生了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后的女皇武則天。
當然這是后話。
晉商成功的根源在于“誠信”和“團結”的商幫政策。
晉商的輝煌人物有喬致庸等。
晉商由于種種原因在清朝后期和民國時期衰落了,山西也開始在中國經濟舞臺上變的較為平淡,勉強說來自山西的商人也只能說一下孔祥熙、李彥宏、陳年和郭臺銘了 。
晉商文化也沒有被很好的保留,以致山西在全國范圍來說仍然處于落后狀態。
早在明末,一些山西商人即以張家口為基地往返關內外,從事販貿活動,為滿族政權輸送物資,甚至傳遞文書情報。
據《清實錄》載,天命三年(1618),時有山東、山西、河東、河西、蘇杭等處在撫順貿易者16人,努爾哈赤“皆厚給資費,書七大恨之言,付之遣還”。
山西商人在關內外的貿易活動,對后金政權在物資上給予了極大的支持,后金政權對于山西商人也給予禮遇和重視。
山西商人對清統治者加強對蒙古地區的統治起到了配合作用。
后金崇德三年(1637),皇太極曾命滿族貴族帶領100名內地漢族商賈,攜帶貨物到歸化城貿易。
清兵入關,軍費支出猛增,財政十分困難,對此,都察院參政祖可法、張存仁曾建言:“山東乃糧運之道,山西乃商賈之途,急宜招撫,若二省兵民歸我版圖,則財賦有出,國用不匱矣。
”因此,后金政權對山西商人多采用招撫政策。
順治初年,清政府將山西旅蒙富商范永斗召為內務府皇商,人在內務府,賜產張家口,受朝廷委托,往來關內外,歲輸皮幣內府。
清在統一全國過程中及歷朝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中,大都康熙中葉,清政府在平定準噶爾部封建主騷亂期間,曾組織一部分漢族商人進行隨軍貿易。
他們跟隨清軍,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販運軍糧、軍馬等軍需品,同時與蒙人做生意。
這些“旅蒙商”絕大多數是清廷命名為“皇商”的山西商人,還有一部分是直隸(河北)等地的漢族商賈。
他們為清軍的軍事行動保證了后勤之需。
當然,清政府也給予了這些商人獨占其利的經商特權,使他們大獲其利。
清政府與商人這種非常形式的結托關系,自然對清政府的政治和經濟政策的制定有著相當影響。
衰落過程第一、國勢衰微,對俄茶葉大戰晉商受挫清朝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和俄國政府確定把庫倫(烏蘭巴托)附近之恰克圖作為雙方商人的貿易點。
自此,恰克圖貿易日益繁盛。
嘉慶、道光(1796——1850)以來,中國從恰克圖輸往俄國的商品是以茶葉為大宗,其業務皆為晉幫商人所壟斷。
據統計,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1839)中國從恰克圖每年輸往俄國茶葉達8071880俄磅,價值800萬盧布。
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后,俄國以“調停有功”,脅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條約》、《中俄北京條約》,俄國政府不費一兵一卒,打開了侵略中國蒙古地區的通道,取得了沿海七口(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臺灣、瓊州)的通商權。
同治元年(1862),俄國政府又據《中俄陸路通商章程》取得了通商天津比各國低三分之一稅率等特權。
自此,俄商得以享受特權,深入到中國內地攫取物產和推銷其產品。
同治五年(1866),俄國政府又強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關的復進口稅,即免征茶葉的半稅,使俄商的販運成本大幅度下降。
