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多情薄情亦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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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多情薄情亦深情

引導語：元稹聰明機智過人，年少即有才名，與白居易同科及第，并結為終生詩友，然而，元稹最為人所詬病的，怕就是他那數不盡的情史，一邊癡情一邊無情，卻也說不清，他是癡情種還是負心漢了。

要論才情，元稹絕不輸于好友白居易。他著作豐贍，有詩歌，有傳奇，有樂府，傳世詩作三百八十多首，最善狀詠風態物色。一代文宗令狐楚贊他是“今代(中唐)鮑、謝。”他的才名遠播朝野，流放荊蠻十年間所作詩篇，江南士人傳讀，一時紙貴。連宮中的嬪妃都以元稹詩譜曲，稱他為“元才子”。而元稹最為知名的要數他為悼念亡妻韋叢而寫的悼亡詩，其藝術成就極高，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贊曰：

“微之以絕代之才華，抒寫男女生死離別悲歡之感情，其哀艷纏綿不僅在唐人詩中不多見而影響及于后來之文學者尤巨。”

然而元稹在當時及后世的口碑卻遠不如白居易，原因之一是時人疑他為謀高位，變節投靠宦官，又以巧文媚上以博恩寵。此間實情錯綜復雜，三言兩語難以說清，留待后考。原因之二就是元稹薄情。元稹雖有“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之感人之語，然而他一生中并非只韋叢一位夫人，韋叢死后，他亦續娶并納妾。且觀其詩文即言行，似乎對韋叢以外的女人亦用情頗深。這在那個時代本不是什么稀罕事，然而后人對照他曾寫過的愛情宣言時，難免會有如咀沙礫之感。

本文就來細論一下元稹與他生命中幾位女人的事跡，是非曲直，由君評判吧!

撲朔迷離的崔鶯鶯

元稹著有傳奇《鶯鶯傳》，亦稱《會真記》，描寫了張生與崔鶯鶯戀愛，然后又將她拋棄的故事。唐貞元年間，有位俊爽才子叫張生，游覽蒲州時寓居普救寺，遇到崔家寡婦鄭氏攜家人回長安路過此處，也暫住普救寺。不巧發生兵亂，幸得張生周旋，鄭氏才免遭劫難。事后鄭氏設宴感恩。大膽席上張生認識了鄭氏之女崔鶯鶯，當時就被迷得神魂跌倒。本來憑著救命之恩，張生若向鄭氏求娶崔鶯鶯，鄭氏未必不應允。可張生嫌迎親嫁娶的程序太費時間，不愿久等，直接求助于崔鶯鶯的侍女紅娘。紅娘教以詩文傳情。起初崔鶯鶯拘于禮教約束，不敢表露心跡，但在張生的不懈追求下，終于決定追求自己的愛情。她與張生私會于西廂下，委身于他，從此“朝隱而入，暮隱而出”。

王叔暉繪

張生不愿自己求親，反讓崔鶯鶯向母親請求。崔鶯鶯無法啟齒，終致二人婚事不成。不久張生西去長安，崔鶯鶯亦不挽留。數月后張生再回蒲州，再以文章挑逗，但崔鶯鶯此時已明張生心跡，憂愁終日。二人臨別時，崔鶯鶯痛言道：

“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歿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深感于此行?”

崔鶯鶯雖已明了自己被拋棄的遭遇，然后他話中仍渴望張生能夠善始善終，給她一個名分。可張生毫無表示，第二天就走了。

張生應試不中，滯留京城，閑暇又寫信給崔鶯鶯，并送去花粉和口紅。崔鶯鶯回信不卑不亢，訴說當初對愛情的渴望，后悔不該早早委身。然而言辭中仍表露出對張生的情意，對于愛情，還抱有一絲希望。她還寄上玉環、亂絲等以示對愛情的忠貞。可張生不以為意，將崔鶯鶯的信拿給朋友看，使友人據此作詩賦，這之后，二人是“漸行漸遠漸無書”，那份感情也被張生劃上了無情的句號。

本來男子始亂終棄的故事在唐朝極其尋常，時人沒有非議，后人亦沒必要橫加指責。可是張生事后不但毫無愧意，還極其不要臉地說道：

“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寵嬌，不為云，不為雨，為蛟為螭，吾不知其所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眾，屠其身，至今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

張生恬不知恥地將崔鶯鶯比作“尤物”，認為她是紅顏禍水，誰娶誰倒霉。自己與她斷絕關系，倒也算懸崖勒馬、善于補過了。真乃無恥至極!對于此段，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評曰：

