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理論，是以鄧小平為主要創立者、以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主題的理論。鄧小平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大理論成果，是中國共產黨獲得的與蘇聯模式不同的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理論總結。　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我心中的鄧小平爺爺(錦集3篇)，歡迎大家借鑒與參考，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我心中的鄧小平爺爺1

中國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實行改革開放，在以后的20多年里不斷取得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人們談到中國的變化，首先就會談到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同志。正像人們所說的那樣，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沒有鄧小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在鄧小平同志誕辰100周年的時候，深切緬懷他對中國人民作出的巨大貢獻，充分評價他的歷史地位，認真總結他留給我們的精神遺產，以紀念這位偉人，并思考中國當前和今后的發展，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很有意義的。

豐功偉績 彪炳千秋

鄧小平同志是20世紀為中華民族作出巨大貢獻的一位偉人，他把一生獻給了中國人民。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各個時期，他都作出了重大貢獻。特別是在晚年，他領導中國人民開辟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他倡導的改革開放，改變了中國的面貌和中國人民的命運，在世界上產生了巨大影響。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在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在當代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中，都凸現了鄧小平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歷史貢獻。

中國在歷史上曾經是非常輝煌的，但在鴉片戰爭以后衰落到了極點。一代又一代先進的中國人為中華民族的復興進行了不懈奮斗。這是一個前仆后繼、繼往開來的偉大歷史進程。孫中山結束了千年帝制。毛澤東同志創建了新中國，實現了民族的獨立和國家的解放。以后，實現現代化就成為中華民族復興的主要任務。鄧小平同志繼承毛澤東同志的遺志，提出搞中國式現代化。他設計了“三步走”的現代化藍圖，確定改革開放的一系列方針政策，中國的現代化從此加速發展起來，幾代中國人的現代化夢想開始逐步成為現實。鄧小平同志真正開啟了中國現代化建設的航船，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中國的現代化事業，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學說。根據這一學說，列寧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同志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在一個多世紀里得到蓬勃發展。但到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會主義卻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有人甚至斷言社會主義已經徹底失敗。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同志頂住壓力，領導中國共產黨人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條道路的成功，證明社會主義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這對于世界上仍在堅持共產主義崇高理想、追求更加公正合理的社會的進步人士，是一個巨大的鼓舞。鄧小平同志為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發展，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當今世界，國際競爭空前激烈，南北差距越拉越大，發達國家占據幾乎所有的發展優勢。第三世界國家要想發展起來十分困難，解決人類的貧困問題成為一道世界性的難題。而中國這樣一個基礎如此落后、情況如此復雜、人口如此眾多的發展中大國，在這樣短的時間里發展了起來，創造了一個奇跡。這個奇跡的產生，不是靠出賣自然資源，更不是靠戰爭掠奪，而是靠改革開放、走和平發展的道路，這為第三世界國家思考如何發展自己，提供了可以學習和借鑒的成功經驗；而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人擺脫貧困，走上現代化道路，這本身就是對人類的一個貢獻。鄧小平同志在這一事業中所起到的開創性作用，使他對當代人類社會的發展，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偉大旗幟 光輝思想

鄧小平同志留給我們的最寶貴的財富，是他創立的鄧小平理論，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整套思想。這一理論糾正了我們對社會主義的許多錯誤理解和僵化認識，改變了我們的許多看法和做法，大大深化了我們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使我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提高到一個新的科學水平。

過去我們對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一度產生了偏差，提出以階級斗爭為綱，忽視發展生產力。這是我們對社會主義最主要的誤解，也是最主要的教訓。鄧小平同志恢復了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認識，指出，馬克思主義最注重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的主要任務是為共產主義奠定物質基礎，因此一定要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扭住不放，頑固一點，毫不動搖”。他反復闡發這個道理，使中國人民打牢了這個認識，形成了全國上下謀發展、搞建設的強烈意識和持久熱情。這是中國經濟能夠強勁持續發展的一個主要原因。

過去一直認為，計劃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最主要的標志之一，而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固守這一點，是影響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體制障礙。鄧小平同志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說出了老祖宗從來沒有說過的新話。這一大膽突破和后來的成功實踐，使中國經濟和社會生活活躍和豐富了起來，迅速發展了起來。他在這一問題上的果斷決策，為中國贏得了時間和戰略主動。這是鄧小平同志在社會主義問題上最重大的理論創新和貢獻。

