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大連這個城市的“蟻族”，我和王強做足了再苦也要在一起的思想準備。2008年6月，我們選擇在學校開畢業典禮那天“裸婚”，原因是我們沒錢辦儀式，只好借典禮那天的熱鬧與排場。

婚后的日子沒有想象中艱難，我們每月共計3300元工資，除去房租、衣食住行等開銷，還能有1000元左右的結余。我們每個月都會手挽手去銀行存下這筆錢，看著存款月月增長，我們感到非常幸福。

那時最奢侈的事情就是去吃肯德基，彼此的生日、結婚紀念日、銀行存款突破萬元大關，都是吃肯德基的理由。

結婚第二年，王強的同學出國，將其80平方米的兩居室交由我們照看。我們迅速搬了進去，興奮得一夜未眠，生怕再一睜眼，又回到那不足10平方米、連洗個澡都得看房東好幾天臉色的蝸居。

當存款終于到5萬元時，我和王強滿懷憧憬地去了售樓處，但那高昂的房價似乎是對我倆無知的無情嘲笑，一天跑下來，我們終于笑不出來了。

而打擊接二連三。我父親在連續半年便血后，才在母親的堅持下到城里看病。結果是腸癌晚期，且已經轉移。面對巨額的醫療費，父親住院一個星期之后，背著我和王強，在母親的攙扶下回了老家。

3個月后，父親去世。葬禮上，我和王強哭得很傷心，除了傷心，更有徹骨的慚愧。此后很長一段時間，王強天天下班后就去網吧，在各種創富網站上流連，最終選定了一種據說可以吸納甲醛等有害氣體的燈。他孤注一擲，用我們余下的2萬元全部買了這種燈，并利用一切業余時間出去推銷。然而，10天過去了，一盞燈沒有賣掉，那個廠家的電話卻早已成了空號。那些堆在家里的燈，讓我倆的心堵到了極點。

2010年3月，王強的同學要回國了，我們不得不四處去看房子，又開始了居無定所的日子。

貧窮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這樣周而復始的日子，看不到任何希望。

一直以來，王強的同事劉苗對他很有好感，這個家境優越的女孩兒毫不掩飾這一點。以前，對于劉苗的存在，我并不很在意，因為我對王強很有信心。可是，發生了這么多事情之后，我突然覺得自己的存在對于王強來說是一種拖累。

所以，當劉苗第N次發來曖昧短信時，我和王強之間有了一次激烈爭吵。我們都不惜狠狠傷害對方，表達自己對這樁婚姻的后悔。“那就離婚吧！”我甩下一句話，拿起簡陋的行李，離家出走，寄居在表姐家里。

表姐家的房子很大，可是姐夫很少在家，偶爾回來，他們就像陪客戶一樣，相敬如賓地吃頓飯，除了孩子沒有任何話題。表姐做了子宮肌瘤手術，居然不告訴姐夫。我問她為什么，她說：“他根本都不心疼，何必讓他回來？”表姐的話讓我霎時淚流滿面，一方面為表姐，一方面是因為我想王強了。表姐的婚姻讓我頓悟：婚姻幸福與否，跟金錢真的沒有太大關系。

我給王強打了個電話，哭著跟他講表姐的事。很快，他來了，把我摟在懷里，說：“丫頭，這些天我想的全是我們在一起的事，經常會笑出聲來。那些日子或許很苦，可為什么想起來覺得那么溫暖？也許這就叫一起吃苦的幸福吧。”

重新回到蝸居后，我和王強都開始嘗試著改變對生活的態度。我們買了兩輛自行車，美其名曰低碳生活。周末共同出游時，還打出了“別拿自行車不當奢侈品”的橫幅。王強說：“不能嘲笑別人的時候，咱還可以自娛自樂嘛。”我拍拍他的肩膀：“嚴重同意！我們終于窮出境界來了。”

2010年6月，我們給王強的父母以及我母親報了去上海世博會的旅行團。3位老人堅決不肯去，但我和王強的態度也無比堅定，王強對我母親說：“媽，我們沒能給爸盡孝，您就別再讓我們遺憾了。”

如今，我們的生活越過越順，我們把買房子的計劃暫時擱置，但依然在攢錢，目標是租到條件越來越好的房子。就在前不久，我懷孕了。盡管孩子出生后的花銷算來算去總是捉襟見肘，但我們一點兒也不悲觀。我鼓勵自己堅持鍛煉，保證最佳狀態，這樣應該能順產，省下一筆錢；我們痛陳“尿不濕”的缺點，決定給孩子用便宜又環保的尿布；我文科好，王強理科好，我們日后不必給孩子請家教，自己輔導就行……

在一個又一個“近憂”面前，我們忘記了那些可能終生都不會出現的“遠慮”。我和王強就這樣相依為命地過著，重要的是，在經歷了那些磕磕絆絆后，我們漸漸明白：幸福不是得到的多，而是計較的少。理想的生活如果高攀不起，我們就學會“低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