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生參加的第一個葬禮，竟是母親的葬禮。

3月的一個下午，我照例完成了一天的寫作，心里莫名地生出一陣微痛的思念。我通常是在這種思念之痛突然發作時，一把抓起電話的。

3月的那個下午（正是祖國的清晨）接電話的竟是我的繼父。媽媽是個敏捷至極的人，電話鈴一響，她總是聞聲起舞似的向電話一躍。我甚至懷疑她時時都埋伏著，守候我的電話。自我遠嫁，她知道早晨七點的電話鈴聲必定發自我這里。我劈頭就問：“媽媽呢？”

繼父說媽媽住了醫院，前兩天剛剛經歷胃切除手術。他接著告訴我，媽媽胃癌已是晚期。

媽媽是個那么健壯的人，一副爽脾氣，怎么可能患這樣讓人恐怖的病呢？每次回去探望她，她總是不容分說地扛起我的所有行囊，在擁擠的人群里給我開道。這樣的一個媽媽怎么會說病就病到了死亡的門口？

幾天后我到了上海，再乘火車到南京。媽媽已從外科轉到了腫瘤科。在我到達之前，大家都期待由我來把真實病情告訴媽媽。正如二十年前，由我來宣判爸爸對她的感情已耗盡，他們的婚姻該解體。人們之所以賦予我這份重大而殘酷的權力，是因為他們知道我在媽媽心里的地位，當然也知道媽媽在我情感中所占的分量。

進病房時，我后腳沒跨進門就見媽媽臉迎著門，眼睛望穿秋水。我叫了一聲“媽媽”，淚水淹著眼睛和五臟。她像是等著我來搭救她，伸出瘦黃的兩只手，叫一聲：“女兒！”她嗓音已失卻了大部分亮度。我走上去，把自己置于她的雙臂之間。我那天在她病房里待了六個小時，那句最難啟齒的話，忽而在我喉口，忽而又退縮回心頭。在偽造的好氣氛中，健康人與病人的關系，要好處得多。我非但沒把實情告訴媽媽，還去串通主治醫生，請他幫忙維護我們善意的謊言。可是在我就要離開病房的時候，媽媽突然拉著我的手。3月的南京，是潮冷的，媽媽的掌心卻如以往那樣干爽和溫熱。媽媽說：“女兒，媽媽得的是癌癥，你知道嗎？”

我看著她，看兩行眼淚從她眼里流出，翻越了不久前才崛起的高高顴骨。我的手在媽媽的兩只掌心里越發冷下去。我說：“別瞎猜。不是的，只不過是嚴重胃潰瘍。”媽媽看著我，有淚在我眼中灼燒。她笑了一下，帶出一口嘆息。我眼淚再也噙不住，她卻輕快地拍拍我的手，說：“好好，不是就不足！”

這天以后，我每天去附近的菜市場買回最新鮮的魚和蔬菜。看媽媽吃飯，是我最緊張和痛苦的時候。她是吃給我看的，化療越來越使她的進食變成一種折磨，媽媽卻總說：“嗯，好吃！聞起來就香！”

第二次化療后，媽媽常從頭上抓下一大把一大把的頭發，似敗草一樣。媽媽曾有很好的濃密頭發，曾扮演《雷雨》中的四鳳，編一根又粗又長的大辮子。那樣活的一根辮子，一甩一揮都是生命。話題就從頭發開端，媽媽講起她演的一出出話劇中的一個個角色，講到得意時，她是完全康復了。退回到幾十年前的歲月，眼睛也是二十歲時的眼睛，那早已拉長、深皺的酒窩，又圓了。媽媽是好看的，年輕時更是。榮耀的日子有過不少，似乎什么都有過，只是從沒得到過爸爸的愛。

5月份，我必須回美國處理一些事務。那時媽媽的情形也相對穩定。臨走前的晚上，她忽然講起她生我時的情形。她說我在三分鐘內就沖鋒到了她的體外，當護士告訴她“是個女兒”時，她拉著醫生護士的手就說：“謝謝！謝謝！”似乎是醫生護士們成全了她對女兒的渴盼。

我沒想到，媽媽會在離別時講這件事。也許她自己都不知它的喻義。

8月初，癌細胞已轉移到媽媽的脊椎，破壞了全身的造血機能。身體里已基本沒有紅細胞，媽媽在靠輸血過日子。然而所有的人都對我封鎖消息，擔心我失眠癥再次大發作。似乎是某種感應使我早早訂了機票，于8月6日趕到上海。而我得到的第一句話是：“媽媽昨天早晨過世了。”

我什么也沒說，直接把電話掛斷了。似乎是一把刀刺進來，血尚要一會兒才會流出來，疼痛也需要一段時間才能進入我的知覺。我一再問自己：我是個沒母親的人了？一個沒了母親的人是誰？我是什么人？住在這空寂的旅館，走出去，外面將是個沒有母親的空寂世界。我哭不出來。沒有了母親，祖國的版圖在我心里，從此是缺了一塊的。

追悼會安排在我到達的第二天。只有一個小時的時間，因為殯儀館四點鐘關門。我臨時寫了悼詞，語句文法都稍顯錯亂，只以滿腹遺憾、通體悲傷將全文凝聚起來。我僅念了第一句：“親愛的媽媽，我回來了，不過已太遲了……”站在第一排的哥哥就大哭起來。四十歲的哥哥，我是頭一次看見他的眼淚。

媽媽躺在鮮花叢里，嘴唇微啟。哥哥告訴我，媽媽的最后一夜，一直在喃喃地說：“不知還能不能等到我的女兒了。”

媽媽年輕時同臺演戲的朋友們都來了。還叫著我的乳名，還口口聲聲叫我“好孩子”。有一剎那，錯覺來了。似乎回到幾十年前，我在后臺，穿梭于這些熟識的演員叔叔、阿姨之間，尋找媽媽。總會有個人喊：“賈琳，你的千金在找你！”

遺體告別儀式結束了，門外的蟬聲仍在號哭。我有一點明白，媽媽為何把我出生的經過那樣仔仔細細地告訴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