過去對公有制和按勞分配，一直認為程度越高越好，程度越高越能發揮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于是搞了人民公社，批判資產階級法權，這實際上是把馬克思對社會主義高級階段的要求搬到了現在。而這一點，又與我們對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錯誤認識有關。由于革命者對理想社會的渴求，希望盡快干成共產主義，相信實現共產主義并不是很遙遠的事情，蘇聯共產黨甚至曾提出要在1980年建成共產主義。這是我們犯急躁冒進錯誤的主要原因。鄧小平同志把我們拉回到現實中，他強調中國目前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當代中國的最大實際。我們思考一切問題、制定一切方針政策，都必須從這個實際出發。建立了這樣的認識，就為我們進行一系列的重大改革提供了有力的理論依據。

過去曾經固守僵化的經濟和政治管理體制，把這種體制等同于社會主義制度。鄧小平同志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需要不斷調整和改革的社會，從對生產力解放和發展的意義上說，改革也是一場革命。對改革的作用和意義作這樣高的評價，這是前所未有的。他同時強調，在今天的國際條件下，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對外開放，從而打破了國際上對社會主義中國的封鎖，改變了過去那種封閉半封閉的狀態，使中國能夠敏銳地了解到世界上的各種信息，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的趨勢，形成了從未有過的開放局面。這在社會主義的歷史上也是沒有過的。改革開放成為當代中國最鮮明的特征，是中國生產力強勁持續發展的主要動力。

過去一度忽視甚至忘記了馬克思關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觀點，一段時間甚至嚴重忽視發展科技教育和知識分子的作用。鄧小平同志根據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特別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后世界科技發展的趨勢，突出地強調馬克思的這一觀點，并進一步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和“教育是一個民族最根本的事業”的著名論斷，大大提高了現代科技和教育的地位與作用，使我們在這兩個關鍵領域跟上了時代發展的潮流。很多人都感到，對提出這一論斷的意義作出怎樣高的評價也不過分。

過去由于前蘇聯搞霸權主義，影響了社會主義在國際上的形象。鄧小平同志提出要搞和平的社會主義，進一步樹立起中國社會主義在國際上的和平形象。他敏銳觀察國際形勢的變化，作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問題、發展是核心問題的重大判斷，調整了中國的內外政策，堅定地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針，主張與一切國家和睦相處。他主張不搞意識形態爭論，要用自己發展的事實來證明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這些認識和這一正確的外交方針，對改善中國發展的國際環境，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上述一系列認識上的重大轉變，都是在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前提下實現的。鄧小平同志堅決地維護了毛澤東同志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鮮明地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正確地推行積極而穩健的政治體制改革。他保持了中國政治上思想上的穩定性和連續性，保留了一切正確的東西，沒有動搖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根基。這種做法是中國成功的一條重要經驗，在國際上已經為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

鄧小平同志對社會主義的新認識，告訴我們一個基本道理，就是搞社會主義既不能從書本出發，也不能從別國的經驗出發，而是要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同自己的實際相結合，探索符合本國實際的社會主義道路。他說：“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

鄧小平理論對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意義，就如同毛澤東思想一樣。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在經歷了無數失敗后產生的，它為我們找到了一條怎樣搞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正確道路；鄧小平理論同樣是在我們黨經歷了許多挫折后產生的，它為我們找到了一條怎樣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正確道路。自從鄧小平同志為我們開辟了這條正確道路，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才開始轉危為安，并從此越來越興旺發達。江澤民同志說：“鄧小平同志這樣說過：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我們中國人民至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我們今天同樣應當說，如果沒有鄧小平同志，中國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國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開放的新局面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光明前景。”這段話講明了鄧小平同志和他的理論的貢獻與意義。

