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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馬文化歷史篇一

1、琴棋書畫：笛子、二胡、古箏、蕭笛、鼓、古琴、琵琶。中國象棋、中國圍棋;中國書法、篆刻印章、文房四寶、木版水印。國畫、山水畫、太極圖等。

2、傳統文學：主要是指詩詞曲賦。《詩經》、《楚辭》。如四大名著(《西游記》《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聊齋志異》等。

3、傳統節日：中國有各種各樣的傳統節日，很多事情有各種禮儀和習俗。

4、中國戲劇：京劇、越劇、秦腔、潮劇、昆曲、湘劇、豫劇、曲劇、徽劇、河北梆子、皮影戲、川劇、黃梅戲、粵劇、花鼓戲、巴陵戲、木偶戲、梨園戲、歌仔戲、廬劇等。

5、中國建筑：亭閣牌坊、園林寺院、鐘塔廟宇、亭臺樓閣、民宅。

6、語言文字：漢語是我國使用人數最多的語言，也是世界上使用人數最多的文字。我國除漢族使用漢語外，回族、滿族、畬族也基本轉用漢語。

7、醫藥醫學：中醫、中藥、《黃帝內經》、《針灸甲乙經》、《脈經》、《本草綱目》、《千金方》、《神農本草經》、《傷寒雜病論》等。

8、宗教哲學：儒、道、釋〔佛〕、周易、陰陽、五行、八卦、占卜、風水、面相等。

9、民間工藝：潮繡、剪紙、風箏、中國織繡(刺繡等)、中國結、泥人、面人、面塑、紋樣(饕餮紋、如意紋、雷紋、回紋、巴紋、祥云)、千層底等。

10、中華武術：太極拳、詠春拳、武當拳、形意拳、少林武術、南拳、劍術等。

11、地域文化：中土文化、潮汕文化、江南文化、塞北嶺南、大漠風情、蒙古草原、黑土地、青藏高原、桂林山水、中原文化、巴陵文化等民風民俗。

12、衣冠服飾：漢族衣冠服飾始于黃帝，備于堯舜，各朝代形制不同，中國還有受其他民族文化影響而誕生的服飾。少數民族服飾種類較多，如苗族的“嘔欠”、“嘔欠嘎給希”、“ 嘔欠濤”。

13、古玩器物：玉、金銀器、瓷器、紅木家具、景泰藍、中國漆器、彩陶、紫砂器、蠟染、古代兵器等。

14、飲食廚藝：茶;茶道;酒文化、八大菜系餃子、湯圓、粽子、年糕、月餅、筷子等。

15、傳說神話：盤古開天辟地、女媧補天、后羿射日、嫦娥奔月、梁祝、牛郎織女等。

中國馬文化歷史篇二

代表中原文化的青銅國寶主要包括殷墟出土的商代后母戊大方鼎，陜西出土的西周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何尊(何尊銘文中首次出現“中國”二字)，河南新鄭鄭公大墓出土的蓮鶴方壺。

唐代瓷器以“南青北白唐三彩”為代表。“南青”指越窯的青瓷;“北白”邢窯的白瓷;“唐三彩”指盛行于唐代的、以黃綠白三種顏色為主的一種低溫釉陶器，因多出土于洛陽，有“洛陽唐三彩”之稱。宋代“五大名窯”分別是汝窯、官窯、哥窯、鈞窯、定窯。

下列說法有誤的一項是( )。

【參考答案】c

中國馬文化歷史篇三

七音階體系指在五音階體系的角徵羽宮之間各出一個偏音，即現代音樂中的4、7，排成七個音階為宮、商、角、清角、徵、羽、閏。

中國古典樂器分為吹、拉、彈、打四大類，分別由金、石、土、木、匏、革、絲、竹八種材料制成，史稱“八音”。

中國十大古曲包括《高山流水》《廣陵散》《平沙落雁》梅花三弄》十面埋伏》《夕陽簫鼓》《漁樵問答》《胡笳十八拍》《漢宮秋月》《陽春白雪》。

漢魏時期是我國古代音樂的重要發展時期,藝術成就很高的音樂形式是( )

a.俗樂

b.雅樂

c.清商樂

d.相和歌

e.燕樂

【參考答案】cd

中國馬文化歷史篇四

中國文化早期的源頭以《易經》為代表，儒家也有“《易》為五經之首”的說法。據記載，伏羲在7000多年之前就創造了《易》。實際上，《易經》代表了中國先哲對宇宙和人生的理解。其中，《易經》中體現的變易思想、憂患精神、人與世界一體的體認等，都對后世中國的思想界產生了重大影響。

