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的學習、工作、生活中，肯定對各類范文都很熟悉吧。那么我們該如何寫一篇較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我給大家整理了一些優秀范文，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我們一起來看一看吧。

中日兩國經濟關系篇一

首先接觸此書的感覺就是通俗易懂;待稍微深入進去后，我們才發現它已經為我們踏入中國農村這一重要而宏大的調查領域提供了一個絕妙的范本。可以說，現代對于中國農村問題的研究很難不受到此種風格的影響：從《黃河邊的中國》到《私人生活的變革》，無不閃爍著此書的影子(看了一點，即有此種感覺····不當之處請明者指正)。而這點其實也激起了我對于此種調查風格或是研究方法的反思：為何一種思路或是方法在沒有出現之前很少有人去運用它，而一旦其出現則如同秋風掃落葉之勢風靡不止呢?能否簡單的比較說是某位大家創造了一種風格，還是說他適應了大眾對于某一事物的欣賞和偏好而順勢而為的。對于這個問題，只是一點突發奇想而已，其實不應該是我們讀書筆記的“正規任務”，僅此自娛吧!

另外，看了此書，不禁聯想起了另一位社會學大家——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一書。雖然二者描述的現實以及作者的關注點有明顯的差異，但我們從這二者的比較中不難發現它們的異曲同工之處：對于調查地的現實片段所進行的觀察異常細致入微，并在實地資料、調查數據以及現場感受三者中實現一種平衡和統一，構建出其理論體系和分析的框架，最后能夠給人以極大的認同感。能達到這幾方面的著作其實就已經是相當難能可貴了;但對于此二書而言，如果僅僅如此，那它們也不會成為流傳至今的經典之作了。在我看來，它們骨子里最重要的通點就是作者通過其犀利的眼光加上嚴密的思維邏輯，把這些我們看來都很日常的材料進行了重新構建和解讀，以此勾勒出一種我們時常會有所察覺但卻只是一堆碎片、很難以言語表達的情境。而這也正是我們通過學術調查、研究所最需要培養和鍛煉的，也是我們這些初學者最為缺乏的。

一直有種觀點：我們現在寫論文、做學術研究，最忌諱的就是抱著一種為了論文而論文或是為了學術而學術的態度。但很可惜的是，越來越多的案例告訴了我：論文或是報告的寫作已經越來越偏離我們的初衷和目的了。現在的我們，在思維能力的培養和鍛煉上已經落后了很多，剩下的只是機械的套用他人的數學模型和公式，以此來為我們的結論服務。從這點上來看，看似是讓我們的分析推理變得更加嚴密、準確了，但事實上卻是我們對于事件洞察和分析能力的喪失，以至于我們需要通過外界的數據和模型類來為我們的推理和結論做靠山：我們已經很難做到用語言來深刻地表達事件背后的邏輯及其深層次理念了。此類變化已經把學術研究所能帶給我們的最有價值的鍛煉和提升都消耗殆盡，對此，我們卻樂此不疲：每天都在把自己關在一片數據和統計軟件中，仿佛對事件本身的分析和追蹤理解已經不再是其任務了。所以，現在重讀費老先生的書，是對于自身的一種反思和總結，還是很有必要的額!

正如費老先生自言的那樣，他對自己學術生活的一個嚴格要求就是“理論要和實踐相結合來為改革服務”。他在本書以及后續調查得出的基本結論中就包括很重要的一條：“中國農村的根本問題是農民饑餓的問題。而貧困的一個很重要的根源就在于農村的土地制度，出路就是改革土地制度”。費老先生在70多年前就已經清晰的看到中國農村的發展的基本障礙或是瓶頸了。這一方面讓我們對其學術能力以及對問題的洞察力深感敬佩，但另一點不得不引起我們思考的是：為什么這么多年過去了，我們國家在發展農村的過程中，始終不能夠很好的解決農村的土地問題，這不能不說是對當前學術研究的一種嘲諷和無聲的鞭策，至于這種反思到底能否在新形勢下得到很好的處理，我們仍然需要去觀察和驗證。

貌似說了很多極端的話，加之水平有限，有不當之處請盡情批判，歡迎指正!