鄧小平理論的正確性早已被實踐所證明。中國今天之所以能夠取得這樣的成就，首先在于鄧小平同志當初領導我們實現了對上述這些重大問題認識的轉變，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系列正確的方針政策，核心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這是我們過去、現在和將來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證，一定要堅定不移地貫徹下去，決不能動搖。現在，我們已經大大向前推進了我們的事業，不斷獲得巨大成功，情況與過去又有很大不同。但是，我們越發展，越感到鄧小平理論的正確，越堅定了繼續走他開辟的這條道路的決心和信念，也越要感謝鄧小平同志當初為我們作出的開創性和奠基性的巨大貢獻。

我心中的鄧小平爺爺2

鄧小平同志是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沒有小平同志，就沒有我們國家今天的繁榮富強昌盛。他的功勛蓋世，載入史冊。

我1940年參加革命，加入革命隊伍不久，就知道了鄧小平的名字。解放戰爭時期，劉鄧大軍名揚四海，更是無人不知。但是我第一次見到鄧小平同志，是在1960年1月。當時，他來海南視察工作，我在萬寧縣委任第一書記，在興隆華僑農場接待了他和一起來視察的彭真、李先念、楊尚昆等國家領導同志。我直接向他匯報工作。第二次是1962年1月，在全國七千人擴大會議上。當時海南行政區區黨委第一書記楊澤江同志帶領包括我在內的44名代表參加會議。楊書記交代我任代表團秘書，由于工作之便，在開會的一個月時間里，我經常聽取鄧小平、楊尚昆同志對會議活動的直接指示、傳達和情況上報。

這兩次見面，雖然在革命斗爭和工作長河中，只是短暫的瞬間，但時隔50多年，對小平同志當時的一些行動表現和談話指示內容，我依然難于忘懷、記憶猶新。

1960年他在萬寧興隆視察時，我在南林農場高隆田洋路邊迎接他。參觀橡膠林段時，一下車我便上前迎接握手，當時陪同他來的一位廣東省委領導下車時看到田洋中的稻苗長得不太好，有點不滿意，就問我說：“為什么田里的稻禾長不好呀？”我回答說：“這塊田洋酸性重，所以長得不好。”小平同志這時馬上把話接過來說：“沒有關系，加加肥就成了。”我當時就被他這種了解基層，體貼下級的情懷感動了。在興隆招待所吃完飯后，他沒有休息便要我們向他簡要匯報“大躍進”和“公社化”的情況。我談到“一大二公”遺留下的問題很多，在公社的所有制和經營管理上，群眾又強調要小，核算單位要小，甚至要求糧食生產、生豬生產包到戶的要求，群眾信心滿滿地說，這樣保證生產搞好。小平同志點點頭說：“好、好，你們可以試點看看。”他心系百姓，傾聽并重視群眾意愿的實事求是作風令人印象深刻。

在1962年著名的“七千人大會”上，經常有會議情況的匯報會傳達鄧小平同志的指示。他強調這是總結經驗教訓的大會，要開好一定要大家講真話，講實話，反映來自群眾的意見。2月6日，鄧小平同志發表了加強黨的建設的重要講話。根據我本人的會議記錄，鄧小平強調堅持民主集中制，健全黨的民主生活，恢復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他對當時在黨的建設、黨的工作方面存在的問題講得很尖銳，特別是他實事求是地講了“大躍進”、“公社化”發生的錯誤的責任問題。鄧小平的講話對與會同志震動、教育很大。

以上我講的這兩個事例說明，鄧小平的實事求是精神、求真務實作風，是他長期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樹立的。他能夠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并不是偶然的。

今天我們紀念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就是要堅定不移地把他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繼續推向前進。我們一定要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為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斗，為海南科學發展，綠色崛起和國際旅游建設貢獻力量。

我心中的鄧小平爺爺3

我開始知道小平同志的名字，是在1931年。當時，我任湘贛省少先隊總隊長。這年春天，中共湘贛省委告訴我們，紅七軍要經過永新到中央蘇區去，要我們組織少年先鋒隊、赤衛隊和群眾，在沙州集合歡迎紅七軍官兵。這時，紅七軍軍長是李明瑞同志，鄧小平同志任政治委員。這支隊伍從廣西出發，歷經百戰，到達永新時，當地群眾載歌載舞歡迎和慰問遠道而來的紅軍將士。我站在歡迎的人群中翹首張望，但沒有看到小平同志。后來得知小平同志轉道去了上海向中央匯報工作。從此，鄧小平同志的名字就印在我的心中。