“文過飾非，遂墮惡趣。”

看到這里有人會說：“《鶯鶯傳》只是元稹寫的傳奇，負心漢是張生，又不是元稹!”誠然，藝術高于現實，但也脫離不了現實。嚴格意義上來將，一切文學作品都屬作者的“自傳”，能展現作者的思想、審美及情感傾向。《鶯鶯傳》中的情節，雖不可能都是元稹親身經歷過的，但張生的身上定然或多或少地有著元稹的影子。

自宋以來，學者多認為《鶯鶯傳》是元稹的自傳體小說，陳寅恪《讀鶯鶯傳》說：

“《鶯鶯傳》為微之(元稹的字)自敘之作，其所謂張生即微之之化名，此固無可疑。”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亦云：

“《鶯鶯傳》者，即敘崔、張故事，元稹以張生自寓，述其親歷之境。”

然而亦有學者仔細考據元稹生平，找出“元稹自敘說”的諸多破綻，由此判定張生并非元稹，他只是元稹虛構出來的一個藝術形象而已。

往日之事，已如云煙，今人再怎么追索恐怕也難以得見全豹，真情如何，還是留給博學者詳考吧。

一生摯愛韋叢

元稹雖出身書香門第，但父親在他八歲時就不幸去世，其母鄭氏只好帶著他去鳳翔投靠娘家。這之后元稹的生活十分艱難，其《同州刺史謝上表》中自敘曰：

“臣八歲喪父，家貧無業，母兄乞丐以供資養，衣不布體，食不充腸。幼學之年，不蒙師訓，因感鄰里兒稚，有父兄為開學校，涕咽發憤，愿知詩書。慈母哀臣，親為教授。”

由此可見元稹的母親鄭氏是一位偉大的女性，她不但努力供給元稹衣食，還親自教授詩書。后來元稹的好友白居易對鄭氏大加稱贊曰：

“今夫人女美如此，婦德又如此，母儀又如此，三者具美，可謂冠古今矣。”

元稹天賦過人，學習很快，九歲便能作詩，令長輩驚嘆，加之他迫切渴望通過科舉改變生活，故而他很早就走上了應舉之路。

唐德宗貞元九年(793)，十五歲的元稹明經及第。貞元十九年(803)春，二十四歲的元稹中書判拔萃科第四等，授秘書省校書郎。與他一同考中的還有他一生的摯友白居易。也是在這一年，元稹娶京兆尹韋夏卿之幼女韋叢為妻。時年韋叢二十歲。

關于這樁婚姻，后人多指元稹攀附權貴，其中陳寅恪的評價最為苛刻：

“微之所以棄雙文(即鶯鶯)而娶成之(韋叢字)，及樂天(白居易字)、公垂(李紳字)諸人之所以不以其事為非，正當時社會輿論道德之所容許。但微之因當時社會一部分尚沿襲北朝以來重門第婚姻之舊風，故亦利用之，而樂于去舊就新，名實兼得。然則微之乘此社會不同之道德標準及習俗并存雜用之時，自私自利。綜其一生行跡，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為可惡也。豈其多情哉?實多詐而已矣”。

“巧婚”的評價是否確實呢?先看韋夏卿的官職，時任京兆尹，即京城的長官，這樣的官職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不久又改任太子賓客、檢校工部尚書。太子賓客是東宮屬官，官職不算高，而檢校工部尚書則是個虛職。可見當時韋夏卿的仕途并不順利，又據其詩文，可見他當時已有隱退之意。

元稹、韋叢結婚不久，韋夏卿改任東都留守，赴洛陽上任。韋夏卿疼愛幼女，遂帶上女兒女婿一起到洛陽。時元稹尚未發跡，在洛陽沒有宅邸，就住到了岳父家。三年后，韋夏卿就去世了。

這樣看來，元稹與韋叢結婚似乎也未給他的生活帶來多大改善，終韋夏卿在世，元稹也只是個校書郎。韋夏卿除了在經濟上能給他幫助外，仕途上似乎也幫不了他多少。

個人的觀點是，要說元稹娶韋叢全是政治考量那是不客觀的，但若說完全出于愛情，也不大現實。

白居易《唐河南元府君夫人滎陽鄭氏墓志銘并序》中稱當時“天下有五甲姓”，即崔、盧、李、鄭、王。而僅次于“五姓七家”的就是京兆韋氏，其為關隴集團的核心成員，俗稱“城南韋杜，去天尺五”。這些大族相互通婚，勢力盤根錯節，甚至連皇帝都不放在眼里。

