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集外集》雜文集:《愛之神》

引導語：魯迅在五四時期寫有一首白話詩《愛之神》，收錄在他的《集外集》雜文集，歡迎大家閱讀下文學習。

　　愛之神〔1〕

一個小娃子，展開翅子在空中，

一手搭箭，一手張弓，

不知怎么一下，一箭射著前胸。

“小娃子先生，謝你胡亂栽培!

但得告訴我：我應該愛誰?”

娃子著慌，搖頭說，“唉!

你是還有心胸的人，竟也說這宗話。

你應該愛誰，我怎么知道。

總之我的箭是放過了!

你要是愛誰，便沒命的去愛他;

你要是誰也不愛，也可以沒命的去自己死掉。”

【注解】

〔1〕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署名唐俟。

愛之神，古羅馬神話中有愛神丘比特(Cupid)，傳說是一個身生雙翅手持弓箭的美少年，他的金箭射到青年男女的心上，就會產生愛情。

　　魯迅《愛之神》的解構式閱讀

魯迅不以現代詩著稱，但有的詩寫得很有意思，或者說很有深度，比如《愛之神》(《新青年》1918年第四卷5號)，就收在《新詩鑒賞辭典》里，邵伯周先生在鑒賞說“‘愛’的覺醒是人性的覺醒，要求得到愛情，更要求解決‘愛誰’的問題。”1并說，是讓有頭腦的人自己去思考，啟迪他決定了愛誰，就沒命的去愛。正如《華蓋集﹒雜感》中說的那樣：“無論愛什么——飯，異性，國，民族，人類等等，只有糾纏如毒蛇，執著如怨鬼。”這樣理解，一般而言我們是不需要提出異議的。但是如果我們仔細觀察文本中的并存結構及其之間的歧異，便不難發現它的“歧義”，而這又可能是作者潛意識的某種流露，并為后來的他自己的反思埋下伏筆。這些歧義以不可阻擋的自身存在召喚我們進行“誤讀”2。這意味著，本文將要從一個“出人意料”的角度進入文本。

我的感觸是從“愛的覺醒”開始的。從覺醒這個可愛的詞語聯想到一個同樣可愛的詞語：啟蒙。于是，我突然想把它當成一個啟蒙者和被啟蒙者之間的一個小小對話或者插曲來看待了，并且進一步當成啟蒙這一歷史命題的歷史存在形態和前景“宿命”的象征。(邵先生說這是一首情詩，我卻覺得這只是一首有關情的詩，由于本文的興奮點不在“談情說愛”，故對這一問題的“處理”是存而不論。)

覺醒必然來自一個不覺醒的狀態，這里，就產生了兩個饒有興趣的問題：一，對這種不覺醒狀態的認知或估價，究竟是怎樣的。二，對這種狀態的改變應該達到何種新狀態才是“功德圓滿”的。這當然又不得不牽涉到另外一些問題：不覺醒者的愿望或態度，所以要考慮這個，不僅由于它和啟蒙的效果有關，而且對它的認識與處理也與啟蒙者的態度或動機或者說精神境界有涉;啟蒙者的狀態。

我們不妨確定這首詩歌存在兩個相異的話語結構;小愛神即啟蒙者和“我”即被啟蒙者。這兩種話語其實是有沖突的，人們在進入這首詩歌時，多把自己的“傾向”全倒在啟蒙者這一強勢話語方面來“理解”該詩意義，很少有人平心持正，以中立立場肯定雙方的合理性，指認各自的匱乏，至于“降志辱身”，潛入被啟蒙者群落體味其難處與真實所需的，更是罕見。平心而論，邵先生可代表流行看法的觀點是很有深度的，我不得不坦承受到了啟發。但，有史以來的閱讀中，愛神的合理性總是前置，暗含的虛妄則遮蔽;“我”受到的“待遇”，則恰好相反。既然人們都對對話的強勢一方“優點”如此興奮，認識如此充分了，這里也就不必畫蛇添足，故此，本文可能要著重在“另一方面”用力了。

2邵伯周：參《新詩鑒賞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91年版，15頁，。德比基：《新批評與解構：詩歌教學中的兩種態度》，參見《二十世紀西方文論》，朱剛編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327頁。misreading,按德比基的說法，不是錯誤的誤讀，而是不完全的誤讀。

首先，愛神和“我”實際上在進行一場“對話”，而對話應該是具有主體間性的，是一種主體際關系，即雙方是完全獨立而且平等的，而不應是單向的說-受關系，一種強對弱、上對下的關系。從而，雙方的合理性都應該被納入考量的視域，雙方的需求都被尊重，而不是僅僅是某一方的。