一1956年9月，具有歷史意義的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我作為代表第一次參加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感到歡欣鼓舞。在這次大會上，我見到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健步走上主席臺，代表黨中央作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他全面系統地總結了七大特別是建國以來黨的建設的經驗，闡述了黨在執政情況下加強黨建工作的主要方針。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小平同志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成為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

堅持八大精神，加強經濟建設，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群眾生活水平，是小平同志一貫的思想。1964年4月，我正在曲阜蹲點，搞調查研究，省委辦公廳來電話說，鄧小平、彭真同志明天到山東。18日早飯過后，我和省委秘書長、濟寧地委書記一起到兗州火車站迎接鄧小平、彭真同志。小平同志那天興致很高，在去曲阜的路上與我親切交談。到曲阜稍事休息后，上午我們陪同鄧小平、彭真同志參觀了孔廟、孔府；下午參觀了孔林。我本打算簡要匯報一下山東的情況，小平同志對我說：“你上車，我們一起去濟南。”就這樣，我與鄧小平、彭真同志一起回到濟南。

4月19日上午，省委書記處的同志一起到南郊賓館7號樓向鄧小平、彭真同志匯報了山東的工作。匯報開始時，小平同志說：“吹一吹吧，隨便談。”一句話，使我們書記處的同志少了幾分拘束、多了幾分親近。當我談到1963年災情比1962年重，但形勢還是一年好于一年，糧食產量比1962年多時，小平同志說：“這是工作因素。”言語中包含著對山東工作的肯定，說明自然災害和人的工作兩方面，后者是決定因素這樣一個哲理。當我們匯報到山東的農田基本建設和水利工程問題時，小平同志說：“不光解決澇的問題，還要解決旱的問題。”“整個水利工程，還是集中在黃河、淮河，人口多、土地多，搞好了可以調出糧食，搞不好還要調進糧食。不要只考慮一個省，整個流域要統一規劃。”小平同志談話始終體現著黨的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原則精神。

二1975年1月，鄧小平同志開始主持黨中央、國務院日常工作。經過9年“文化大革命”，我國陷入政治經濟全面危機。我這時雖然在浙江任省委第一書記，但已不堪重負。小平同志復出工作后，我感到由衷地高興，全國人民都感到欣慰，浙江也有了希望。

1975年6月以后，小平同志非常關心浙江形勢和整頓工作，他不但多次聽取匯報，還派人調查研究和協助處理浙江問題。在小平同志支持下，省委在批派性的同時對派性頭目進行了組織處理，抓生產也取得實質性進展。全省呈現出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新形勢。

1975年9月15日，中央召開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會后，小平同志又親自主持召開了農村工作座談會，我參加了這次會議。會議主題是要敢字當頭，繼續抓批判派性，抓全面整頓，核心是黨的整頓，其中關鍵是整頓領導班子。這次會議實際上是小平同志全面整頓中的一個重要步驟。但好景不長，農村工作座談會不久，政治形勢發生了逆轉，全國開始了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浙江是所謂“右傾翻案風”中“受害深、影響大、問題多”的省份。在浙江掀起“批鄧聯譚”運動時，我已被“四人幫”軟禁在北京。1976年，小平同志第三次被打倒。在我對黨和國家前途憂心忡忡的時候，傳來粉碎“四人幫”的特大喜訊，欣喜之中殷切盼望小平同志出來工作，扭轉困難局面，全面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整頓、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

三1979年12月，正是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一年的時間，我當時還擔任青海省委第一書記。一天，接到中央辦公廳來的電話，叫我速去北京。到京后，李先念同志找我談話：“中央決定把你的工作變動一下，到四川任第二書記。”問我有什么意見，我表示：“沒有意見，中央叫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

我到四川前，去見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對我說：“四川形勢發展很好，發展很快。講經驗有兩條：一是敢于實事求是，敢于撥亂反正。包括過去曾經批判錯了的東西，敢于糾正過來。另一條是省委的領導經常到下面去，傾聽群眾呼聲和意見，制定符合實際、受群眾擁護的政策。”然后，小平同志微笑地望著我說：“聽說你也是很喜歡經常往下面跑的。多到下面跑跑看看，確實好處很多。講經驗，主要是這么兩條。”