元稹做了韋氏的女婿，無形中就成了那些權力高層的“自己人”。要說這樁婚姻一點政治利益沒有，那顯然是不可能的。不過值得一提的是，當年唐文宗為太子求娶鄭氏之女，鄭氏斷然拒絕，將女兒嫁給了崔氏，而那崔氏的'家長不過是個九品芝麻官。元稹父親已亡，無權無勢，能迎娶韋氏之女實屬罕見，想來韋夏卿對元稹是很欣賞的。又根據元稹詩中對韋叢的描寫，可見韋叢也是極為傾慕元稹的才華的，且心甘情愿與其過苦日子。韋叢對元稹，真愛無疑!

唐憲宗元和元年(806)，二十八歲的元稹又與好友白居易同登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元稹為第一名。他上疏言事，受到唐憲宗的賞識，但因鋒芒太露，隨即被貶河南縣尉。不久母親病故，元稹守孝三年。元和四年(809)，元稹任監察御史。御史負責監察百官，觀政得失，可見憲宗對他還是非常器重的。

是年春，奉命出使劍南東川。他在蜀地平反冤案，舉報貪官，觸犯了朝中官僚和藩鎮集團。不久即遭外遣——分務東臺，被趕到了洛陽的御史臺任職。正值仕途受挫之際，元稹再遭晴天霹靂。這年七月九日，他的愛妻韋叢不幸去世了。

元稹之傷悼之情，可從其詩文窺視無余。其《亡祭妻韋氏文》曰：

“夫人之生也，選甘而味，借光而衣，順耳而聲，便心而使。親戚驕其意，父兄可其求，將二十年矣，非女子之幸耶?逮歸于我，始知賤貧，食亦不飽，衣亦不溫然而不悔于色，不戚于言。

“他人以我為拙，夫人以我為尊;置生涯于濩落，夫人以我為適道;捐晝夜于朋宴，夫人以我為狎賢，隱于幸中之言。嗚呼!成我者朋友，恕我者夫人。

“始予為吏，得祿甚微，以日前之戚戚，每相緩以前期。縱斯言之可踐，奈夫人之已而。況攜手于千里，忽分形而獨飛。昔慘凄于少別，今永逝與終離。將何以解余懷之萬恨?”

文中可知，韋叢嫁元稹前，過的是衣食無憂的富足生活，但嫁元稹后，過的卻是貧苦的日子，但韋叢絲毫不抱怨，還對元稹多加勉勵。元稹之悲，一是憶妻之賢，二是恨與妻同苦之后不能同甘。

兩年后，元稹又作《遣悲懷三首》以抒對亡妻的思念：

其一

謝公最小偏憐女，自嫁黔婁百事乖。

顧我無衣搜藎篋，泥他沽酒拔金釵。

野蔬充膳甘長藿，落葉添薪仰古槐。

今日俸錢過十萬，與君營奠復營齋。

其二

昔日戲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來。

衣裳已施行看盡，針線猶存未忍開。

尚想舊情憐婢仆，也曾因夢送錢財。

誠知此恨人人有，貧賤夫妻百事哀。

其三

閑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幾多時。

鄧攸無子尋知命，潘岳悼亡猶費詞。

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緣會更難期。

惟將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

此詩仍是回憶往事，訴說無限思念之情。末句“惟將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尤為感人，也可見元稹深以未能讓妻子幸福快樂為遺憾。蘅塘退士對此詩評價頗高：

“古今悼亡詩充棟，終無能出此三首范圍者。勿以淺近忽之。”

而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的評價似乎更加深入、客觀：

“所以特為佳作者，直以韋氏之不好虛榮，微之之尚未富貴，貧賤夫妻，關系純潔，因能措意遣詞，悉為真實之故。夫唯真實，遂造詣獨絕歟!”

元稹又作《離思五首》，借物抒情，抒發了對韋叢刻骨的思念：

其一

自愛殘妝曉鏡中，環釵漫篸綠絲叢。

須臾日射胭脂頰，一朵紅蘇旋欲融。

其二

山泉散漫繞街流，萬樹桃花映小樓。

閑讀道書慵未起，水晶簾下看梳頭。

其三

紅羅著壓逐時新，吉了花紗嫩麴塵。

第一莫嫌材地弱，些些紕縵最宜人。

其四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

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

其五

尋常百種花齊發，偏摘梨花與白人。

今日江頭兩三樹，可憐和葉度殘春。

其中第四首傳誦最廣，“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是一句愛情宣言，表明自己從今以后對其他女人再無興趣，然而元稹卻沒有真正做到。故清代王闿運《手批唐詩選》在末句批道：“所謂盜亦有道!”通俗地說，就是一本正經的厚顏無恥!

