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情緊急，我來不及返回工作地廣州。家人幫我選擇了離家較近的湖南湘雅醫院接受手術。１９９２ 年 ４ 月 ８ 日，從早晨 ８ 時到下午 ４ 時，我在手術臺上躺了 ８ 個小時。

手術相當復雜。當為我主刀的呂教授切除甲狀腺上的腫瘤和證實轉移的淋巴結以后，又在深層組織里發現多個細小的受癌細胞侵犯的淋巴結，手術延長了 ４ 個小時。這 ４ 個小時對于挽救我的生命極為重要，術后病理檢驗證明切下的 １４ 個淋巴結百分之百陽性！

可能術前麻醉只考慮了預定手術時間，在加強麻醉進行之前，有一段時間我大致是清醒的。那疼痛痛徹心肺，我的喉頭插著呼吸器，不能呼喊，我只能在心里大叫：“讓我去死吧，早知這么疼，不如去死！”時隔 ５ 年，想起這一幕，我都不寒而栗。

手術后第 ７ 天開始放療。醫生們希望這樣做能鞏固療效。大劑量放療使我手術刀口遲遲不能愈合，積液、化膿。放療不能停，醫生就每天用大號注射器插進傷口抽出膿液，注入抗生素。每天到這時，我就死攥住母親的手，向來堅強的母親總是把頭扭開，不忍心看。放療持續一個半月，到后來，照射部位的皮膚起泡潰爛、變紫泛黑，喉嚨出血，說話、吞咽都非常困難。為了維持體能，保證放療進行，我每天都要吞咽大量食物，這些食物真是和著血和淚咽下去的。

這所有肉體的痛楚還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精神的痛苦。差不多每天都有人死去，經過或長或短的掙扎，捱過許多的痛苦之后絕望地死去。見到白布覆蓋的軀體、聽到病人親屬哀慟的哭聲，我不能不想到自己，不能不問自己：“我有多少希望？我能活多久？”在醫院的夜晚我很難入睡，睡著了，病房外一點點動靜都會讓我驚醒，住了一個多月醫院，我的體重減了 ２０ 余斤。 放療結束，傷口逐漸平復，精神的創痛遠沒有停息。

結束放療不到一個月，一個豆粒大小的淋巴硬結冒了出來。主持放療的張教授采用腔內放療，用探頭把大劑量鈷 ６０ 射向目標。據說這種方法無堅不摧。硬結消失了，那個地方留下了一個鮮紅的疤痕至今不褪色。癌魔這樣快卷土重來，給我精神致命一擊。明天，以后任何一天，它都可能在什么地方冒出來。我虛弱的身體還經得起幾次這樣的放射線轟擊？為了我身心的康復，我的父母，家人盡了最大的努力。他們四處尋醫問藥，找來偏方，配齊制好，勸我服下。其中一個方子，我就吃下了６４ 斤蜂蜜，１０８ 條金頭蜈蚣。聽說甲魚治癌，他們傾其所有購買，前后為我買了上百只。只要報刊上登出某個癌患者戰勝絕癥，他們就千方百計地買來借來，讓我閱讀。我的弟弟還別出心裁找來兩個癌癥患者和我做朋友，交流體會；樓下有個病人去世，貼出訃告，他怕我受刺激，晚上偷偷把訃告撕掉。我母親并不迷信，為了安慰我，她去街頭抽簽問卦，將抽到的好簽拿回來給我。她去埃及訪問，竟捐錢給異國的神廟，求神保祐萬里之外的女兒。可這時的我已陷入精神的牢籠，我不說不笑，整日枯坐著，滿腦子只有疾病，誰也幫不了我。

越是擔心的事情越是會來，誰也幫不了我。患病一年后做復查，有一項血液指標提示發生新的轉移。為了證實，醫生通知我再檢驗一次。結果要一星期才出來，那是我一生中最漫長的 ７ 天。第 ７ 天早晨，父母去醫院取結果。我一個人站在窗前，凝視遠處的人流與車流，貪婪地呼吸春天濕潤清新的空氣。如果我從這兒樓的窗口躍下去，一切痛苦就結束了。我多想活下去啊，我還只有 ２７ 歲，我一直想要個孩子。沖動之下，我撲倒在客廳的沙發前，跪著祈求冥冥蒼天的憐憫，冰涼的地硌著我的膝蓋，寒意透骨。不知跪了多久，身后門開了，父親走了進來，用微微發抖的手扶我起來。我沒有問結果，看他那哀傷的臉就明白了。

“孩子，站起來。人總有一死，不管剩下多少時間，好好活吧。人生在世，苦多樂少，你看我都 ５０ 多了，還要經受這個……”

父親哽著說不下去了。巨痛之下，我奇妙地清醒過來。父親是對的，剩下的時間，我除了好好地活，還能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