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成了精神病人
第一次看到妻子在喬治敦大學校園漫步時，我像個小丑似的大喊：“美麗公主！”
她叫朱莉婭，是意大利人，光彩照人，我自覺高攀不上，但我無所畏懼，幾乎對她一見鐘情。我馬上學了些意大利語來取悅她，不到一個月我們就成了情侶。
畢業兩年后我們結婚了，那時我倆都只有24歲。
朱莉婭有具體的生活計劃：在時尚公司當市場主管，35歲前要有3個孩子。我的志向比較含糊：我想在舊金山海洋海灘沖浪，快快樂樂地教高中歷史，擔任橄欖球和游泳教練。雖然志趣不同，我們的婚姻生活卻非常融洽。
到舊金山一年后，朱莉婭成為一家大公司的營銷主管。然而，美好的故事到此結束。
入職僅幾周，朱莉婭便患上了嚴重的焦慮癥。她原本就容易神經緊張，凡事要求盡善盡美。她會花一整天時間來構思一封電子郵件，把文本轉發給我校正，即使這樣，她還是不肯把郵件發出去，會一再修改。她變得極度害怕讓別人失望，我嘗試安慰她：“我敢保證你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你一向很棒。”
可情況越來越糟，吃飯時她盯著飯菜愣神，夜里瞪著天花板發呆。她吃不下、睡不著。我盡可能晚睡，試著安撫她，但到了午夜難免打瞌睡。這讓我十分內疚。我知道當我熟睡時，我親愛的妻子被可怕的想法糾纏著無法入眠，痛苦地祈盼天明。
無奈之下，我陪她去看了醫生，接著是精神科專家，后者給她開了抗抑郁的藥物和安眠藥。
當時，我們兩個都天真地認為是反應過度了，心想情況根本就沒那么糟。
朱莉婭不想吃藥，打算自己調整心態，她給公司打電話請了病假。一天早上，待我去上班后，朱莉婭醒來后在屋里發呆，然后一口氣吃光了全部的藥。接著，她給遠在意大利的媽媽打電話。岳母知道她吃了藥后，忙用電話拖住她，然后讓岳父打電話告知我情況，讓我趕緊回家。
回到家，我發現朱莉婭坐在床上，平靜又語無倫次地談論著昨夜與上帝的交談。我內心一陣惶恐。岳母打來電話，說她已登上飛往舊金山的國際航班。這時朱莉婭站了起來，在臥室里來回踱步。我不能任由情況繼續了，便連哄帶騙將朱莉婭弄上車，送她到市中心的圣弗朗西斯紀念醫院。
我充滿信心，心想只要她在醫院小住幾天，吃點藥，她的腦子就會清醒。她會重新走上正軌，努力成為營銷主管，在35歲前生3個孩子。然而，美好的夢想破滅了。
我變成了控制狂
朱莉婭暫時不能回家了。醫生診斷后，告訴我朱莉婭患上了急性精神病。
透過玻璃窗看著朱莉婭令人恐懼的“新家”，我問自己到底做了什么。這個地方到處暗藏危機，我美麗的妻子隨時可能被毀掉。此外，我認為她不是真的瘋了，只是沒睡好。她有壓力，可能對工作太過擔心，或者準備當媽媽讓她緊張，她的精神根本沒毛病。
可現實是，她幾乎生活在幻覺之中，心里一直疑神疑鬼，嘴里含糊不清地說著天堂、地獄、天使和魔鬼等詞語。她癱倒在床上，高呼：“我想死，我想死，我想死！”起初，她從牙縫中擠著說話，接著開始兇巴巴地吼叫：“我想死！”聽著妻子的尖叫或呢喃，我不知道哪一種聲音更令人害怕。
我討厭醫院，因為它耗盡了我的全部精力和樂觀情緒。我無法想象它對于朱莉婭的意義。盡管醫院在幫助和照顧朱莉婭，但醫院也是所監獄，將朱莉婭困于其中。
“馬克，我認為情況糟糕透了，就算朱莉婭離世也不會這樣。”岳母趕來后，有點難以接受現在的情形，“我們探視的人不是我女兒，不知道她還能不能回來。”
我無言以對，我愛的那個人已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神經兮兮、性情古怪的陌生人。每天晚上我都在撕開傷口，并花費整整一天嘗試將它縫合，這種感覺令人作嘔。
在長達8個月的時間里，朱莉婭經受著抑郁、自殺、嗜睡及失控的折磨。她沒辦法聽從醫囑，所以只能由我來全力配合醫生。
為了讓妻子冷靜下來，我迫使自己成為精神病患者的杰出老公。什么對朱莉婭的病情有利、什么不利，我都一一記錄，讓朱莉婭遵守。吃藥時，我要看著朱莉婭將藥片吞下去，然后檢查她的口腔，以確定她未將藥片藏在舌頭下面；護士打針時，我不得不把她壓在床上，讓護士在她的臀部注射。
這種做法使我們之間變得不平等，令人不安。如同在學校中對待學生一樣，我對朱莉婭行使著權威。我安慰自己說，我來做這些事會比朱莉婭做得更好，我認為她應該服從我的控制，做個乖孩子。但事與愿違，精神病患者很少對別人言聽計從。所以當我說“把藥吃了”或“去睡覺”時，她的反應很糟糕，常常大吼“閉嘴”或“滾蛋”。
我本來應該向著朱莉婭，但通常我與醫生站在同一戰線。
