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我記得新加坡一點都不熱，往日上學路上的大汗淋漓很少出現，鄉間的小路上微風輕柔，真是難得的涼快。

父親是崇尚文化的人，一心一意想讓家里轉個門風，于是決定全家勒緊褲腰帶供大哥讀大學，渴望有個盼頭。剩下六個弟妹，大家也吵吵要念書，父親無奈只好答應再供一個，

但是誰去，要抓鬮決定。于是我上面的兩個哥哥和下面的三個妹妹都焦急等待，這個幸運的孩子會是誰呢？

那是一個難熬的夜晚，父親拿出來他的寶貝，一副油光光的麻將牌，去掉了花牌，他說讓我們自己去摸，誰摸的數字大，誰就去念書。我聽了后躲在最后面，不敢摸，我怕我摸的數字是最小。那是上世紀五十年代末的事情，二哥三哥分別大我三歲、二歲，我剛剛九歲，下面三個妹妹，依次差一歲，最小的妹妹六歲。

等到父親大聲喊我時，二哥和三哥都已摸好了牌，三個妹妹也拿著摸好的牌在手上玩，我的眼睛余光已看見小妹的牌是九條。

完了，我的心一下子涼到了谷底，絕望之下，我從一堆麻將的最角頭抓了一張牌，捏在手心不敢看，只是用拇指死命地摸，摸著摸著我感覺希望增大了，因為我手摸到的都是圈。

當父親讓他的孩子們都一起亮出牌的時候，我看見二哥和三哥很沮喪，淚水在眼眶里打轉轉。他們兄弟兩運氣太差，一個摸到一萬，一個摸到三條，而另外兩個妹妹，一個是七餅，一個是六萬，只有我和小妹妹并列第一，她是九條，我是九餅。

父親將每個孩子手上的牌都大聲念一遍，然后將牌放回麻將中重新洗牌，他一邊洗一邊說：“再抓一次，這次只有老四和老七有資格，其他人靠邊站。”

這次是我先抓的，我真希望還能抓回那張九餅，牌到手中，我一看傻眼了，斜斜的三個圈，完了，是三餅。我徹底的絕望了，沒等小妹摸牌，我已經亮開了牌。父親守著一堆麻將，臉上毫無表情，他讓小妹快摸，聲音嚴厲。小妹嚇得要死，也搞不懂摸牌的嚴重性，她跑過來抓了一張，交給父親，站在一邊傻笑。

當著所有孩子的面，父親念出了我和小妹的牌：“老四是三餅，老七是幺雞，好了，我們大家一起辛苦，供老四去讀書。”說完他長長出了一口氣，點著了手里拿了很久的一根煙。

當確定是我去念書的答案后，我簡直不敢相信這一切是真的，我呆呆地望著父親，望著他不慌不忙收麻將的樣子，眼前的父親是那么的可愛、那么的慈祥。

父親是抗戰結束時來到南洋的，他的家鄉是廣東省揭西縣的梁家墩，一個典型的客家圍屋里長大的孩子，他一生務農，閑時兩個愛好，嘴里的香煙，手里的麻將，一生如此，沒有改變。

他先到吉隆坡再到馬六甲，最后因為地租便宜，來到了新加坡勿蘭鄉村種植橡膠。落下了腳后，父親才把母親接來過日子，時間真快，感覺一晃的功夫，第八個孩子已在母親的肚子里晃蕩了。

由于家庭負擔重，父親沒有能力把每個孩子都送進學校，為了公平他只有把機遇交給了他的最愛，那副麻將來決定。讓摸牌決定孩子的運氣，他認為這樣，沒有去的孩子會心服口服，會心甘情愿的勞動賺錢，供上學的親兄弟安心的讀書。

后來父親總是嘮叨，說1959年新加坡自治了，從城市變成了國家，條件成熟后，政府依法實行了義務教育，這種靠抓鬮決定讀書的事情才在全島被徹底地杜絕了。

事情過去了幾十年，每年我們兄弟姐妹相聚，都免不了要圍在一起打麻將，一是懷念父親在世時的那種氛圍，而是麻將總讓人有歡樂的喜悅，可是，不管怎么打，小妹從不和幺雞的牌。

今天的我，會讀很古體的詩詞，能寫很地道的書法，知道些天南地北的雜事，發表些抒情的篇文，特別和中國的朋友談天說地，沒有任何障礙，這一切都來自父親和兄弟姐妹的功勞，當然更來自麻將的功勞。

說句迷信的話，在我的心里，總覺得自己有三餅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