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結婚時，啟功家里經常聚會，因為來的朋友多，不僅要陪吃陪喝，還經常要鬧到很晚，可章寶琛從不多言，站在一邊，不停伺候大家端茶倒水。年輕時，啟功有時脾氣也不好，但無論如何發脾氣，章寶琛從不接茬。因為有了章寶琛，啟功家里的一切大事小情，他從不用操心。

婚后，中斷學業的啟功到輔仁中學擔任國文教員，但三年后，又被解聘了。那時，正值北京淪陷，啟功只能靠在教學館的工作來維持全家的生活。即便如此，章寶琛從來沒有任何埋怨，自己省吃儉用不說，還把一家日常的開銷精打細算，留下一部分為啟功買書和一些不太貴的畫。

有一次，啟功看見妻子在補一只破了幾個洞的襪子，不由心中酸楚，他決定作畫變賣。可畫好了，背上出門時，他又邁不開步了。章寶琛理解他作為男人的自尊心，于是自告奮勇，說：“你只管作畫，我上街去賣。”

一天傍晚，天突然下起大雪，啟功見妻子還沒歸家，就打傘去迎。在街上，啟功看到章寶琛坐在一個小馬扎上，渾身上下白茫茫一片。沒等開口，他的眼淚就奪眶而出。章寶琛扭頭見到他，如孩子般揮舞著雙手，一臉興奮地說：“你看，只剩下兩幅畫沒賣了。”

對于啟功來說，妻子的賢惠還不僅僅表現在對自己的愛上。由于姑姑終身未嫁，一直和啟功生活在一起，母親年紀也大了，身體也不好，有時不免對章寶琛說話重些，可不管什么原因，章寶琛從不頂嘴。1957年，母親和姑姑相繼病倒，所有的重擔全部壓在章寶琛身上。長年累月的勞累，讓她日益消瘦。啟功把這一切都看在眼里，記在心頭，無法言語表達，最后他讓妻子端坐在椅子上，自己恭恭敬敬地叫了聲“姐姐”，并給她磕一個頭，以示尊重。

1957年6月，啟功被打成右派。因為郁悶，他常常呆呆坐著一言不發。章寶琛為此著急上火。兩個月后，啟功突然對她說：“如果我走了，你要好好照顧自己。”章寶琛緊緊抱著他，泣不成聲：“如果你走了，我活著還有意思嗎？”她勸他，用自己的方式。深知啟功愛講話，怕他吃虧，就把自己的經驗告訴他：“有些不該講的話，你要往下咽，使勁咽著……”為了讓啟功繼續寫作，她又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現在沒人給出版，但總有撥云見日的一天。”就這樣，啟功慢慢又恢復了勇氣。

在文革中，很多人把自己的作品都毀了，怕惹禍上身，但章寶琛卻冒著危險，把啟功的大部分手稿都偷偷保存了下來，這些她連丈夫都沒有告訴。為了讓啟功安心寫作，她替他把門放風；為了讓啟功吃好點，她拿出自己珍藏的首飾典賣。只是，多年的付出讓她的健康出現了問題。

1975年，章寶琛舊疾復發，被送往北大醫院。當時，啟功正在位于燈市西口的中華書局點校《二十四史》。為了照顧妻子，他白天請看護，晚上就在病床前搭幾把椅子，睡在她旁邊。看自己病情日益嚴重，此時，章寶琛才告訴啟功自己私自藏書、字畫和文稿的地方。看著重見天日的底稿，啟功淚流滿面。如果不是妻子，這些心血早化為灰燼，付諸一旦了。

因為兩人沒有生養孩子，這一直是章寶琛心中最大的遺憾。啟功曾在輔仁大學教書時，時常和女學生去看展覽。親戚中有位老太太好意地問她知道不知道，沒曾想她竟然回答：“且不說他不會有問題，就是有問題我也無怨言，我希望哪個女子能給他留下一男半女，也了卻了我的心愿。”在她的心里，啟功就是她生活的全部，而她只要付出，甚至可以被代替。所以，在這個問題上，章寶琛在病床上叮囑啟功：“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再找個人照顧你。”啟功聽后說：“老朽如斯，哪會有人再跟我？”于是兩人為此還賭下輸贏，啟功問：“將來萬一你輸了賭債怎么還？”章寶琛答：“自信必贏，且不需債還錢！”

章寶琛撒手人寰后，啟功經常徹夜難眠。沒有了妻子的陪伴，啟功寧愿過著孤獨而清苦的日子。他把所賣的字畫和稿費200多萬元全部捐了出去，而自己依舊住在簡陋狹小的房子里。

由于太多人關心啟功的生活，為她做媒的人也很多，但他不同意。曾有介紹人來查房，見他是雙人床，就說啟功肯定有意。為此，啟功干脆把雙人床換成了單人床。

章寶琛的去世，讓啟功一直沉浸在無盡的哀思中，他曾寫道：“結婚四十年，從來無吵鬧。白頭老夫妻，相愛如年少。相依四十年，半貧半多病。雖然兩個人，只有一條命。我飯美且精，你衣縫又補。我剩錢買書，你甘心吃苦。今日你先死，此事壞也好。免得我死時，把你急壞了。枯骨八寶山，孤魂小乘巷。你再待兩年，咱們一起葬……”2005年，93歲的啟功帶著對章寶琛的思念溘然長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