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笑和哭常常發生在同一時刻。

1955年8月上旬，我一直在期待錄取通知書的到來，前途未卜。是否能考取，我沒有把握。雖然自我感覺考得不錯，但是否能考取第一志愿第一學校，是個未知數，不能有奢望。

8月中旬，羊子巷、馬家巷一帶有幾位考生已經接到通知，更叫我心焦——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體驗到什么是心焦或焦慮。不安和焦慮也會有助于打碎平庸。

郵遞員騎著自行車一天送兩回信：上午約10點，下午約4點。我是天天盼著決定命運的信件。

一天下午，我在馬家巷大院內同一群少年玩耍。

“趙鑫珊，通知書！”郵遞員的叫聲。

我拆信的手在顫抖。旁邊圍觀的少年首先叫了起來：“北京大學！”

中國章回小說常用這樣兩句來形容人的幸福時刻：“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

我看到母親的表情是滿臉堆笑，為兒子的勝利。

第二天，母親為我收拾行裝。一共帶兩個箱子，一條繡花被子。

母親把一件件衣服放進箱里，并用雙手撫平，淚水便滴在衣服上。

“媽，你哭什么？我考上了，你應該快活才是！”我這一說，媽媽的淚水流得更多，但她沒有解釋她為什么哭。

后來我成長了，再讀“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才漸漸明白母親為什么暗暗垂淚。

母親不善言辭。她預感到，兒子這一走，在娘身邊的日子就不會多。母親的預感是對的。大學6年，我一共回過3次家。加起來的時間不到兩個月。主要原因是買不起火車票。

母親去世后20年，大妹妹才告訴我，我去北京讀書的頭兩年，媽媽經常哭，以至于眼睛受傷，到醫院去看眼科。

聽妹妹這樣述說往事，我發呆了好一陣子。我對不起母親！過去我不知道這件事。我后悔我給母親的信很少且太短。

后來鄰居對我說：“你娘總是拿著信對我們說：‘你們看我兒子的信，就像電報，只有幾行字！’”我總以為學校的事，母親不懂，不必同母親多說——今天，我為我的信而深感內疚！在校6年，我給母親報平安的家信平均每個月一封。每封不會超過300個字。

6年來，我給母親的信是報喜不報憂。這點我做得很好。我的目的很明確，不讓母親為我分心、牽掛、憂愁。按性格，我母親的憂心太重，不開朗。以下事情我就瞞著母親：我非常窮，卻老說我的助學金很多、足夠。去學校報到，母親東借西借，為我湊了30元，后來我就再也沒有向母親要過一分錢。當時我父親已接近破產，家境貧窮。“反右”運動我受到處分，也沒有告訴母親。讀到四年級，我故意考試考砸主動留一級，更瞞著她。她也沒有覺察，我怎么要讀6年？

大妹妹問過母親：“媽，你為什么最喜歡哥？”

“你哥是媽燒香拜佛求來的崽。”

祖父一共有5個兒子。我父親是長子。母親頭胎和第二胎都是女兒，不到兩歲便夭折。不久，我二嬸生了兒子叫趙寶珊，這樣一來，我母親在大家庭的地位大受威脅，遭到歧視。在飯桌上，祖父常用諷刺的口吻，冷言冷語敲打我母親：“先長胡子的，不如后長須的。”意思是二嬸后來者居上，先得了兒子，我母親落后了。上世紀30年代的中國，重男輕女，母以子貴現象很嚴重。

母親忠厚、老實，只好把眼淚往肚子里咽。她偷偷地去萬壽宮拜佛，求菩薩保佑，賜給她一個兒子。不久，我出生了。

我剛4歲，母親便讓我讀書，發蒙，為的是趕上大我兩歲的寶珊。所以整個小學、中學，我和堂兄寶珊都是同年級。母親的良苦用心只有等到我進了大學，我才知道。母親說：“你為娘爭了口氣！”

離開家鄉的前一夜，母親舍不得我，抱著我睡。當時我17歲。其實自我出生，從沒有離開過娘。好在我走后，還有弟弟妹妹在母親身邊。

往北京的火車漸漸開動的時候，我看到我母親、大妹妹梅秋（10歲）、弟弟光華（8歲）和小妹云秋（4歲）久久站在站臺上目送我。這回母親沒有哭。

我這個人，活到今天，誰也不欠，只欠我母親的，沒有能在她身邊侍奉她8年、10年，使我深感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