據天津海關記載:咸豐十一年(1861)以前,一直是晉商壟斷著湖北、湖南的茶葉販運,他們將兩湖茶葉經陸路運往恰克圖銷往俄國。
但是從同治元年(1862)始,俄國商人已在上述地區建立茶棧,收購和販運茶葉。
由于俄商享有免除茶葉半稅的特權,又是水陸并運,俄商的販運路線是:將茶葉用船從漢口沿江而下運至上海,再沿海運至天津,然后走陸路經恰克圖販運歐洲,大大節省了費用,所以俄商販茶業務扶搖直上,從同治四年(1865)的1647888磅,到同治六年(1867)猛增至8659501磅。
而晉商販茶卻由于清政府的限制,不能享受水路運輸之便,并且要付數倍于俄商的厘金稅收。
例如,從湖北漢口販茶至張家口需經63個厘金分卡,所付稅金要比俄商多10倍,所以恰克圖晉商的對俄貿易也就日益衰落。
同治七年(1868),恰克圖的晉幫商號已由原來的一百二十家下降到四家。
晉商決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提出了“由恰克圖假道俄國行商”的方略,即“俄國到中國來奪我商利,我華商去俄國也另覓新途。
”(參見渠紹淼、龐義才《山西外貿志》)恰值其時,沙皇俄國照會清政府,聲稱恰克圖貿易日衰,要求開辟張家口為商埠和在該地設領事館。
張家口地鄰京都,清政府擔心被俄國辟為商埠和設領事后,危及京都安全和對蒙古地區的統治,便同意了讓晉商北上到俄國經商,以阻攔俄人南下辟張家口為商埠和設領事的要求。
清政府還對北上晉商酌減厘金,取消浮稅,以示體恤。
晉商得此便利,如虎添翼,便大力向俄國內地發展。
他們先后在俄國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克拉斯諾亞爾斯克、新西伯利亞等城市設立商號,與俄商展開了激烈的競爭。
在晉商向俄國內地進軍的第一年(同治八年,1869),即向俄輸出茶葉11萬擔,俄商直接販茶也是11萬擔,交手的第一回合晉商便與俄商扳成平局。
到第三年(同治十年,1871年),晉商每年輸俄茶葉已達20萬擔,較俄商直接販茶多一倍。
晉商對俄貿易是走陸路,以運費較高的駱駝、牛馬車等為交通工具,而俄商是憑借特權以運費較低的水陸并運來販運茶,晉商俄商之間的競爭條件優劣十分明顯,但晉商仍能在對俄貿易中占上風,如果不是清政府的腐敗,晉商在對俄貿易中是不一定會失敗的。
同治十一二年(1873),晉商為了節省運費,準備象俄國一樣把湖北茶經水路運至天津,再走陸路販到俄國,但清政府對晉商的這一計劃卻橫加干涉,并要對販茶走水路的晉商,仍按走陸路一樣收取厘金稅收。
世上哪有本國商人在本國販運本國貨物不能享受與外商同等待遇,反而要另加稅金的道理
但是,在清政府統治下的中國卻這樣做了。
清朝統治者倒行逆施,抑制華商的行徑,使晉商在與俄商的茶葉商戰中一開始就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加之俄商先后在漢口、九江、福州等地建立制磚茶廠,使用蒸汽機代替手壓機,所制磚茶成本低、質量高、產量大,而晉商制造磚茶仍是依靠手工作坊,其產品顯然不能與機器產品相比,晉商在磚條制作上又受到了俄商的排擠。
接著,中日朝鮮交涉事起,清政府推行“引俄制日”政策,使俄商在華勢力越發猖獗,先后控制了一些中國的產茶區。
在這種情況下,俄商直接販運中國茶數量猛增,達到年販茶六七十萬擔,而晉商下降到年輸俄國茶葉僅數萬擔。
光緒三十一年(1905),俄國西伯利亞鐵路全線通車,俄商經海參崴轉鐵路運輸不僅費用低,而且極為便捷,晉商對俄的茶葉貿易已經難以大規模進行。
晉商為了打開銷路,又采取了賒銷茶葉給俄中小商人的辦法,待他們將茶葉售出后,再返還茶款。
不料卻因此招禍:有些俄商是故意拖欠不還欠款,有些中小俄商因受國內大茶商的排擠或自身經營不善,還款無望。
