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淵小時候，就很少見到一家團聚的日子。她的父親在酒泉衛星發射基地工作了40年，母親在上海石庫門房子里照料一家老小，同時在一家街道小廠兼任會計。為了養家糊口，母親利用一切業余時間，做粗活來貼補家用。她刷洗過牛奶廠的玻璃奶瓶，為小旅館搓洗那些粗重的窗簾與床單，還為煤墼廠打過煤墼。

小淵記得，打完煤墼回來，母親洗頭發能洗出一盆黑水來，指甲縫里都是黑乎乎的煤屑，剔都剔不掉。而此時，這位昔日紗廠老板的二小姐，已經干活干到十個指甲都劈裂了。

母親毫無怨言。小淵在小時候見識過同學父母的各種猜忌、計較、吵嘴，倍感困惑一自家父母，是怎樣在這樣兩地相隔、無所扶持的情境下，一直保持著安之若索的和諧的？小淵成年后終于明白其中的奧妙。原來小淵父母的情感紐帶有兩個，一個是兩人對古詩詞的熱愛，另一個居然是，父親這一生為母親做了43頂帽子。

只說后者。小淵母親在上個世紀60年代末患上日光性皮炎，只要一曬太陽，臉上就會起紅斑。偏偏她為養家承擔的很多活計，都要頂著毒日頭完成。父親知曉后，一聲不吭，很快托回滬探親的同事為母親帶回一頂米黃色的草帽。那是父親找編草帽的老鄉學習，自己用青稞稈編織的。為了讓母親戴在頭上舒服，父親把青稞稈浸水3次，捶軟3次，又曝曬3次。

之后，父親一發不可收，專門以一名航天工程師的智慧，為母親做帽子。布帽子、粗麻帽子、竹絲帽子、軟藤帽子……禮物源源不斷地從酒泉寄回，或者托人捎回，而帽子永遠是母親一個人的。這讓母親在逐漸成年的女兒面前都有點不好意思。

然而，無病無災的美好日子總是那么短暫。在父親即將退休的那一年，母親被診斷為阿爾茨海默病。病情逐漸發展，到父親退休回滬的第5年，母親連女兒和外甥都不太認得了。

她還認得父親嗎？也許是認得的。至少，她對這個每天拉著她的手，帶她一起去菜市場、去超市、去圖書館的男人，有著一股莫名的信賴感。她并不反感他在身邊，絮絮叨叨把古詩詞吟詠給他聽。她也許已經忘了他的名字，忘了他為何坐在她的近旁，忘了他們共同經歷的坎坷歲月。但是，只要他哄她戴上帽子，只要他伸手將她帽子上的飾帶系好，把帽檐小心調整到既不會遮擋她的視線，又能為整個面部遮陽的位置，她就一反原先的煩躁、焦慮，她的臉上不再有與病魔爭斗拔河的苦楚與虛弱。安詳的感覺回到她臉上。那一刻，她像是一個無病無災、一輩子過著安逸生活的儒雅老太太。

父親對母親已經遷就到連女兒們都看不下去的地步了。母親抱怨過飯軟飯硬、茶燙茶涼，抱怨過帽子太重、帽檐太大、帽頂太深、帽箍太緊。“你看我一戴上帽子，就像孫悟空被念緊箍咒。”偶爾清醒時，母親還會開這樣的玩笑。為了母親的舒適與平靜，父親想盡了一切辦法。他已經70歲了，騎著自行車，跑遍了所有賣女帽的地方，不顧營業員的白眼，一頂一頂地試戴帽子。他對所有現成的帽子都不滿意，最后，他終于在布料城買到一種類似《紅樓夢》里提到的“軟煙羅”面料，自己畫圖，為母親設計各種英式遮陽帽。

父親得意的設計成功了。這種帽子拿在手上幾乎沒有分量，表面卻有無數反光點，可以最大限度地反射陽光。它像一只小小的飛碟或者鳥巢，駐留在母親白發稀疏的頭頂上。帽檐上盛開著手工卷制的玫瑰花，或者蹲踞著一只光彩熠熠的蝴蝶，這讓母親有點佝僂的身軀忽然散發出一點點美的光輝。鄰居們見到“梁家阿婆”出門，都會停下來，由衷地夸贊她的帽子，夸贊她的氣色與風度。母親帶著一點茫然的單純表情，很受用地聽著。鄰居們有點困惑地對小淵父親說：“阿婆依舊漂亮、有風度，不像一個病人呀。”

小淵意識到，父親是以他獨有的方式，維護了母親遲暮之年的尊嚴。基于心中深沉、默然的愛，他最不能接受的，就是為家庭承擔了半輩子重擔的妻子，因為老病相催，再也不能體面、優雅地活過最后一段歲月。

他做到了。他以43頂帽子，構筑了一個只有他們夫妻能懂的小世界，一個唯有他們攜手攙扶的小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