臨告辭的時候，小平同志要我去見見葉帥，并叫我和當時奉命去安徽接替萬里同志工作的張勁夫同志一道去。見葉帥時，葉帥鼓勵我說：“四川是一個大省，1億人口，1億雙手，是一支很大的力量。一定要發揮人的作用，艱苦奮斗。要特別重視發展手工業，全國四大手工業多的省份，四川要數第一，這個優勢不能丟。”

小平、先念同志和葉帥的談話，給了我很大的鼓勵和很深的教益。特別是小平同志講的那兩條，不但給我指出了明確的方向，而且提出了更高更嚴的要求。

四我在四川工作期間，到北京開會，還幾次去小平同志家里匯報工作，主要談兩個問題：一個是二灘水電站的建設問題；一個是三線建設軍轉民問題。二灘位于攀枝花市附近雅礱江下游，水利資源非常豐富，但開發利用差，若建成裝機容量330萬千瓦的水電站，可緩解四川電力供應緊張的局面。小平同志聽了建設二灘水電站的匯報表示贊成，后來還專門作了批示。我們中西部地區包括四川的三線工業基地是60年代中央決定并投資幾百億資金建立的。沿海大批企業內遷，那么多大型軍工廠礦建在四川，在經濟建設中將會發揮重要作用，必須使軍工轉向生產民品，搞軍民結合。我向小平同志匯報后，小平同志說：“這件事要給張愛萍同志談談。”張愛萍同志當時任國防部部長，我把小平同志的話轉告他，請他來四川一起考察了川西北三線建設的一些單位，又和他商定，把歸屬核工業部的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大部分單位逐步由山溝里搬到綿陽市郊，后來建立了專門機構，現在已建起一個科學城，軍工企業通過調整改造，能更好地為經濟建設服務。

四川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關系重大。為此，我曾幾次向小平同志匯報四川甘孜、阿壩等民族地區海拔高、條件艱苦，干部高寒補貼等卻比毗鄰的民族省區低；反映四川財政困難，單靠自身力量難以解決這些問題。1986年春節，小平同志來成都時，當時任省委書記的楊汝岱同志又向他匯報這方面的問題。小平同志講：“一視同仁。”后來國務院撥款1億元，幫助我們解決民族地區的困難。

五1982年，我參加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看到黨的中央領導機構在新老交替上邁出了相當大的一步，小平同志擔任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從第一線退下來，在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方面起了表率作用。當時我對魯大東同志說，我們都到年齡了，也應該作退下來的準備，大東同志很贊同。回四川后，我們兩人分別給中央寫了報告，懇請中央批準我們從書記、省長崗位上退下來，由比較年輕的同志擔任。中央專門發文件把我們的報告通報全國，并加了批語，給我們以莫大的鼓勵。

1986年春節小平同志來四川時，我向他請示，要求離開四川到山東落戶。小平同志答應了我的請求，并說此事要向中組部和中辦專門報告。當時，小平同志還關切地問我還有什么要求、什么困難？我說：“沒有，能否請您給我留幾個字。”小平同志很爽快地答應說：“好，拿筆來。”秘書說：“這里不方便，回到家里寫吧。”小平同志回北京后，過了一段時間，給我寄來了題字。小平同志用宣紙寫了個斗方，上書：“人間重晚晴，書贈譚啟龍同志，鄧小平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三日。”我得到小平同志寫給我的字后，十分珍惜，拿去裱好掛在家里，時時鞭策自己。不久，小平同志又通過卓琳同志給我寫信，要我退下來后留在四川多當幾年顧問。我深深感謝小平同志對我無微不至的關懷和愛護。

黨的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布中央顧問委員會完成歷史使命，中顧委舉行最后一次全體會議后，鄧小平、江澤民等中央領導同志與大家合影留念。照相結束后，大家目送小平同志步出會場。小平同志走到我面前停下來，與我握手，指著我說：“你還這樣年輕。”“你還在山東嗎？”我說：“還在山東。”這時，新華社的同志搶鏡頭，給我留下同小平同志照的最后一張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