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畢業(yè)不久，我有幸被公社廣播站聘用，成為亦工亦農廣播員。

亦工亦農是當年流行的名詞，含義挺明確：進則為國家正式職工；退則回鄉(xiāng)種地當農民。報到那天，母親背著鋪蓋，一直把我送到廣播站門口。臨別時又語重心長地囑咐我：“閨女，你現在只是一只腳在門里，另一只腳還在門外。什么時候兩腳都跨進門，全靠你自己，媽可幫不上你了！”

望著滿臉滄桑的母親，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唯有鄭重地點頭。

因為在學校廣播站做過主持，單純播音還好對付，讓我難熬的是凌晨值班。三九隆冬，晝短夜長。又正值農村“三治”會戰(zhàn)的關鍵時刻。依照此前站務值班慣例，我必須每天凌晨四點半起床，打開擴音機，連線全社各家各戶的小喇叭。先播起床號，次播《東方紅》曲樂，將人們鬧醒之后，再直播十分鐘本地新聞。5點到6點，放唱片播送革命歌曲。最難熬的就是這個鐘頭。那時候，時興一種塑膠小唱片，放上電唱機后，每張只能播放15分鐘，一小時需要更換4張唱片。站長叮囑過：更換唱片時間不得超過5秒，超過5秒算一次責任事故。最初三天，我眼皮都不敢眨，死死盯住這5秒，總算沒出差錯。

可是第四天，我卻沒能盯住。那天下雪，凍得我直跺腳。播完本地新聞，我已渾身發(fā)顫。到了播放革命歌曲時段，我將唱片放上電唱機后，趕緊爬上值班床，捂上厚厚的棉被。一邊監(jiān)聽唱片進度，一邊暖和身子。這樣倒是挺舒服了，可只一會兒，我就象吃了迷藥一樣睡了過去。可想而知，當這張唱片唱完后，唱針仍在唱片末端劃拉，聲音有多么難聽。而更可怕的是，全公社千家萬戶的小喇叭也將同時發(fā)出這種噪音。

所幸的是，這種奇怪的聲音并沒有響太久，我就被一陣敲門聲驚醒了。敲門聲就那么幾下，但特別清晰。那一刻，我下意識地尖叫起來：“天啦，我怎么睡著了！”與此同時，我迅速跳下床，更換了唱片。旋即查對了一下時間：足足耽誤兩分鐘，超過正常換片時間將近25倍。如果按責任事故單位時間累計，開除我三次也不過份。

我心驚膽戰(zhàn)了好半天，這才想起那陣敲門聲。不用說，一定是站長。

我對門就是站長值班室。他應該是聽到了過道里監(jiān)聽喇叭的異樣聲才來敲門的。一定是這樣。我等著第二天挨批，甚至開始收拾衣物，準備卷鋪蓋走人。真要被開除回家，我也決不怨天尤人，誰叫自己眼皮子不爭氣呢？唯一讓我難于面對的，是獨自將我拉扯成人的母親。母親也許不會責怪我，可是，她會哭。以前只要我受了委屈，她都會陪著掉淚。我真要被開除，她不定哭成什么樣子。

白天上班，站長和往常一樣朝我點了點頭，對早間的事故卻只字不提。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事后我想，他也許是念我初犯不作深究，也許認為那陣敲門就是對我的警告。站長平日里話就不多，此時無聲勝有聲，我還能說什么呢？唯有暗暗告誡自己：下不為例。

接下來的幾天，是那個冬天最冷的日子。我的手腳和耳朵全起了凍瘡，大大小小十幾個皰。值班犯困時，我就掐那些凍瘡，用鉆心的剌痛來驅趕頑固的睡意。那張值班床近在咫尺，為了抗拒它的誘惑，我故意背對著它，連看也不看一眼。

在進站的第9天，我總算倒過睡眠時差。凌晨值班，再不用掐凍瘡也全無睡意。可是我沒想到，就在早班臨近尾聲時，我再次聽見敲門聲。隨即是站長嚴歷而又壓抑的聲音：“小魏，你太不象話了，怎么讓你媽睡門檻啊？”

我趕緊打開門，果然看見了倚門而睡的母親。此刻，母親已醒，神情有些慌亂地捋了一下頭發(fā)說：“哎呀，真該死，今天我咋睡著了呢？”

“今天……睡著了？”我不由警覺起來：“媽，這些時您是不是天天早上來監(jiān)督我呀？”

母親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也不是監(jiān)督，媽是怕你早起犯困啊。我記得你值班的第四天早上就打過盹，要不是媽敲門提醒，可就誤了大事兒。不過這幾天還好，看來你是習慣了。媽也放心了，再不會來聽壁腳打擾你。”

我終于明白母親的苦心，一把摟住她，心疼了半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