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我16歲離家之前，我們一家七口全睡在同一張床上，睡在那種用木板架高、鋪著草席，冬天加上一層墊被的通鋪。

這樣的一家人應該很親近吧？沒錯，不過，不包括父親在內。

父親可能一直在摸索、嘗試與孩子們親近的方式，但老是不得其門。

同樣地，孩子們也是。

小時候特別喜歡父親上小夜班的那幾天，因為下課回來時他不在家。因為他不在，所以整個家就少了莫名的肅殺和壓力，媽媽準確的形容是“貓不在，老鼠嗆須”。

午夜父親回來，他必須把睡得橫七豎八的孩子一個一個搬動、擺正之后，才有自己可以躺下來的空間。

那時候我通常是醒著的。早就被他開門閂門的聲音吵醒的我繼續裝睡，等著洗完澡的父親上床。

他會稍微站定觀察一陣，有時候甚至會喃喃自語地說：“實在啊……睡成這樣。”然后床板輕輕抖動，接著聞到他身上檸檬香皂的氣味慢慢靠近，感覺他的大手穿過我的肩胛和大腿，最后整個人被他抱了起來放到應有的位子上，然后拉過被子幫我蓋好。

喜歡父親上小夜班，其實喜歡的仿佛是這個特別的時刻——短短半分鐘不到的來自父親的擁抱。

長大后的某一天，我跟弟妹坦承這種裝睡的經驗，沒想到他們都說：“我也是，我也是。”或許親近的機會不多，所以某些記憶特別深刻。

有一年父親的腿被礦坑的落盤壓傷，傷勢嚴重到必須從礦工醫院轉到臺北一家私人的外科醫院治療。

由于住院的時間很長，媽媽得打工養家，所以他在醫院的情形幾乎沒人知道。某個星期六中午放學之后，不知道是什么樣的沖動，我竟然跳上開往臺北的火車，下車后從火車站不斷地問路走到那家外科醫院，然后在擠滿六張病床和陪伴家屬的病房里，看到一個毫無威嚴、落魄不堪的父親。

他是睡著的。下午4點多的陽光斜斜地落在他消瘦不少的臉上。

他的頭發沒有梳理，既長且亂，胡子也好像幾天沒刮的樣子，打著石膏的右腿露在棉被外，腳趾甲又長又臟。

不知道為什么，我想到的第一件事，竟然就是幫他剪趾甲。護士說沒有指甲剪，不過，可以借我一把小剪刀，然后我就在眾人的注視下，低著頭忍住一直冒出來的眼淚，小心翼翼地幫父親剪趾甲。

當我剪完所有的趾甲，抬起頭才發現父親不知道什么時候已經睜著眼睛看著我。

媽媽叫你來的？不是。你自己跑來？沒跟媽媽說？沒有!

直到天慢慢轉暗，外頭霓虹燈逐漸亮起來之后，父親才再開口說：“暗了，我帶你去看電影，晚上就睡這邊吧。”

那天夜晚，父親一手撐著我的肩膀，一手拄著拐杖，小心地穿越周末熙攘的人群，走過長長的街道，去看了一場電影。

一路上，當我不禁想起小時候和父親以及一群叔叔伯伯，踏著月色去九份看電影的情形時，父親正好問我說：“記不記得小時候我帶你去九份看電影？”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一個人到臺北，第一次單獨和父親睡在一起，第一次幫父親剪趾甲，卻也是最后一次和父親一起看電影。

那是一家比九份升平戲院大很多的電影院，叫遠東戲院。那天上演的是一部日本紀錄片，導演是市川昆，片名叫《東京世運會》。

片子很長，長到父親過世20年后的現在，還不時在我腦袋里播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