堯舜禹時期的禪讓，實際上是中國文化中重視德性和自覺的集中體現。在如何治理國家的問題上，中國文化給出的表率就是建立在道德和覺悟的基礎上實行的“禪讓”，這種傳統深刻影響了中國的政治和社會，在中國文化的語境中，在討論政治理想時，總是會把堯舜禹時期作為理想的代表。但是，建立在道德和覺悟基礎上的人治，有著自身嚴重的局限，對于此，中國傳統政治一直缺少足夠的反思。

商周之際的時代變革對中國文化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據《禮記》文獻記載，中國的商代非常注重鬼神，社會事務的合法性都來自于鬼神意旨。據歷史記載，很多看到商代問題的人，都盡力奉勸紂王改弦更張，可是紂王以“天命在我”的姿態，我行我素，最終被周取代。這種情況下，周代就面臨著如何解釋天命轉移的問題。如果天命選擇的是商，那么，周取代商就不具有合法性。這種情況下，周代的統治者提出了“敬天保民”的思想。認為，天命確實存在，但是天命選擇誰管理國家，要看這個人是否領悟天命，而領悟天命的表現就是德政，就是愛民。這就是《尚書》上所講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這是中國思想史的重大變革，自此后，中國思想文化沒有走向神學，而是走向對人的重視，這與西方思想史有著重大分野。

到了東周時期，歷史上稱為春秋和戰國，中央控制力明顯弱化，諸侯國開始出現異心，“問鼎”這個詞就出現在這個時期。盡管諸侯國還沒有能夠取代周王朝，但是各種稱王爭霸的戰亂，可謂此起彼伏。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實現政治穩定和社會一統，就成了當時面臨重大時代問題。再加上中央政權控制的弱化，也為各種思想的出現提供了較好的外部環境，于是，百家爭鳴應運而生。就其實質而言，所謂百家爭鳴，不過是不同的思想家對亂世中國社會的回應和對病態社會開出的不同藥方。儒家的重點在世間，嘗試就如何重建和諧的世間秩序為儒家一直思考的中心問題。道家則關注到了宇宙和人生背后的規則——道的問題，就道和人的關系問題作出了深刻的解讀。法家則是對如何有效的對人進行管控和激勵作了自己的思考。面對春秋戰國的亂世，兵家則對戰爭問題作了獨到研究。這些研究，一方面呈現出了中國文化百花齊放的局面，同時，在時代格局的演變中，每一種學說都在大浪淘沙的時代變局中接受檢驗。

在戰國爭雄的亂世中，以強調激勵人的欲望為主要特征的法家思想成為秦代統一中國的利器。一利一弊，當國家統一之后，法家思想的局限暴露無遺。誠然，法家的刑和賞對于激發人們的積極性和統一中國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對人性貪欲的利用是一個雙刃劍。任何一個社會真正的長治久安，不僅需要一套好的制度，更需要人心的凈化，需要人們心靈的安頓，對于此，法家的弊端在實踐的過程中逐漸暴露。秦王朝統一后，本應該好好的與民休息，通過制度建設探索維護國家穩定的架構，同時通過教化心靈，實現人們心靈的安頓和和諧。可惜，統治者只是將個人的貪欲凌駕于國家之上，不懂得愛惜民力，更不懂得仁愛天下，最終在秦朝二世主政不久，一場農民起義的大火，燃燒了整個秦王朝的天空。歷史證明，一個只講功利，不懂得啟發人心之中善良與真誠的文化和社會，一定不會長久。