中日兩國經濟關系篇二

中日經濟關系與政治關系的發展不是同步的，兩國經濟關系一般要好于和高于政治關系，即出現所謂的“政冷經熱”現象。進入新世紀，這種情況稍有變化。由于日本右翼勢力的代表前首相小泉純一郎堅持錯誤史觀和推行對華強硬路線，使中日關系降到歷史谷底，中日經濟關系也受到沖擊，主要表現有：

中日貿易雖保持了快速增長勢頭，但增速不能和兩國貿易的巨大需求與潛力相匹配，明顯落后于中國同其他主要貿易伙伴雙邊貿易的增長速度。如從20xx年至20xx年，中國同歐盟的貿易額由766.2億美元增至2723億美元，增長2.5倍，年均增速為25%;中國同美國的貿易額由804.8億美元增至2627億美元，增長2.3倍，年均增速為24%;中國同韓國的貿易額由359.1億美元增至1343億美元，增長2.7倍多?年均增速為27%;而中日貿易額由878億美元增至2073.6億美元，僅增1.4倍，年均增速只有16.6%，遠落后于上述3家對華貿易的增長水平。

雙方貿易失衡趨于加劇。20xx年以前，兩國貿易大體均衡，以后中方年年逆差，且呈逐年擴大之勢。20xx年中方逆差50.3億美元，20xx年增至240.8億美元，中方逆差4年增加4倍。多年來，發展與日本貿易是中國外貿戰略的主攻方向，占中國經濟分量甚重;近年來中日貿易占中國經濟的分量下降，而占日本經濟的分量明顯上升。20xx年前，日本連續20xx年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中國對中日貿易的依賴大于日本對中日貿易的依賴。20xx年起，日本在對華貿易中落在歐盟、美國之后，居第三位。中日貿易量占中國外貿總量的比重逐年減少，從1993年的20%降至20xx年的16.4%，再降到20xx年的11.8%。對日本來說情況剛好相反。近6年來，日中貿易年均增速為16.6%，遠高于同期日本外貿年均增幅6.6%的水平，日中貿易占日本外貿總量的比重逐年上升，從20xx年的11.8%升至20xx年的17.2%。到20xx年3月底，中國第一次超過美國，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現在日本對中日貿易的依賴遠大于中國對中日貿易的依賴。

日本雖然至今仍是對華的主要投資國，但投資速度及其在中國外資總量中的比重均呈下降趨勢。20xx年日本對華投資46億美元，同比下降29.6%。

日本對華提供的政府發展援助日趨減少，從1990年代初每年提供近20xx億日元減至現在每年僅提供幾百億日元。日本對華貸款更是逐年減少，甚至一度“凍結”，且設定了最終結束對華貸款的時間表。

中日經濟關系近年出現一些負面變化，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日本極右勢力抬頭，其鼓吹的“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對中日經濟關系造成沖擊。主要表現是：受中日政治關系低迷影響，日本國內出現對華經貿“風險論”，其鼓吹者提出要選擇別的國家作為日本新的重要貿易和投資伙伴，以沖淡和減低其對華經貿的依賴，即所謂“中國+1”方案;日本堅持將經濟問題政治化，拒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日本專家研究表明，如日本同中國建立自貿關系，可使其gdp年增0.5個百分點。盡管如此，日本卻寧愿同遙遠的其他國家積極推進自貿關系建設，而不肯將與中國建立自貿關系一事提上日程。這些對中日經濟關系的發展無疑會造成消極影響。

其二，日本違反平等互惠原則，對中國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加筑關稅與非關稅貿易壁壘。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日本實施主要針對中國的農產品“肯定列表制度”，規定對799種農藥、獸藥及飼料添加劑設定總計達54782個殘留標準，是原標準的5.8倍;對沒有設定標準的，將執行“一律標準”，即含量不得超過0.01毫克/千克，幾乎為現有儀器的最低檢測限度。這些極其苛刻的規定嚴重影響了中國農產品對日出口。

其三，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產品升級換代加速，許多國產商品質量已接近或趕上日本產品的水平，而有些日本對華出口商品質量下降，使得中國消費者對日產品的青睞降溫。同時，中國對外資的特惠政策有所變化，開始對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率進行調整，使之趨于統一，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日企對華投資的積極性。此外，中國勞動力成本逐漸提高，各國企業在華競爭激烈，也使日本對華投資增幅下降。日本認為中國改革開放近30年來，經濟突飛猛進發展，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已從發展中國家畢業”，因而減少了對華發展援助。