晉商因此賠累甚巨,損失銀達62萬余兩。
晉商為了挽回損失,呈請清政府與俄國當局交涉,要求追回俄商所欠銀但是恐外媚外的清政府對晉商的呈請根本不予受理。
宣統元年(1909),俄國政府又突然違背兩國茶約規定,對在俄華商征以重稅,以排擠在俄經商的中國商人。
晉商遭此種種打擊,在對俄的茶葉商戰中終于失敗。
第二、政府腐敗,晉商投資礦業又遭重挫19世紀末,外國資本主義開始了掠奪山西煤炭資源的活動。
光緒二十三年(1897),英國福公司通過中國買辦劉鶚、方孝杰設立晉豐公司,準備開采山西盂縣、平定、澤州、潞安等地煤礦,后因遭到晉籍在京官員的反對,清政府黜退劉鶚等人,改由山西商務局與英商談判。
不久,山西商務局與福公司簽訂合同,福公司獲得了在山西平定等地開采煤鐵礦藏的權利。
光緒三十一年(1905),正太鐵路通陽泉,福公司派人到平定占山開礦,查禁民窯,霸占礦地,激起了山西人民和海外留學生的極大憤慨,爆發了爭回礦權運動。
在這場斗爭中,晉商積極參與,并舉行了罷市活動。
光緒三十二年(1906),日本東京發生了山西陽高縣留日學生李培仁蹈海事件。
李的蹈海和其數萬字慷慨激昂的《絕命書》,進一步激發了山西人民爭回礦權的斗爭。
英福公司感到在山西強行開采煤礦已不可行,便改為金錢訛詐。
開始以索取贖礦銀1100萬兩作為交出礦權的條件,但遭到山西代表的嚴詞拒絕。
最后以訛詐贖礦銀 275萬兩為條件,同意交出礦權,退出山西。
雙方議定,贖礦銀分四次交納,第一次先交贖礦銀的一半,由于贖礦銀數巨期短,而財政庫款無余,為了不失信于外人,保晉省名譽,山西當局便以地畝捐作抵押,由山西祁縣票號商渠本翹出面向山西各票號籌借此款。
英福公司聞訊山西票號準備墊支贖礦銀,便暗托與其有往來的銀行,收集在外之款,以困山西票號。
但山西票號不動聲色,旬日籌集銀 150萬兩,克獲全功,對此,外商固驚訝不已,而晉商在金融界之活動力也由此可見。
正如近人嚴慎修所說:“使當日票商不為助力,吾恐今之礦區猶在福公司之手,而英商勢力早已橫行于我山西之境內矣。
”晉商渠本翹為了確保利權,又于光緒三十三年(1907)與劉懋賞、馮濟川等紳、學界人士組建保晉礦務有限總公司,并由渠氏出任總經理,開采全省煤鐵礦藏。
保晉公司議定集股銀 800萬兩,實際集股 193萬兩。
如前所述,原來由渠氏出面向山西各票號籌措之贖礦銀,是以山西地畝捐作抵押,但是山西當局卻在1911年截留了全省地畝捐。
渠氏為了歸還向各票號籌借的贖礦銀,只好將保晉公司吸收到的股份資本銀挪還票號。
這樣,保晉公司從開辦之日起就因資金嚴重短缺,無法維持正常生產,致渠本翹被迫辭去總經理之職。
而山西當局所欠保晉公司之款,直到1916年幾經交涉,才要回現金60萬元,對其余欠款,山西當局以發給保晉公司一張“見義勇為”獎狀,一筆勾銷。
晉商積極參與山西人民的爭回礦權運動,千方百計出資贖回礦權,投資開辦山西近代最早、規模最大的礦業公司,但由于當時山西當局的壓迫,在資金上釜底抽薪,卻終不能有所作為。
第三、墨守成規,晉商四失機遇,終歸無法振作清末,晉商經營的山西票號已呈衰落狀態。
但在山西人中也不乏有識之士,他們認清了新的形勢,主張改革圖存。
可惜由于一些財東及總號經理的頑固和墨守舊法,以致四次失去發展的機遇。
例如,光緒二十九年(1903),北洋大臣袁世凱曾邀請山西票號加入天津官銀號,但山西票號拒不奉命。
光緒三十年(1904),鹿鐘霖為戶部尚書,奉諭組建大清戶部銀行。
鹿也邀請山西票號加入股份,并請出人組織銀行。
山西票號北京分莊的經理多數贊成鹿氏之提議,均躍躍欲試,但山西票號為獨裁制,重大事體必須請示總號定奪。
票號總經理多墨守成規,只知享現成福,毫無遠見,竟復函票號北京分莊經理,既不準入股,也不準派人參加組建,致坐失機緣。
后來,戶部銀行改由江浙綢緞商籌辦,致江浙財團后來居上。
不久,戶部銀行改組為大清銀行,再請山西票號參加協辦,無奈山西票號又不應召。
