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文起八代之衰”美譽的韓愈在其名傳千古的《馬說》中尖銳地指出好馬不遇伯樂的悲哀，精辟犀利、入木三分地抨擊了一個時代僵死的用人制度。我在感慨和不平之余，不禁產生了一些別的想法。這是由一個故事所引起的。

記得《戰國策齊策》里講了一個馮援客孟嘗君的故事。是說雄才大略的馮援初人孟嘗君門下時，并不受重視，食不如人，行不如人，連家中白發老母都供養不起。馮潰對此很不滿意，便再三彈劍而歌，要求需要之物。在逐漸引起孟嘗君注意之后，又找了個機會去幫孟嘗君收債，并以債券換來了孟嘗君家中“所寡有者”―民心，終顯示了自己的千里馬之能，成為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的主要謀士。

這其實是說，千里馬并非天生就會“錐處囊中，終有脫穎而出”之時、只是消極被動地坐等伯樂來識別就可以了，而須像馮援一樣，在伯樂面前有策略地表現自己的才能，以便給伯樂識別自己創造機會。否則，縱使果真身具異能，也是“鳴之，而不能使伯樂通其意”，終“驕死于槽枷之間”。

那么，正確的策略是指什么呢?我想至少有兩點：一是千里馬萬不可恃才傲物，因暫無伯樂出現，便憤世嫉俗，對世事擺出副對抗的姿態，消極避世，了卻殘生;或者一經伯樂識別，便自鳴得意起來，連伯樂都不放在眼里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三國時的楊修，才智過人，卻由于不懂得揣摩曹操的心思而招來殺身之禍。第二點是子里馬應掌握“鳴的方式”。馮援之客孟嘗君，正是從這里成功起步的。馮援首次與孟嘗君見面，便以“無發”、“無能”作答，給孟嘗君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然后三次彈劍而耿，不僅表現了自己特立獨行的個性，也多了幾次與孟嘗君接觸的機會。接著，成功地為孟嘗君做了件事，終于讓孟嘗君看清了自己的才能。至此，千里馬施展才華的時機成熟了。

我想，所有的千里馬都應具有這種清醒的認識，那就是：千里馬與伯樂之間是一個雙向選擇的關系，雙方既者是主動者，同時又是被動者。千里馬“辱于奴隸人之手”，不能僅把罪過歸結給伯樂一方，而哀嘆的同時還應該想想自己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