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四十周年紀念感想

下鄉四十周年時寫的詩：那天-寫給1969年9月9日那天，我剛過15歲半。

出發時，把鮮紅的毛主席像章，莊重地掛在胸前。

意氣風發的兵團戰士，走上反修最前線。

那天，怕母親傷感，沒讓她送我到車站。

她的微笑依然美麗而平靜，堅毅和力量注入到我的心田。

那天，父親也沒能送我，在他下放的村里挨批判。

但他的話，卻在我心里回響：“記住，你是共產黨員的兒子，革命隊伍的年輕一員。

”那天，只有小妹最高興，追著鼓號隊，滿操場轉。

也許她在想：學一個漂亮的舞姿，晚上演給哥哥看。

那天，云高，風爽，天藍。

大客車緩緩駛進專列站臺，紅旗獵獵，鑼鼓喧天。

車窗塞滿了揮別的手臂，道別的話說了一遍又一遍。

時辰已到，汽笛拉響，車輪緩緩。

驟然間，哭聲大作，動地，震天

那是上千人的心聲啊，不

那是幾億國人的心聲，令山河動容，令日月黯淡。

……那天，我沒有哭。

至今也說不清為什么，應該不是，“男兒有淚不輕彈”。

那天，夜色漫漫。

車窗外，劃動著廣闊的東北原野；車廂里，酣睡著一群花季少年。

淚珠還掛在女孩兒蘋果般的臉上，男孩兒的夢里，憧憬著與敵軍坦克的酣戰。

沒有人知道，他們的青春將揮灑在漠漠荒原里；沒有人知道，他們的一生將注定與坎坷相伴。

他們就是空前且絕后的“知青”一代；他們將書寫壯麗而凄美的歷史長卷。

哦。

那天，是我人生的起點；那天，永遠銘刻在我的心間。

知青上山下鄉的意義

知識青年下鄉上山運動已經過去整整50年了，怎樣看待當年這一場涉及數千萬青少年和幾乎全國每一個家庭“的大移民”運動。

是耶，非耶，福耶，禍耶

大唱贊歌的有之，大加撻伐的有之。

說青春無悔者有之，說青春無奈者有之。

一時各執一詞，爭執不休，莫衷一是。

其實這個問題本來沒有什么爭頭。

取決你從哪個角度甚么層面來看這個問題。

如從歷史角度來看，從國家層面來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只能說是為文化大革命這場動亂浩劫收拾爛攤子的無奈之舉，是一重大失誤，是難以得到正面評價的，是不值得歌頌的。

如果從數以萬計的“知識青年”自身來講，如何來回顧和總結這一段人生，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青春無悔一說，道出了大多數知青對這段不堪回首的經歷的復雜情感。

當下，一些所謂的“公知”，“精英”，借從整體方向上否定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為由，全面否定廣大知青的人生道路，否定他們的忍辱負重，艱苦奮斗。

他們以一付偽貴族似的居高臨下的姿態，對廣大知青的自我人生評價冷嘲熱諷,什么“空洞虛假”，什么“強顏歡笑”，甚至用十分下流的語言來褻瀆廣大知青和命運抗爭，在逆境中奮斗的成果。

更令人鄙夷和不齒的是，這些偽貴族偽精英在渲染廣大城市下鄉知識青年的“苦難”的同時，卻完全漠視同一時期處在更痛苦更貧窮的數以億計的淳樸善良的農民的存在，在他們的心目中，只有城市人金貴，廣大農村尤其是偏僻山鄉的人命中注定該受苦受窮。

這種態度和價值觀是不能容忍的，也是我們城市老知青朋友自身都不會認同和接受的。

這一點在我所接觸到的大批知青朋友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印證。

幾十年來，他們一直和插隊山鄉的父老鄉親們保持著深厚的情誼，年年去看望他們，他們也像親人一樣地接待你們，鄉親行遇到災難，他們也感同身受，解囊相助。

所有這一切都使我深受感動和教育。

至于那位老人家的“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一說，可以分析討論，我個人覺得也不能完全否定。

但是那些精英們把它反向解讀為愚昧和野蠻教育開化和文明，這種說法，我們的老知青同學們自已能接受嗎

現今廣大農村鄉親同胞能夠接受嗎，對知青價自身來講，上山下鄉這段經歷真是毫無價值的嗎

就算是充滿苦難和辛酸，難道真是不值得追憶的嗎

就算往事不堪回首，也得回首

而且他們現在以積極和陽光的心態來回顧這一段歷史，說一句“青春無悔”，又有什么不可以

難道要讓他們永遠生活在怨恨，淚水和痛苦回憶的陰影中嗎

難道硬要重新扒開他們好不容易才愈合的心靈的傷口，還要向上面撒一把鹽，你們這些“公知”，“精英”才感到快感嗎

以上所見，失之偏頗之處，望眾友指教。

上山下鄉的意義

，接受再教育，很有必要。

要說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

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

以及農村是個廣闊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為的

哪些因素導致了上山下鄉

上山下鄉，始于上世紀五十年代，在文革中達到高潮。

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初期的規模很小，部分原因是動員城市青年參加邊疆建設，部分原因是安排城市中的少量社會青年。

文革開始后，毛主席在1968年12月發表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鄉掀起了高潮。

有不少專著描述了當時的政治背景和政策背景，大致上可歸納為三方面的動因。

首先是政治動因。

毛主席一貫要求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而接班人只能在“三大革命”斗爭的實踐中成長。

其次是社會經濟動因。

文革造成了社會經濟的停滯，直接影響了對城市勞動力的需求。

文革關閉了所有大學，高中尚未開始招生，到1968年秋季，積壓了六屆初中及高中畢業生，無法在短期分配，將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

再次是備戰。

為了準備與蘇聯的戰爭，1968年組建了黑龍江及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屯墾戍邊，準備打仗”，但兵員嚴重不足。

以上原因，動員了數百萬城鎮中學畢業生在1968年至1970年間下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