結果,山西票號始終未能參與國家銀行,第一次失去了改組銀行的機會。
光緒三十四(1908),山西蔚豐厚票號北京分莊經理李宏齡認識到山西票號若不順應潮流及早改革圖存,將在商界、金融界銷聲匿跡,因此改組票號為銀行是大勢所趨。
為此,他與渠本翹籌劃了票號改組的計劃,同時聯合京都的山西祁縣、太谷、平遙三幫票號致函總號,又請渠本翹到總號當面陳述票號改組銀行計劃。
其時,蔚豐厚、蔚泰厚、天成亨、新泰厚、蔚盛長票號為五聯號,財東同為介休侯姓,在五聯號中以蔚泰厚總經理毛鴻翙最有權威。
毛氏墨守成規,反對票號改組銀行,反而誣指李宏齡所議另有個人企圖,致李等再不能有任何行動。
宣統元年(1909),京都的山西各票莊通過各埠山西票莊再次提出改組銀行之議,漢口、蘭州、濟南等地山西票莊紛紛致函總號,要求改組票號為銀行。
無奈總號經理仍不為動,對各地之請束之高閣,票號改組銀行的計劃又告失敗。
晉商就第二次失去了改組銀行的機會。
辛亥革命發生,山西各系號均毫無準備,放出之款無法收回,而存款卻紛紛來取,山西票號蒙受嚴重損失,于是改組銀行之議重提,此時從前反對改組銀行最力的蔚泰厚票號總經理毛鴻翰業已醒悟,轉而支持票號改革。
1914年山西祁、太、平三幫票號聯合向北京當局提出申辦銀行之請,時國務總理熊希齡深知山西票號與一般商業有重大關系,對晉商之請給予支持,同意由政府出面擔保,按照“商借商還”的辦法,山西票號向奧商華利銀行借款 200萬磅,期限50年,利息六厘,作為開辦銀行之資。
不巧,熊內閣不日倒臺,又逢歐戰爆發,貸款之事成為泡影,山西票號又第三次失去了改組銀行的機會。
對外借款失敗,祁、太、平三幫票號聯合改組銀行計劃無法實施,于是平遙幫決定單獨進行,蔚泰厚總經理毛鴻翙,蔚長盛總經理閻子樵、蔚豐厚總經理張子康、新泰厚總經理侯某、蔚盛長總經理霍益亭、天成亨總經理范子生等擬從各自的票號中抽出若干資金作為基金,組織一大銀行。
然而此計劃始終未能實現,山西票號改組銀行的計劃終于第四次落空。
山西票號從光緒三十年(1904)以后,十多年的掙扎,四次錯過改組機會,終于無法振作。
清代晉商清代晉商的發展及衰落清兵侵入中原后,蒙古地區歸入清王朝統治,歸代城商業開始蒸蒸日上。
康熙中年,山西商人進入外蒙古草原貿易,松遼平原和內外蒙古草原,成為山西商人販運貿易的新市場。
當時,蒙漢貿易必須經過張家口和殺虎口(后改歸化城),俗稱東口和西口。
張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業是祁縣人范家開設的“興隆魁”,這個商業性的企業有職員 290多人(有的則說共有職員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國對外蒙和俄國貿易的第二大型企業。
在對蒙貿易的西口——殺虎口,山西的行商經常在大青山和西營一帶貿易,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顧,獲得了很高的利潤。
這些行商會說蒙語的被稱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開辦的“大盛魁”,從業人員達六、七千人,人們曾形容“大盛魁”的財產能用五十兩重的銀元寶從庫倫到北京鋪一條路。
在寧夏,著名的大商號多是萬榮、平遙、榆次、臨猗一帶的山西商人開辦,寧夏的名藥材枸杞半數掌握在山西人開的“慶泰亨”手中。
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寧為根據地活動于各州縣。
在北京,糧食米面行多是祁縣人經營;油鹽酒店多是襄陵人經營;紙張商店,多是臨汾和襄陵人經營;布行多為翼城人經營,鮮魚口以西有布巷,全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號“都一處”、“六必居”、“樂仁堂”等都是浮山、臨汾等山西商人首創和經營。