文本中，愛神之對于“我”，是一種全方位的超越，在對“我”一切行和言中，都有一種不可思議毋庸置疑的優越感，一種地道的強勢話語。“一個小娃子，展開翅子在空中”，這種空間位置不妨看作精神位置的隱喻。“一手搭箭，一手張弓，\不知怎么一下，一箭射著前胸。”這兩行詩，既關涉“我”，也關涉啟蒙者。雖然是“我”在看，但“我”一直沒能在話語中出現，可見其“地位”的無足輕重。“我”，作為一個低低在下、無知無識的凡夫俗子，在任何一個方面，與愛神相比都是弱勢群體。“不知怎么一下，一箭射著前胸”，其被動、懵懂、不知所以之態可掬。而啟蒙者，憑自己的意思，隨隨便便就射了箭，即啟蒙了。“一手搭箭，一手張弓”，姿態何其瀟灑。“不知怎么一下”，就是說，已經瀟灑到任意所之的地步。然后怎么辦?撒手不管，愛怎么辦你就怎么辦去。這可以看成是啟蒙者思想開明，不強人所難。其曖昧處在于這和不負責任，顯得缺乏耐心、脾氣暴躁很相像，是有違啟蒙為一項神圣嚴肅高尚負責的事業的。其態度，是非常的不屑一顧。我們就有理由質疑，充分尊重被啟蒙者的感覺了么?啟蒙是為了什么呢?是真心為對方好，拯救蒼生于水深火熱呢，還是只想表演自己的天性，或者，僅僅是為顯示自己的高明和偉大?“你也是有心胸的人，竟也說這宗話。”顯然是諷刺對方沒有心胸了，因為有心胸的是不會說“這宗話”的。也許他是純潔的無私的，但他的做法和態度卻沒能體現出來，而是做了讓人(首先指被啟蒙者，然后可以指認為眾生應當平等相待者)只能往相反方向聯想。文本自身作為一個客體向人表達著這一切，而無論是否在主觀上覺察到。啟蒙者在態度上平易近人和藹可親一些，而不是傲慢自負不可一世;以平等的姿態待人待事而非高高在上。在具體的進行中，因材施教，真正體貼出對方需要怎樣的指導，怎樣的精神需要，以對癥下藥，而不是憑一時興致，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唯其如此，才能使“教導”產生實際效果，啟蒙才能真正作為一項事業在歷史中確立。然而，魯迅自承的“黑暗”是當時啟蒙者流行色么：“我忽而愛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時候，有時確為別人，有時卻為自己玩玩。”

你若愛誰，那就沒命的去愛。固然很有哲理。但問題往往并不這樣簡單、絕對：既然只要沒命的愛就是好的，既然愛誰是毫不重要的，那么愛漢奸也對么，愛侵略者也對么?你若誰都不愛，那就死掉吧。這就有點“謀殺”的嫌疑了。歷史用來與之相映成趣的是，大革命后的魯迅，竟也確有了先前的啟蒙對青年是一種謀殺的焦慮：“我就是做這醉蝦的幫手，弄清了老實而不幸的青年的腦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覺，使他萬一遭災時來嘗加倍的苦痛，同時給憎惡他的人們賞玩這較靈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樂。”

高傲，對于強權者表達，是一個人不得了的表現，若是對“我”這樣一個謙恭者、弱者、真心求教者表示，味兒可就變了。人家并沒有請你來做什么，你來“啟蒙”一下;弄得人家有意求你了，卻又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了。知識分子在一味省人時也當自省，尤其是，當我們把“啟蒙”這個能指在其聚合群里找個表3魯迅：《魯迅景宋通信集》(二十四)，轉引自《魯迅個性心理研究》，吳俊著，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年12月，91頁。

魯迅：《而已集·答有恒先生》，轉引自《魯迅個性心理研究》，吳俊著，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年12月，91頁。

達平等活動的詞語進行替換時。

再看“我”的姿態。被弄醒后是這樣說的：“娃子先生，謝你胡亂栽培!/但得告訴我;我應該愛誰?”，其近于搞笑的“語氣”也并不是無知者無畏的輕狂樣，而是把對方當成精神導師來對待的。然后則問進一步的行動方向：請問我該愛誰?這樣固然顯得很無知，很愚昧，但虛心就教之態可掬，孺子可教。孔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現在人家已經“憤”已經“悱”了，為什么還不啟發呢?我們找不到證據說明這是虛情假意的奉承。魯迅曾經說過，一條小河究竟是淺些好還是深些好呢?深的太混，搞不清是什么，也許還是淺些好吧。但一旦遇見淺，淵博者可能又無法自控的不能“欣賞”了。這也是“偉大的厄運”5吧。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一個高明的導師，即使認識到無法給出一個具體的答案，至少也應該給個方向，使這個剛剛覺醒，思想的羽翼尚未豐滿的小羊羔不致迷失方向吧。既然是聲聞而非辟支，那么，乍醒的一刻肯定對愛的方向以及精髓之類的不甚了了。時代是豺狼滿布飛沙走石，如此幼小的心靈怎能立得住腳。所以，“我”的這個“請問”，不僅是在形式上謙恭，而且在精神內容上十分合理與必要，決非無厘頭胡鬧。對這樣的請教都不屑指導，真不知要指導什么了。偏不說，當然很個性，但是又特別的像很深的水，有故作高明的嫌疑了。顯然，我的矛頭并不是指向愛神對“我”的問題所持的觀點。實際上，我們可以認為，愛神，這個眾生的啟蒙者，為了一個具體問題中的正誤，忽略了表達的態度。正誤是非當然重要，但表達這種正誤是非的“語態”可能是更為根本更為重要的。