再次失去妻子
經過近一年的治療，朱莉婭的情況穩定下來。醫生批準她出院，但叮囑她必須繼續吃藥。我感覺噩夢已經結束，雖然仍需要小心翼翼，我卻迫不及待地帶著朱莉婭回歸正常生活。
我們去海灘上迎風漫步、卿卿我我，甚至恣意打鬧。朱莉婭急不可待地參加各種工作的面試，最終得到一個比住院前更好的職位。
奇怪的是，盡管我們試著回歸危機前的生活，卻發現彼此的關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精神疾病的發作是短暫的，但它嚴重影響了我們的關系，它所帶來的傷害要花幾年時間來修復。我越來越吹毛求疵，因為我需要確保她維持平衡穩定的生活習慣。
在朱莉婭精神恢復兩年多后，我們的孩子喬納斯出生了。這個消息給我們兩人同時帶來喜悅，特別是對朱莉婭，她沉醉于喬納斯身上所有令人引以為豪的東西——他的氣味、大眼睛、睡著時噘起的嘴唇。我訂購了尿布，制訂了時間表。我同意讓朱莉婭重返工作，而我則成為全職爸爸，在喬納斯小睡時寫作。
一切都太棒了——雖然只有10天。剛生完孩子的第一周，朱莉婭還在跟我聊孩子的奶水，可下一周，她就聊起了宇宙的誕生。我裝好奶瓶和尿布，把喬納斯放進車座扣好，把朱莉婭哄出門，驅車前往急診室。
一到那兒，我試圖說服值班的精神科醫生，說我可以處理。我知道如何在家照顧我妻子，之前做過這些，我們所需要的是跟從前一樣的藥物，朱莉婭服用后的效果很好。醫生不同意，她送我們來到山景城的埃爾卡米諾醫院。在那里，醫生指導朱莉婭最后一次給喬納斯喂奶——喂奶必須在服藥之前，以避免母乳受到藥物影響。
喬納斯吃完奶后，朱莉婭胡扯說天堂是怎樣一個地方，上帝如何給每個人都制訂了一個神圣計劃。然后醫生從朱莉婭那里帶走喬納斯，把孩子交給我，將我妻子帶走了。
又一次，我失去了她。
不應剝奪精神病患者的尊嚴
為了配合妻子的治療，我再次成為醫生的“幫兇”，嚴厲控制著朱莉婭的行為。這時，朋友送了我一本書，并告訴我：“你不該以愛之名變成一個控制狂，朱莉婭雖然是精神病人，但她也有尊嚴。”
這本由R.D.蘭恩寫的精神病學專著讓我第一次認識了反精神病學。從蘭恩的觀點來看，對精神疾病的詮釋是一種貶低，甚至有失人道，是由所謂正常人實施的一種權利剝奪行為。精神病患者的怪異行為可能只是他們在用不太被大眾接受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情感。
書中有句話讓我尤為痛心：“在我所見過的精神病患者中，沒有一個人說自己曾被愛過。”
我突然意識到自己對朱莉婭的行為控制是多么殘忍。我愛朱莉婭，將她視為生命核心，在大約一年的時間里，我將她的康復置于首位。我沒有因控制朱莉婭而感到羞恥，相反，我為自己協助她與病魔作戰的努力而感到驕傲。
然而，蘭恩戳穿了我所珍視的這種自以為是的觀念：我是個好丈夫。我從未懷疑過自己的正確性。不過從一開始我就選擇協助醫生，強迫朱莉婭做違背意愿的事情，使她失去了尊嚴。
內疚之下，我咨詢了精神病研究機構。對方告訴我，精神病患者并非絕對需要藥物。如果一個人身體正常，清醒時能夠認識自己的問題，那么就可以為自己做出規劃。
某種程度上，我得承認蘭恩是對的：不應該剝奪精神病患者的尊嚴。我決定不再呵斥朱莉婭吃藥，強迫她做她不愿做的事。在和醫生協商后，我嘗試在和朱莉婭的討論中建立規劃：什么情況下朱莉婭該服用藥物，該服用多少。我采取了一條強硬措施：如果徹夜未眠，應服用最大劑量。
朱莉婭想盡可能晚服藥，并且希望一開始少用藥。我們激烈爭論，最終坐在一起達成了妥協。這只是一場小小的勝利，但在正確的方向上邁出了真實的一步，而這樣的嘗試在之前是很少見的。
我們仍有一大堆事要決定，大多相當復雜。朱莉婭仍想在35歲前要3個孩子，我的關注點則在于避免讓她再次陷入精神病。
但我相信，當我們一起坐下來討論藥物用量、懷孕時間表、在懷孕期間服用藥物的風險時，我們實質上是在說“我愛你”。如果我說“我想你太急了”，暗藏的意思其實是“我要你健康和滿足，并且我想與你共度一生。我想了解你我之間的分歧，這樣我們才能在一起”。
朱莉婭會說“給我一些空間”，而她心里想的是“我珍惜你為我做的一切，我支持你做的每一件事，讓我們把它們做好”。
我們現在不顧一切地相愛，要戰勝精神疾病。回首往昔，那些被危機改變了的日子，使我們的婚姻經受了重大的考驗。雖然從朱莉婭患病到現在已經過去了3年，但嘗試共同規劃人生的信念令人愉快踏實。
為了讓朱莉婭微笑，我仍然愿意最大限度地盡我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