此外,山西商人還到四川、云南、貴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廣東等地貿易和經商。
廣州的濠畔街,多數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
“廣生遠”、“廣懋興”、“廣益義”等實際都是山西人在廣州開設的企業。
由海上出口茶葉,比如運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產地收購,運往廣州,由潮幫商人從山西商人手中購進再轉運南洋的。
至于長江中下游一帶,揚州的鹽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長江口出海與日本的貿易,也數山西人最為活躍。
山西商人還開拓了國外市場,從陸路對俄貿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個俄國城市,都有過山西人開辦的商號或分號。
在朝鮮、日本,山西商人的貿易也很活躍,榆次常家從中國輸出夏布,從朝鮮輸入人參,被稱作“人參財主”;介休范家,幾乎壟斷了對日本的生銅進口和百貨輸出。
在清朝統治期間,能夠興旺發達二百余年的商業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聶家、太谷的曹家,祁縣的喬家、渠家,平遙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臨汾的亢家,萬榮的潘家,陽城的楊家等等。
他們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貸者,又是大地主,都擁有極為雄厚的資本。
清代晉商衰落自身、內在的原因,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1句】:明清晉商是封建統治階級的附庸。
明初晉商藉明朝統治者為北方邊鎮籌集軍餉而崛起,入清后又充當皇商而獲得商業特權,清代又因為清政府代墊和匯兌軍協餉等而執金融界牛耳。
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終靠結托封建政府,為封建政府服務而興盛。
但當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時,山西商人也必然禍及自身。
如志成信票號,庚子事變后,曾將資本運往南省放貸,但辛亥革命中運往南省資金大多散失。
而清廷提銀刻不容緩,結果賬面上有應收銀 400萬兩,有應付銀 200萬兩,但實際上已無法周轉,被迫倒閉。
民國初年,債權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遙、祁縣坐索欠款,財東因票號損失慘重,已無力償還,只能賣房賣地,甚至逃匿他鄉,有的還淪為乞丐。
本守之”的傳統觀念,束縛了晉商的發展。
晉商資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屢見不鮮。
入清后,晉商購置土地者很是普遍。
有民謠稱:“山西人大褥套,發財還家蓋房置地養老少”。
此謂“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騎坐。
這句民謠反映了晉商外出經商致富后還家蓋房置地養老少的傳統觀念,在這一傳統觀念支配下,其商業資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資本發展的。
