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1歲時，我就體驗到了電視里的那句廣告詞：感覺身體被掏空。夜晚，我起床上廁所的次數達到十幾次；冬天，體育課上最簡單的熱身運動，也能讓我汗如雨下。

母親察覺出我的異常，第一時間帶我去了醫院。醫生拿著我的尿檢報告審視一番，隨即起身問道：“檢驗科，剛才那個叫張小冉的，尿蛋白是‘四把加’嗎？確認無誤嗎？”得到對方肯定的答復后，醫生回到座位上，面色凝重：“帶孩子去華西看看吧，我們這，看不了。”華西醫院是治療疑難重癥的，聽醫生要我們去那里復查，母親眉頭緊鎖，變得不安起來。

華西醫院的檢查報告顯示一切正常。母親不信，一再告知對方，我在另一所醫院查出尿蛋白選項有“四把加”。她一邊用手拉住檢查人員，一邊在挎包里翻找上一家醫院的尿檢報告。檢查人員猶豫了幾秒鐘，決定再為我查一次。果然，第二次尿檢報告上“尿蛋白”又是“四把加”。

醫生拿著報告，認真地給母親講解，我聽不懂，卻心里暗喜著：太好了，這幾天我可以不用去學校上課了。

我牽著母親的手，一蹦一跳地跑下樓，剛走出華西醫院大門，母親哭了。這是我第一次見母親流淚，從這之后，她的淚腺閘門就好像被徹底打開了：我和表妹在家玩捉迷藏時，無意間推開廚房的門，看見小姨正拿著紙巾遞給母親，母親在哭；半夜起夜經過客廳，看見母親坐在沙發上抽煙，借著月色，仍然能看見母親眼角閃爍的淚光。

從華西醫院回來，母親幫我向老師請了長假，我住進了醫院。母親開始變得很迷信，她固執地認為：她在本命年沒有穿紅衣服，才會招來霉運。在病床前，她和小姨念叨：“我的本命年，可是為什么遭罪的是我女兒？我甘愿替女兒受罪。”她花重金給我買了一塊小金佛，用紅繩子拴緊，讓我時刻帶在脖子上。

2

2002年，我上了初中。在摸清醫院看病的全套流程后，我拒絕了母親的陪同，獨自在醫院和學校之間穿梭，享受著挑大梁的快感。

初二下學期的一次診察，醫生建議我換成激素治療試試，讓我把母親請進來，一起敲定方案。我自豪地說：“我媽媽沒來，每次都是我一個人來。”醫生說：“你們母女倆真奇怪，每次都是一前一后地來，給你講完一遍，還得給你媽媽講。”我很疑惑，走出門診部，用IC卡給母親打了個電話，告知她治療方案有變。沒想到5分鐘后她就出現在了我的面前。原來，母親從來就沒放心過我，一直默默跟在后面。

我選擇接受激素治療方案，并且每天心情愉悅地吃掉12顆潑尼松，僅僅因為覺得自己長些肉會變得更好看些。曾有親戚調侃，說我的肋骨可以彈琴，看著我就知道家里窮。我不甘示弱：“我家才不窮，我媽媽賺的錢都買藥了，我的藥可貴了，有人體胎盤、有蜈蚣、還有鹿茸，貴得嚇死你。”

我的確從來沒有感覺到我家和“貧窮”二字沾邊：在同齡人都在趕公交車或者騎自行車上學時，母親怕我累著，給我買了一臺2000多元的電瓶車；后來，她又怕我往返醫院時會出什么緊急情況，給我買了一部手機。這兩款初中生界的“奢侈品”，讓我成為班級里走在前端的“弄潮兒”。后來我才得知，這些都是母親全年無休、用上完正常排班再連軸轉通宵夜班換回來的。

3

激素治療期間，藥物副作用特別強烈，剛輸上5分鐘液，嘔吐感就排山倒海地襲來。我再也不能一個人去輸液了，只能同意母親的陪同。

每天中午，母親都挖空心思給我準備午餐，我卻什么也吃不下。有一天，母親買回來三菜一湯和一只烤鴨。母親擰下一個鴨腿，舉到我嘴邊，“多少都得吃上一口”。肥膩的鴨腿讓我反胃，我下意識用輸液的那只手使勁推開。沒想到，動作太大，輸液瓶被我扯了下來，砸在手背上，針口處開始冒血。

母親一邊喊護士，一邊手忙腳亂地用紙巾幫我止血。我感覺到手背一陣火辣辣地疼，抑制不住怒火，抓起鴨腿使勁一甩，正好丟到了趕來的護士腳邊。母親一愣，接著抓起白色的泡沫飯盒，一股腦全丟進垃圾桶：“變著花樣伺候你，你到底想干什么！”說完轉頭離開了病房。我腦袋“嗡”地一聲，坐在床上哭成了淚人。

