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在山東出差，有個人敲旅館房間門找我，抽支煙，喝杯水，坐那兒聊。他說，你可能要失望，我是一個沒有故事、沒有情節的人，我什么都沒有。我一聽，覺得有意思。我也看得出，他有一種難以自抑的訴說的欲望。我問，你還沒有什么？他說，我連性格也沒有。

他學化學出身，家里三代都是農民，臉朝黃土背朝天總在那兒鋤草。他的老師（1957年打成右派）告訴他，美國有一種鋤草劑，撒到地里不長草只長農作物，他就想研制中國的鋤草劑。但當時搞科研是“白專”，他就假借學英文版《毛選》學外語，然后幫著整理書以便進資料室看國外的資料。但即使這樣也容易暴露，于是他決定讓自己消失。其實1957年反右以后，他看到那么多人毀了，就悟到：在中國社會里想做成一件事，最好的辦法就是消滅自己——消滅自己的個性、脾氣、聲音，不讓別人看見你、注意你，在人群中好像不存在。我一聽，汗毛眼兒都張開了。

整個十年，沒有人找他麻煩。任何時候開會，他都在角落里坐著；別人欺負他，他也不發脾氣；他從不大聲說話，也從不直視別人的眼睛，因為只有你看別人，別人才會注意你。他做成了，中國當時六百多種雜草他說我都有辦法。他來找我的時候已經是一位很受重視的專家，國內外會議都找他，也有姑娘爭著要嫁給他。可他忽然覺得自己很可怕，沒有性格沒有歷史。他說我不是一個人，異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