【第3句】:墨守成規,思想保守。
如前所述,隨著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舊有的商業模式被打破,加快改革,適應潮流,是求得自身發展的途徑。
但是,由于晉商中一些有勢力的財東和總經理思想頑固,墨守成規,以致四次失去票號改革機會。
【第4句】:近代企業的投資見效周期過長。
20世紀初,晉商中一些有識之士以高度熱情投資民族資本近代工業,但由于當時保礦運動的影響,其資本主要投入了投資額大、見效周期長、管理要求高、并受運輸條件制約的煤礦業,而不是投資少、周轉快、利潤高的棉紡、面粉、卷煙等輕紡工業,致使資金大量積壓,陷入困境。
作文七彩丹霞游記200字
領略了“大漠孤煙直”的鳴沙山,去過壯觀、氣勢磅礴的敦煌莫高窟,今天,我要揭開七彩丹霞的神秘面紗。
當朝霞的第一金光灑在大西北的土地上,我們來到了聞名遐邇的張掖七彩丹霞。
沿著曲曲環環的游步道,我們登上觀景臺。
一座座長彩山連綿不斷,蜿蜒起伏,層層疊疊。
看,那邊的一座山,宛如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穿著彩色絲綢裙。
在陽光的照耀下,翩翩起舞,彩色的衣裙隨風舞動,婀娜多姿;再看那座,彩色的線條五彩斑斕,猶如五顏六色地海浪,一層一層,一圈圈地蕩漾開去。
天空蔚藍蔚藍的,金色的陽光傾瀉而下,彩色山變得更加絢麗奪目,遠遠望去,好像哪位畫家遺忘的顏料盒。
在大片的彩色山之中,令我最難忘的就是那只開屏的“孔雀”。
幾座山峰狀如開屏的尾羽,一片是紅的,一片是藍的,還有綠的、橙的、黃的,美麗極了
“孔雀”昂首挺胸,好像在說:“四方賓客們,快來和我合影吧
”丹霞地貌處處看,但七彩丹霞唯此處觀。
它經過上億年的沉積,流水的腐蝕和風化才形成的。
如此壯美的景觀真是令人驚嘆啊
下面幾句話告訴我大概什么意思就行了
【第1句】:這是一個演變的漫漫長夜之旅,從禿頂利爪的“”到發型時髦、肌肉發達的愛德華.卡林......,從的文學原著中,人們總能找到吸血鬼那具有悲劇色彩的,有時甚至是令人同情的一面。
【第2句】:美國總統奧巴馬和韓國總統李明博于星期四呼吁朝鮮重返陷入僵局的朝核會談,放棄成為核國家的野心,以換取大規模的經濟援助。
【第3句】:如果你對一個男人的了解還沒有達到心心相映的安全程度就跟他上床,那么你們之間的關系可能會驟然升溫,但就像蒸汽一樣,排入空氣中就迅速消散,弄不好你還會被燙傷。
【第4句】:男人對待爭吵的下策是“鐵石心腸”,而女人對待爭吵時的下策是“歇斯底里”。
【第5句】:上校繼續鼓吹的好處,由其花費很多口舌向他的客人們保證并不是歧視婦女的,并鼓勵她們該信。
兩小時以后,這些女士走了,帶著些許困惑,50歐元的補貼和一本古蘭經。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是翻譯作業嗎
段祺瑞出兵收復外蒙的始末
1911年,武昌起義后,杭達多爾濟、車林齊密特等蒙古王公喇嘛擁立庫倫的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為皇帝,宣布成立“大 蒙 古 國”,是為外 蒙 古獨 立。
中 華 民 國不承認其獨立,仍稱其為外蒙古。
1912年,外蒙古軍隊攻陷科布多城,占領了科布多全境,并乘勢西進阿爾泰。
之后又控制了達里岡厓牧場。
1913年中國與俄國簽訂的聲明文件及另件確定,外 蒙 古實行自治,自治區域為清末庫倫辦事大臣、烏里雅蘇臺將軍與科布多參贊大臣管轄區域。
1915年,外蒙古取消“獨立”,改為自治。
1919年,在北 洋政府總理段祺瑞的支持下,北洋軍司令徐樹錚出兵外蒙古,迫使外蒙古取消自治,完全回歸中國。
撤銷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