等母親再次返回病房時，我還在抽泣，想主動跟母親說話，一張嘴卻哭得更厲害了。母親手里提著和之前一樣的飯菜，還帶回來一罐可樂。她紅著眼睛對我說：“你兩天沒吃東西了，多少吃點。媽媽給你買了一罐可樂，等吃完飯，媽媽就想辦法給你喝。”我很愛喝可樂，但醫生不讓我喝飲料，沒想到最遵醫囑的母親，竟然會主動給我買。

母親所說的辦法，是把開水倒進飯盒里，然后把可樂放在熱水里。接著，母親拿紙給我擦眼淚，笑著告訴我馬上就有可樂喝了。可是忽然，易拉罐“砰”一聲炸開了，可樂噴向四面八方。母親趕忙拿起紙巾，蹲在地上反復擦拭地磚縫里的可樂。看著她的樣子，我心里揪著疼，厚重的負罪感鋪天蓋地襲來。

激素的副作用開始顯現，我的骨骼線提前閉合，再也沒有長高過，體重卻到了145斤。胖了之后，我發現很多人開始和我保持距離。我開始討厭逛街，討厭買衣服。我受不了銷售人員把我從頭到腳打量。母親察覺到我的抵觸情緒，故作輕松地逗我：“咱們多劃算啊，給同樣的錢，買同樣的衣服，布料卻比別人多，賺了。”說這些話時，母親總是小心翼翼地觀察我的表情，如果我笑了，她就會松一口氣。

4

2005年，我上了高中。隨著潑尼松越吃越少，身上的贅肉也漸漸離我遠去。這時，我和班上一個男孩戀愛了，老師告訴了母親。

可是母親并沒有質問我，甚至都沒提這件事。我按捺不住了，主動和母親談起這件事，母親問：“那男孩子知道你生病的全部情況嗎？你得和那男生說實話，不能瞞著人家。”見母親默許了，開心的我一個勁地說：“他知道，他都知道。”我被喜悅沖昏了頭，沒去思考母親的擔憂。很快，這份擔憂就應驗了。

一天晚自習結束，我們走出校門，男朋友把他的校服披在我的身上，和我并排走向公交車站臺。忽然，有人扯掉了我身上披著的校服。我轉身看到，男朋友的母親拉著他往電瓶車上拽。他的母親對他喊道：“她有病！她會拖累你的！你必須去當兵！”

我心里一緊，眼淚刷刷地流了下來。接著，我給母親打了一個電話。張口喊了一聲“媽媽”，就再也說不出話。我哭得很傷心，母親一個勁讓我別哭，自己卻和我一起哭了起來。

5

2007年，我的病情一直在反復。母親的心情也隨之跌入谷底，開始急病亂投醫。她看到一個小廣告，說某家醫院是腎病方面的頂級醫院，就帶著我去了。那里的醫生拍著胸脯保證，我的病一定能治好，然后給我們開出一張高額的醫藥費單，一副中藥500元。

在我堅持服藥的第二個月，報紙刊登出黑醫院名單，給我開中藥的那家醫院赫然在列。我十分心疼被騙走的錢，母親拍拍我的肩膀寬慰說：“沒事，你不是嫌坐公交車暈車，抱怨這里太遠了嗎？這樣以后都不用遭罪了，咱們還是回大醫院看。”

母親說得很輕松，可是我知道她已經沒錢了，母親下崗再就業，一直擔心自己會被辭退，每天晚上都拼命地學習公司發下來的資料，生怕斷了收入，讓我無法繼續治療。

高三下學期，我再次入院，準備做腎穿刺活檢手術。手術前，有半個月的排期。排期期間我每天不是端個飯盒去餐館打飯吃，就是去小賣部看電視。我拒絕母親陪同，因為舍不得母親操勞。母親每天都給我打電話，我努力向母親證明，我在醫院過得很愉快。

手術結束后，腎穿刺活檢報告很快就出來了，我是系膜增生性腎小球腎炎。醫生說，雖然我的病程是整層樓的病友里時間跨度最大的，但由于我長期接受治療，“養護”著我的腎，所以我的病情是最樂觀的。“所有的功勞，都該留給你媽媽，幸好這8年，她一天都沒有放棄過。”

隨著我慢慢地痊愈，我變得開朗、自信起來。如今，我也是一位母親了，有了個健康活潑的寶寶。有了寶寶之后，我理解了母親當年所有的心路歷程。我愛我的孩子，就像母親愛我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