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區團委書記，平時工作挺忙。一年前，我和丈夫離婚，獨自帶著上幼兒園的兒子生活。

這天傍晚，我接兒子放學，發現前面也有一對母子，似乎也是從幼兒園出來的。那個兒子嚷嚷著要吃冰激凌，還將母親往旁邊的小店里拉。母親卻不為所動，說：“天都已經這么涼快了，還吃什么冰激凌啊，要節省一點，還是回去吃飯吧。”

說著，母親強行把眼淚汪汪的兒子拉走了。這時我發現，那個母親就是區政府機關大樓里的保潔員阿珍。阿珍是負責走廊清掃的，我經常能在走廓里看到她，但阿珍卻好像從不看人，總是低著頭默默地工作。第二天在走廊里看到阿珍，我說：“昨天你兒子想吃冰激凌干嗎不給他買？三元錢，隨便哪里一省就省下來了。”

阿珍還是沒抬頭，說：“三元錢是不算多，但我不能讓孩子養成吃零食的習慣。我們農民工收入不高，開支卻不少，要付房租，孩子上幼兒園還要贊助費，能省一點都是好的。”我知道了農民工生活的不易，很同情他們。

轉眼到了年底，按照慣例，機關里都要發一些福利，但這些福利是要正式編制的人員才有的，農民工是無權享受的。于是，我就找到分管這檔事的副區長，要求在發福利時將農民工也考慮進去，東西少點沒關系，至少也體現一下對他們的關懷。那位副區長也是十分贊同，決定給每個農民工發一袋米和一桶油。

到了發福利的這天，我也去幫忙了，也看到了阿珍。原來阿珍的丈夫也在大樓里做保安，這樣他們就能分到兩袋米和兩桶油。我對阿珍說：“東西雖然不多，但畢竟也能省下一些買米買油的錢，最好能給孩子買些他喜歡的東西，可不能苦了孩子。”

阿珍說：“我知道，謝謝，謝謝你。”她仍然低著頭。在以后的日子里，阿珍仍舊像往常一樣低著頭默默地清掃著走廊，無論誰從她身邊走過，她都不會抬起頭來。我開始明白，這些農民工給自己筑起了一道防火墻，我走不進阿珍的內心世界，阿珍的生活軌跡也不會因為那兩袋米和兩桶油而改變。

冬去春來，每年五月，區政府機關都要舉辦一個藝術節。今年和往年一樣，這項任務又當仁不讓地落到了我的頭上。經過緊鑼密鼓的準備，藝術節終于在五月四號這天開幕了，內容有文藝表演、游樂活動和有獎問答等，歷時兩天。第一天的文藝表演在頂樓的大會堂里舉行。看得出各部門準備都很充分，表演的節目個個都很精彩。這時我突然注意到，有不少農民工也站在會堂的后面觀看，他們都用一種羨慕的眼神盯著舞臺上的表演，而且神情都很投入，看到精彩的地方，也會情不自禁地和在座的其他觀眾一起鼓掌叫好。

就在這一刻，我突然產生了一個極大的沖動，想讓這些農民工也來參加單位的藝術節。我覺得藝術節既然旨在豐富大家的精神生活，那么就不應該把農民工排除在外。于是我立刻就對活動的安排作出了調整，將原定一天時間的游樂活動和有獎問答合并在半天內進行，多出的半天，臨時安排了一項“達人才藝秀”活動，并聲明凡是在大樓里工作的人，不論什么性質的員工都可以報名參加。

我認為，像這種“達人才藝秀”，農民工不一定有勇氣報名，所以要開這個先河。他們也許不大可能有什么好的才藝，主要是想讓他們知道，這個舞臺也是平等地向他們開放的，他們也是這個大家庭中的一員。但出乎我意料的是，農民工的報名竟然非常踴躍，以至于我不得不壓縮編制內人員的名額。

第二天下午，“達人才藝秀”開場了，更使我沒有想到的是，這些農民工還真的稱得上是多才多藝，唱歌、彈琴、畫畫的居然都有，有的甚至還展現出了不錯的水平。最后一個出場的是夫妻組合，他們將表演湖南花鼓戲《劉海砍樵》，秀的是戲曲唱腔。當這對夫婦站在臺邊準備上場時，我發現，原來就是阿珍和她的丈夫。阿珍的花鼓戲唱得很標準，嗓音也好，尤其是她在回答“劉海”時的那聲“哎”，清脆而又動情，簡直能把人的魂都勾走。比賽結果，他們夫婦竟獲得了才藝秀的第一名。

接下來就是頒獎了。雖然獎品不過是意思意思的，像阿珍那樣得第一名的，也不過是一條價值二十多元的毛巾，但她卻笑得非常燦爛，似乎比上次分到兩袋米和兩桶油還高興。

第二天我來上班時，突然聽到有人對我說：“書記早啊。”我扭頭一看，驚奇地發現，和我打招呼的竟然是阿珍。從此，阿珍像是變了一個人，頭不再總是低著了，還和經過身邊的每一個人熱情地打著招呼。

我這才明白，對待農民工，不但要物質關懷，更要關注他們的精神需求，讓他們知道自己和別人是平等的，給他們一個平等的精神舞臺。我想到了自己，因為工作忙，個性強，以為自己了不起，卻忽略了丈夫的感受。這些都不是物質上能解決的，正如阿珍和她的丈夫不富裕，但卻那么恩愛。通過這些，我感悟到很多，也知道該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