中日兩國經濟關系篇三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日經濟往來已有50年的歷史。在這50年中，特別是1972年中日復交以來的30年間，在市場原理和政府推動的作用下，兩國的經濟關系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已形成為包括產品貿易、服務貿易、技術貿易、相互直接投資、金融合作、環保合作、日對華政府開發援助、經濟知識交流與政策協調等在內的多領域關系和包括從中央到各級地方及開發區，從官方、半官半民到民間這樣的多層次關系。

中日經濟關系不斷擴大

在貿易方面，中日貿易額從1972年的10.4億美元增加到20xx年的877.5億美元，20xx年間增長了80多倍。從1993年至20xx年，日本已連續九年成為中國的最大貿易伙伴，而中國則成為日本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其中，在日本的進口方面中國將在近期成為與美國并駕齊驅的最大的進口對象國;在日本的出口方面，對中國(包括香港)的出口將在20xx年首次達到對美出口的一半左右。從貿易結構看，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主要向日本出口原油、煤炭等資源和農副產品等初級產品，以換取日本的機械設備、汽車、家電、鋼材等。進入90年代后，工業產品出口占中國對日出口的比重持續上升，在20xx年達到81.8%，其中紡織品和服裝占31.5%，機械、儀器儀表占27.2%，在中國出口到日本的工業品中，日本在華投資企業的產品占了相當大的比重。

在直接投資方面，截至20xx年日本向中國投資企業達22370家，累計協議金額約441億美元，實際利用金額約327億美元，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對華直接投資國。日本企業擴大對華直接投資，直接帶動了日本的機械設備、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對華出口。在華日資企業產品大量返銷日本，又促進了中國價廉質優的紡織品與服裝、機電類工業品的對日出口，使日本的消費者獲得實際利益。這種貿易與投資相互促進、互為因果的良性循環早在90年代前中期就已形成，隨著近年來日本對華直接投資恢復增長，這種良性循環再次在更高層次上展現。與此同時，中國企業的對日直接投資也開始有所增長。

截至20xx年7月底，日本政府累計向中國承諾提供日元貸款28292億日元，安排建設186個項目，中國實際使用日本政府貸款約19000億日元，約90個項目已建成投產。日元貸款一方面促進了有利于兩國貿易和日本企業對華直接投資的基礎設施建設，從而對擴大兩國經貿合作起到了直接作用;另一方面又通過促進中國經濟增長和國內市場擴大而對推動兩國經貿合作作出了間接貢獻。既然發展經貿合作是給雙方帶來好處的“雙贏”事業，日本對華oda顯然也是對中日雙方都帶來好處的“雙贏”事業。

中日經濟關系意義重大

中日經濟關系的發展充分證實了中日經濟存在很強的互補性和“互需性”(互有需求)。目前，中國出口到日本的大宗商品主要是紡織等輕工業品和一般耐用消費品等，而日本出口到中國的商品主要是高技術產品，這說明雙方相互出口的品種依然處在不同的附加價值層次上。至于在第三國，比如美國的市場上，中日兩國對美出口中形成競爭關系的產品比重大約只有16%。

由于這種互補性的存在，中國經濟發展的機遇也首先成為中日經濟關系的發展機遇，特別是在中國加入wto和經濟持續增長的背景下，日本的零部件、原材料等中間產品以及轎車等耐用消費品的對華出口正在明顯增長。例如今年1～5月日本的轎車對華出口比上年同期增加59%，攝像機增加72%，食品增加23%。事實正在應驗世界銀行等機構的預測，即日本是除中國外、由于中國加入wto而獲得好處最大的國家。與此同時，在西部大開發和20xx年北京舉辦奧運會的背景下，日本的建設材料對華出口也有所增加，例如今年1～6月日本的水泥對華出口比上年同期增長37%左右。

從歷史變遷看，中日經濟關系的發展正是周恩來所說的從“農業中國，工業日本”到“工業中國，工業日本”這個歷史轉變過程的生動反映。隨著中國工業化的進展，盡管中日在部分工業品方面形成了競爭關系，但中日間貿易量不是縮小了，反而在迅速擴大，這正好印證了周所說的，“假如永遠是工業日本，農業中國，那么關系是不能搞好的”，“只有中國工業化和日本工業化，才能和平共處，‘共存共榮’”。