啟蒙者-愛神的視點應該說是很高的，揭示了一個更深的普遍真理而不局限于某個具體。強調人的自性，強調辟支，無疑是正確的，但這不當成為取消啟蒙的理由。愛神在啟蒙的同時，又以其特殊的話語姿態消解著啟蒙。抽象的東西總是要通過具體來體現的，歷史只能在具體而不是抽象中前進，相對具體的指導決不是可有可無的。在他過于執拗的堅持他的“高度”時，顯得大而不當：不能解決實際問題，從而造成對歷史的誤解和自我完成的虛妄。可見，啟蒙也有其弊端。歷史畢竟不是一個可以在思維中作封閉式游行的圓圈。這首詩顯示了啟蒙的高超與灑脫，卻客觀上展示出某種自我悖謬。換言之，文本結構是分裂的，有兩套互動然而相異的話語系統：啟蒙者話語和被啟蒙者話語，由其互動導致文本在“所指”上的結構分裂或曰自我解構：啟蒙的高明和啟蒙的虛妄。這根本也許在于，啟蒙者自身的話語是分裂的，即自相矛盾的：朝我射箭時，是啟蒙;回答我的請教時，卻選擇了相反的方向，即拒絕啟蒙。想想當時的啟蒙者基本上不怎么接觸真正的民眾(他們的偉大抱負卻正是喚醒蒼生)就可以明白這個情節包含了怎樣豐富的悲劇性歷史內涵了。當時的啟蒙大家有很多都是深居簡出于象牙塔的，比如胡適，毛澤東當時作為一個“小人物”想見他一面都不容易的。五四是狂飆突進的，這很容易被轉換為這樣的表達：浮躁凌厲、“不切實際”。

現在，我們何不從文本的“格調”及其和“語義”的關系來瞧一下呢。文本談論的是愛的覺醒，是啟蒙，應該說，是個于人世人生很重大很嚴肅的課題，但文本的風格卻舉重若輕，有治大國如烹小鮮那樣的感覺。或者換一種“放肆”的說法，文本的格調非常滑稽，油滑，搞笑，令人有一種忍俊不禁的爽快在口里含著。啟蒙者竟然是個“小娃子”，而不用兒童、甚至小孩這樣相對莊重的稱謂，于是從形象到語態都帶著游戲、戲謔或諧謔的“格調”。而且，要命的是，這種語態，不是偶爾為之，而是被貫徹到最后，不能不讓人在這一層面停佇片刻，玩5尼采：《人性，太人性了》第1卷第4章158節，參《悲劇的誕生》，周國平譯，北岳文藝出版社，2004年5月，171頁。

味其不可思議的真意了：“翅子，小娃子先生，著慌，搖頭，總之我的箭是放過了，你要是?”，??這里，啟蒙者沒有任何我們平常設想中的神圣光環，而更像一個貪玩的調皮蛋，不知所措的闖禍精。特別有趣的是“小娃子先生”這個不倫不類的搞笑級組合：既然是“先生”，就應該比“我”年長才“像”，誰知竟是個“小娃子”;雖然只是個“小娃子”，卻又不得不正兒八經的喊一聲在感覺上應該比“我”老的“先生”。文本的幽默風格于是對啟蒙這一神圣嚴肅事業產生某種去神圣化的“解構”。(關于形式對內容的悖反，還有剛才已經涉及的例子，就是愛神回答“我”時的態度，讓人不太容易認為是尊重“我”關于“愛誰”的見解，從而使邵先生的“啟迪說”多少有牽強之感。)以輕馭重，以調侃言肅穆，以極不嚴肅演繹極其嚴肅，這種油滑的方式其實滲透在魯迅先生幾乎所有門類的創作中，如其雜文的嬉笑怒罵，小說《孔乙己》《阿Q正傳》等，尤其是《故事新編》，魯迅先生更是明確提出了自己的“油滑”寫法。這應看作一種對人世人生的特異姿態，一種高的姿態，一種嘲人也自嘲的開明、徹悟的人生境界。這種油滑的態度，也是魯迅先生寫作新詩的主要態度。魯迅自己說寫新詩只是打打邊鼓，振奮新文化陣營的軍心，因為當時詩壇有點寂寞，而他自己是不喜歡寫新詩的，等真的自稱為詩人的人一出現，他就立刻不做了。我也許想說，以這種態度來作言說啟蒙的詩歌，本身就會對啟蒙起到意想不到的另一種作用。