漢高祖劉邦平定天下后，認真反思歷史，取消了秦代的嚴酷刑法，主張休養生息，給社會一個休養和生長的時間。漢代的這種政策，與對秦代的反思息息相關。經歷了惠帝、文帝、景帝時期的發展，到了武帝的時候，整個漢代的國力已經今非昔比。這個時候，漢代的政治、文化、外交等等，都需要隨之作一個調整。表現在文化層面，經過董仲舒等人的努力，儒家的文化終于成為統治者認可和推崇的文化。儒家能夠成為中國傳統社會的正統，表象上看是統治者的選擇和當時儒家知識分子的努力，實際上與當時的政治、社會的需要和儒家文化內在的精神相關。儒家主張的那種仁愛、那種對秩序的尊重、那種對人性之善的啟迪和教化，對于維系社會的長治久安具有重要價值，可以說，儒家對于世間秩序的思考，經歷了秦漢之際的社會震蕩之后，終于得到了社會的認可。

漢代末期，儒家的思想開始僵化，漢章帝時期主持的“白虎觀”會議，將官方對儒家的解釋神圣化，使之成為唯一合法和認可的標準，這實際上是扼殺了文化的活力。加上漢末之后的_，文化的價值開始混亂。統治者的行為，與其倡導的價值產生背離，這種情況下，人們不可能從內心深處認同統治者標榜的文化，這就給當時的社會產生重要影響。一方面，受儒家文化教育的知識分子在內心深處接受和認同儒家的文化觀念與價值系統，但現實中統治者的行為恰恰有悖于儒家的價值觀，這就導致了當時文化上的悖亂現象：很多知識分子，一方面放浪形骸，多做違背世俗的行為;另一方面心靈深處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在靈魂深處認同這套價值。竹林七賢的阮籍等，都存在這個問題。魏晉南北朝的時候，政治紛亂，各民族融和，也為各種文化的融合提供了某種適宜的土壤。儒家、道家、佛家等文化，互相激蕩、闡釋和互融，為中國文化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基礎。

隋唐時期，中國政治統一，在魏晉文化融合的基礎上，文化上也呈現出海納百川的局面，各種文化氣象萬千。唐代的統治者對儒家、道家、佛家都報以尊敬的態度，這對文化的發展起到了很好的推進作用。在這一時期，佛學開始出現飛躍的發展，各種宗派因機設教，異彩紛呈，創造了佛學繁榮發展的局面。針對佛學帶來的挑戰，儒學在理論框架、傳承體系等方面，也要作出自己的解釋體系，韓愈的“道統”說，就是這種背景的產物。

到了宋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在經歷了幾百年文化的融合之后，開始顯現出勃勃的創造力，理學和心學的出現就是很好的證明。理學以朱熹為集大成，心學以陸九淵為代表，二者看似有區別，實際上都代表了儒學和佛學互融之后的文化景象。應該說，儒學發展到理學和心學階段，呈現出一個新的高峰，無論是理論體系，還是思考的深度，都是里程碑式的變化。

隨著中國傳統社會的黃昏到來，有清一代，中國政治走向保守，中國的文化也逐漸失去了生機勃勃的活力，開始逐漸出現走向僵化和瑣碎，金石、考據等成了清代文化的特點。除了戴震等少數的思想家有批判精神外，更多的人不過是考據者的角色，缺少思想的原創、批判和反思精神。而在這一時期，西方的社會已經實現了從中世紀到近代轉型，政治上的民主政治，極大的激發了人們的活力和創造力，經濟上的市場經濟，大大的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文化的多元共生，為社會的發展也提供了多種反思和反省的土壤。在這樣的世界大格局中之下，中國的國運日漸衰微，一個夕陽西下的王朝，必然要經歷一個苦難與掙扎的再生過程。在苦難面前，一個民族如何回應和認知時代的潮流，如何在苦難面前反思自己的問題，決定了這個民族發展的未來。

在新舊時代轉換的掙扎中，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既由于世界大勢的壓迫，也源自挽救中國危亡的急迫，帶著家國天下的赤誠，以各自的學科背景和視野來審視中國面臨的問題，嘗試就如何解決中國的困境提出自己的看法，形成了中國歷史上又一次的“百家爭鳴”。所謂的自由主義、科學主義、新儒家等等，都以各自的精彩和角度作出了各自的回答。這些思考盡管各有問題，但是我們分析今天中國文化問題的重要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