從兩國經濟關系發展的效果看，大量事實已經證明中日經濟關系的發展有利于促進兩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有利于擴大兩國先進文化的交流，有利于增進兩國廣大人民的利益。總之，立足于“三個代表”理論的中國人，積極肯定中日經濟關系發展已經取得的成果和進一步發展兩國經濟關系的重要意義。

從地區乃至全球范圍看，中日經濟關系的發展是經濟全球化潮流在中日兩國間的具體體現，特別是在東亞地區，中日經濟關系已發展成為該地區日趨興起的網絡型經濟與國際分工的最重要組成部分。比如，在“中國制造”的最終產品中，包含著很多“日本制造”的高技術零部件等中間產品。作為世界上最大鋼鐵生產國(按產量計)的中國每年仍要從日本進口大量高級鋼材。中國信息化的進展也導致日本生產的中間產品對華出口的增加，例如20xx年度東芝在中國銷售額的大約40%是面向中國家電企業的半導體等電子器件。在電視機領域日本專門生產高清晰度電視機，而中國專門生產標準型電視機，其單價相差懸殊。而作為中國大宗出口產品的標準型電視機當中，占電視機成本一半以上的顯像管幾乎都是由日資企業生產的。而日資企業在中國進行生產，就要向日本總公司支付紅利、利息及專利使用費等，這又成為日本企業開發新的、高附加價值產品的重要資金來源。從宏觀經濟看，在日本經濟低迷的形勢下，對華出口動向正在成為左右日本景氣的重要因素。如果日本面向中國的出口年均增長15%，那么，到20xx年日本對中國(包括香港)的出口將與對美出口持平，這意味著支撐日本經濟增長的“外需”當中的“中國因素”的分量將日益接近“美國因素”的分量。總之，中日經濟關系的發展已給中日雙方都帶來了巨大好處，中日經濟關系已經成為整個中日關系中最活躍、最有理性的部分，中日經濟關系發展這個事實本身成為對所謂“中國威脅論”最有力的駁斥。

還需指出，如果不是拘泥于以國家為單位，而是以經濟全球化的視野放眼東亞大地，那么，一幅世界性的工業密集地帶的生動畫面便清晰地展現在人們面前：它既包括日本，也包括中國的東部沿海地區，還包括韓國以及一些東南亞國家。這意味著在歷史上作為特殊國家的特殊現象的、以國家為單位的“世界工廠”到了當今經濟全球化時代已經過時。在生產力方面，東亞工業密集地帶的形成與在生產關系方面東亞各國產業國際分工的深化，正在形成為奔向東亞經濟機制性合作的兩大潮流。

中日經濟關系的今后課題

現在，it業界的人們喜歡講solution(解決方案)，如何使中日經濟關系在促進兩國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成為兩國經濟各自面臨問題的“解決方案”的一個組成部分，是今后中日經濟關系發展的一個重要課題。其中，發展兩國間的金融、貨幣合作以促進日本雄厚的民間資金與中國豐富的事業機會的結合(這被稱之為“中日經濟互補性的最突出方面”)，緩解匯率波動對兩國經貿關系的負面影響并預防潛在的金融危機;在加強兩國大企業之間的合作的同時重視加強兩國中小企業的合作;共同開發兩國民間企業能充分取長補短的實業模式;設計日本對華政府開發援助與民間企業的對華直接投資的巧妙組合等等，有可能成為促使中日經濟關系發揮“雙贏”效果的一些重要思路。同時，也要將中日經濟關系放到東亞地區之中來考慮，通過發展兩國合作共同推進東亞地區合作，不僅要力爭“雙贏”，而且要力爭“多贏”。

如果說，迄今的中日經濟關系主要還是“工業化時代型”的關系，那么，當前的課題是如何發展“信息革命時代型”的中日經濟關系，這包括加強信息社會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中日合作，加強中日軟件業的合作，提高電子商務在中日貿易途徑中的地位等等。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中日兩國都是“改革中國家”，今后中日經濟關系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系于兩國改革的進展：改革的滯后可能對兩國經濟關系產生負面影響甚至成為引發貿易摩擦的誘因;改革的進展則可能導致兩國經貿與兩國改革之間形成一種良性的互動關系，從而對促進兩國經濟發展發揮更大作用。(作者為全國日本經濟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