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玠為南宋時期名將，曾經多次率領南宋軍隊擊潰蒙古軍隊的進犯。其生年不詳，字義夫，分寧人氏，后來僑居蘄州，任四川安撫制置使，四川總領，兼夔州路轉運使等職。

余玠，幼年時家庭貧窮，在白鹿洞書院和太學上舍讀書。后來在茶館之時，與茶館老人發生口角，一個不慎失手推到了茶翁，最后致使茶翁死亡。為了脫身，余玠出逃襄淮一帶，淮東制置使趙葵欣賞其雄心壯志，于是有心收留他，余玠因而隨后進入淮東制置使趙葵幕下為幕僚，在軍中任事。

余玠進入軍中不久就立下戰功，補進入副尉，又擢升作監主薄。宋朝端平三年，蒙古軍大舉進攻，余玠又應蘄州守臣征召，組織地方軍民進入蘄州，參與守城之戰。在這場戰役中，余玠配合南宋援軍共同擊退前來進犯的蒙古軍隊，事后零工，進官三秩，任知招信軍見淮東制置司參議官，進工部郎官。

嘉熙二年，蒙古大軍再次進攻滁州，余玠聽到消息之后，當即率兵前往支援，獲得了對蒙作戰的大勝利。兩年后，因為積累軍功，余玠被提升為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淮安州，主持濠州以東、淮河南北一帶防務。

淳佑元年，在與蒙古察汗一部作戰之時，大舉獲勝，事后因軍功升任大理少卿，淮東制置副使。

在與蒙古軍隊多年的戰爭之中，余玠在四川的防蜀之戰，是其人生中決不可忽視的一個篇章。蜀道難，難于上青天。蜀地一貫以其艱險的地勢，成為敵國進攻的難點。甚至許多時候，蜀地會成為國家統治者最后的避難所，所以蜀地也算的上是一個戰爭要地。

淳佑元年十一月，蒙古窩闊臺汗病死，忽必烈率軍北返，蒙古帝國內部陷入汗位的紛爭之中。內部的爭斗，使得蒙古軍隊無法全面進攻南宋，因此給了南宋一個喘息和修整的機會。

余玠受宋理宗趙昀之命，任兵部侍郎、四川制置使兼知重慶府，負責四川防務。余玠上任之后，當即革除糾正，實行兵部侍郎、四川制置使兼知重慶府，負責四川防務。他依山制騎、以點控面的方略，先后筑青居、大獲、釣魚、云頂的步伐十多座護衛城，共同防范蒙古軍隊的進攻，護衛蜀地的安寧。

余玠所進行的一系列策略，最終筑成了堅固的山城防御體系，多次擊退蒙古軍隊的進攻。甚至于在淳佑十年，率軍出四川，誓師北伐，對蒙古國展開了反擊。

余玠以一部兵向隴蜀邊界出擊；自率主力，取金牛道向漢中（今屬陜西）進發，三戰連捷。隨后又多次擊退蒙古國的進攻，使得四川抗蒙形勢日益好轉。

余玠在南宋之時，對蒙古作戰的各項戰役中，都立功無數，可以說是南宋的支柱之一。然而在南宋朝政昏亂，時局動蕩之時，盡管他忠心為國，最終卻仍然領了一個十分慘淡的結局，就好比岳飛一般冤死。

南宋宋理宗昏庸，朝政又被姚世安和宰相謝方叔把持，兩人共同誣陷余玠獨掌大權，卻不知事君之禮。在這些奸人的陷害下，宋理宗竟然難辨是非，聽信了這些小人讒言，當即下詔詔余玠歸朝。

余玠自然聽聞了朝中變故，也知道了自己最后的結局好不到哪兒去，憤懣成疾，最后在四川被迫服毒自殺。

然而搞笑的是，余玠去世之后，宋理宗卻又擺出了一番明君風范，輟朝，特贈五官。第二年的時候，又將余玠的親族和親信一同以潛通蒙古的罪名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