客觀地評價，元稹對韋叢還是愛得很深的，但這種愛中夾雜著太多感激的成分，不夠純粹，也不夠專一。然而韋叢作為元稹的原配正妻，她在元稹心中的地位是其他所有女人都無法相比的。在元稹心中，韋叢是他的家人，而其他女子，不過是替代品或玩物罷了。

與薛濤的姐弟戀

元和四年(809)年春，就在韋叢去世前不久，元稹以監察御史身份出使劍南東川時，他卻與蜀地才女薛濤產生一段姐弟戀。

薛濤出身仕宦家庭，自幼讀書寫字，才識過人。父親薛鄖本在朝為官，因直言敢諫得罪權貴，被貶西川，不久病亡。薛濤孤苦無依，不得不憑借容色和音韻之才加入樂籍，成為了一名營妓。由于詩才出眾，又通音律，薛濤深受蜀中官員喜愛，又與當時許多著名文人多有唱和。

貞元元年(785)，韋皋出任劍南西川節度使，薛濤以《謁巫山廟》博得韋皋賞識。韋皋愛慕其才，不僅常命其侍宴，還讓她參與一些案牘工作，協助處理公文。從此薛濤成為蜀中名人。有求于韋皋的官員多攀附薛濤，薛濤也并不回避，大肆收賄賂賂。此舉引起韋皋不滿。加上薛濤與諸多文人交往甚密，韋皋一怒之下，將其貶到荒無人煙的蜀地邊陲松州。薛濤內心后悔、失望、恐懼，于貶途中寫下《十離詩》。詩中薛濤把自己比作是犬、筆、馬、鸚鵡、燕、珠、魚、鷹、竹、鏡，而把韋皋比作是自己所依靠著的主、手、廄、籠、巢、掌、池、臂、亭、臺，其卑微討好之情令人唏噓。韋皋見詩后心軟，又將薛濤召回成都。

這之后，薛濤心如死灰，她脫去樂籍，獨居于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終日賞花作詩以自娛，時與文壇才子倡和。

元和四年三月，意氣風發的元稹來到蜀地。他大膽彈劾不法官吏，平反諸多冤假錯案，在民間贏得了很高贊譽，薛濤自然不會不知。元稹也早聞薛濤的才名，特地約她在梓州相見。一見面，薛濤心中頓生漣漪，才子的俊朗外貌和出色才情徹底把她迷住了，已逾不惑之年的她再生出對愛情的渴望。而元稹見了薛濤，也在心中贊嘆流言非虛。

沒有太多的矜持和推就，元稹和薛濤很自然地就走到了一起，過起了同居生活。他們共游蜀地山水，一起吟詩譜曲，攜手參見詩酒盛會，真乃神仙眷侶一般。遲來的愛情讓中年薛濤感到無比幸福，在元稹的懷里，她時刻都如一個少女一般嬌羞、甜蜜。她的《池上雙鳥》就是她內心喜悅之情的真實寫照：

“雙棲綠池上，朝暮共飛還。

更憶將雛日，同心蓮葉間。”

然而快樂的時光永遠都是短暫的，僅僅三個月后，元稹就因得罪權貴而被調往洛陽御史臺，離開了蜀地。薛濤自知元稹不可能給自己名分，只能默送元稹離開。這之后元稹與薛濤保持著書信往來，元稹有一首《寄贈薛濤》：

“錦江滑膩峨嵋秀，幻出文君與薛濤。

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

紛紛詞客多停筆，個個公侯欲夢刀。

別后相思隔煙水，菖蒲花發五云高。”

此詩夸贊薛濤之才，并訴說離別之苦。其中將薛濤比作卓文君，無形中元稹也將自己比作了司馬相如。司馬相如最終拋棄卓文君也恰與元稹相合。

薛濤人到中年，心中雖無奈，但她似乎也頗能理解元稹，對于離別之苦，她倒也沒有哭哭啼啼，只是不斷地以書信訴說衷腸。薛濤以木芙蓉皮為原料，加入芙蓉花汁，制成了一種便于寫詩、長寬適度的彩箋，后人稱“薛濤箋”。這足見她的心境還是相當閑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