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成功男人的背后，往往站著一個默默付出全部的女人。作為中國近代史上大師級人物，他背后的那位女人，他從不曾公開叫過她的名字，即便在給家人或親朋的信中提及她，他也只稱她“王姑娘”或“三姨”。其實她有個好聽的名字，而且還是他起的——王桂荃。

6歲時，她作為陪嫁丫環，跟隨時任京兆公李朝威的掌上明珠李惠仙嫁到梁家。風華正茂、才氣縱橫的梁啟超嫌她的名字惡俗，隨口改成王桂荃。她雖不明白桂荃的意思，卻滿心歡喜，因為她早就聽說她家姑爺是個極有學問的人。

18歲時，在女主人李惠仙的主張下，她和梁啟超圓了房。梁啟超曾創辦“一夫一妻世界會”，他不能自食其言，因此，他連小妾的名分都無法給她。但她心甘情愿，無怨無尤，為他生下7個孩子，從不曾向他索取她應有的名分。

其實，在她心里，溫和儒雅、才華橫溢的梁啟超，無異于仰止的高山。她愛他，能陪伴他，為他生兒育女，就是她莫大的幸福。沒有所謂的“共同語言”，不能“夫唱婦隨”，不能成為他的“閨中良友”，她就把心底里的愛，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詮釋。在家中，她不辭辛勞，侍奉他的雙親，照顧他和他的妻子，養育他的兒女。梁啟超偶爾心情好，會教她讀書識字。她冰雪聰明，很快就能看書讀報，甚至寫信。

戊戌變法失敗后，清廷大肆捉拿維新黨，梁啟超只得剪掉辮子，穿上西服，東逃日本。她跟隨他一家人到日本避難，李惠仙是千金小姐，體弱多病，家中大小事務，甚至財務，便全都由她操持掌管。她把一大家人的飲食起居安排得妥妥帖帖，更用慈母心養育他的孩子們。

有一年，李惠仙生的孩子染上了白喉。她守護在醫院里，衣不解帶，日夜不離左右，孩子終于轉危為安。其實她自己的親生女兒也患白喉，正掙扎在死亡線上，她分身乏術，難以兼顧。因護理不周，女兒夭折了，她很傷心，偷偷地躲在衛生間里邊洗衣服邊痛哭流涕。

她愛得那么卑微，直低到塵埃里；她愛得又那么純粹，在萬物的低處，抵達繁盛的高貴。

1924年，李惠仙因乳腺癌去世，梁啟超悲痛萬分。王桂荃百般勸慰，更加精心照料他的飲食起居，盡力撫平他的心傷。她細心管教他們的孩子，讓他沒有后顧之憂，可是在5年后的深秋，他仍撒手人寰。臨終前，他拉住她的手說：“對不起，讓你受苦了，孩子們就拜托你了。”她的淚奪眶而出：“先生放心，孩子們有我呢！”

梁啟超并沒有留下多少遺產，卻留給她9個尚未成年的兒女，最小的兒子梁思禮只有四歲半。她成了梁家的頂梁柱。雖然生活十分困難，但她不以為苦，他臨終前的托付對她而言，是責任，更是信任，她沒有什么遺憾的，愛他，就是按他的意愿，撫養他的孩子們。

她豁達開朗，樂觀愛笑，從不抱怨。她千方百計讓孩子多讀書，每天督促孩子們做作業，她坐在一旁默默地聽孩子們讀書，有時她也跟著讀。孩子做了錯事或不認真讀書，她總是用很溫和很樸素的話教育他們。

多年后，子女們回憶起她時，他們不顧梁啟超的忌諱，稱呼李惠仙為“媽”，卻發自內心地稱呼她為“娘”。李惠仙生的大兒子梁思成動情地說：“娘是一個頭腦清醒、有見地、有才能，既富于感情又十分理智的善良人。”她的勤奮堅忍，潛移默化影響著孩子們，也成就了這9個子女的人生，他們成年后皆為才俊，其中3位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小兒子梁思禮高中畢業后，家里的經濟狀況已舉步維艱。但是她仍竭盡所能為他爭取到赴美國留學的機會，變賣僅剩的一點家產，又不惜放下自尊向老友借貸，湊足400美元作為去美國的路費和開銷。新中國剛成立，小兒子匆匆回國，白發蒼蒼的她親自到天津碼頭迎接，因為沒有確切歸來日期，她在寒風凜冽的碼頭整整守候了半個月。

“文革”期間，她作為“保皇黨梁啟超的老婆”，家被抄了，她與孩子們四散分離，風燭殘年的她被遣送回鄉下。1968年冬天，她在一間陰暗破舊的牛棚里，孤零零地走完85年的人生。死后3天，好心的鄉親們才偷偷找了一張破草席，把她草草地埋在山坡上。幾年后，山坡因另作他用被夷為平地，她的埋骨之處也消失了。“文革”結束，兒女們找來，只能順著鄉親所指，在平地上，于想象中，在她雜草叢生的墳前哀哭。

北京香山漫山的紅葉林中，在梁啟超和李惠仙的合葬墓旁，兒女們為她立了一塊臥碑，碑后植一株白皮松，碑上刻有她的名字——王桂荃。她的名字，終于與梁啟超聯系在一起。

人世間的情愛姹紫嫣紅，風情萬種，一個“情”字可以讓人上天堂，也可以下地獄。但有一種愛，卑微而無私，像深谷里的野百合，純凈又高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