客觀會侵入主觀，這種對啟蒙無意的消解不久之后竟然成為先生對啟蒙深刻的反思，質疑。關于啟蒙立場的質疑，魯迅先生后來是反復表示過的，比如在《吶喊·自序》里的鐵屋子說以及其他一些場合的說辭，和我剛才從這首詩中分析出來的“結論”頗有相似之處，如啟蒙可能只會徒增煩惱痛苦，或者是對被啟蒙者進行“誘殺”，等等。有論者認為，“當魯迅以‘我’的名義對民主政治、自由平等原則與物質文明提出抗議的時候，在思維內容上，他的‘懷疑主義’已經遠離了18世紀啟蒙主義，毋寧是對啟蒙理性主義的反思”。6“救救孩子”，后來覺得“空空洞洞”;“我先前的攻擊社會，其實也是無聊”。有論者銳利的指出：“魯迅的失敗感已經成為一種固執的心理傾向和情結”、“失敗感總是與幻滅感連結在一起”。7啟蒙大業，竟終至老境頹唐。

從這首詩寫作時間來看，他也許還沒意識到“啟蒙的虛妄”，而只是用這一首詩表達愛的可貴和必要，以啟蒙(弄醒)的寶貴和必要為潛臺詞(前提)。當然，我不是不能找到這種意識可能存在的證據，只是不愿坐實罷了。“實際上，即使在《科學史教篇》中，魯迅也對科學理性的功能持冷靜態度”。8換言之，對于“隱含的作者”而言，這種虛妄意識或許只是“無意識”中的，暗含而未必暗示的。但我從文本自身所包含的相互歧異的話語系統中卻品出了這另外的意向(這些意向不妨看作魯迅后來明確反思、質疑啟蒙立場的“種子”)，盡管和作者原意大異其趣，卻有文本本身的支撐，所以，大約也可以算作是對文本模糊空白處的填充，一種解構式的有意誤讀，以便從一個“意外”的視角看一下啟蒙的世紀面影。

汪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62頁。吳俊：《魯迅個性心理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年12月，【第90句】：91頁。吳先生以《虛無的包圍與糾纏》整章的篇幅討論了魯迅的虛無意識，雖然主要針對魯迅人生而言，但無疑包含了他的啟蒙事業。

汪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62頁。

魯迅《集外集》雜文集:《音樂》

引導語：魯迅的《集外集》雜文集，大家了解多少?下面是其中的《音樂》原文，歡迎大家閱讀了解。

　　“音樂”?〔1〕

夜里睡不著，又計畫著明天吃辣子雞，又怕和前回吃過的那一碟做得不一樣，愈加睡不著了。坐起來點燈看《語絲》，不幸就看見了徐志摩先生的神秘談〔2〕，——不，“都是音樂”，是聽到了音樂先生的音樂：“……我不僅會聽有音的樂，我也會聽無音的樂(其實也有音就是你聽不見)，我直認我是一個甘脆的Mys-tic〔3〕。我深信……”

此后還有什么什么“都是音樂”云云，云云云云〔4〕。總之：“你聽不著就該怨你自己的耳輪太笨或是皮粗”!

我這時立即疑心自己皮粗，用左手一摸右胳膊，的確并不滑;再一摸耳輪，卻摸不出笨也與否。然而皮是粗定了：不幸而“拊不留手”的竟不是我的皮，還能聽到什么莊周先生所指教的天籟地籟和人籟〔5〕。但是，我的心還不死，再聽罷，仍然沒有，——阿，仿佛有了，像是電影廣告的軍樂。呸!錯了。這是“絕妙的音樂”么?再聽罷，沒……唔，音樂，似乎有了：

“……慈悲而殘忍的金蒼蠅，展開馥郁的安琪兒的黃翅，，頡利，彌縛諦彌諦，從荊芥蘿卜玎琤oe洋的彤海里起來。Br-rrrtatatatahital無終始的金剛石天堂的嬌裊鬼茱萸，蘸著半分之一的北斗的藍血，將翠綠的懺悔寫在腐爛的鸚哥伯伯的狗肺上!你不懂么?

咄!吁，我將死矣!婀娜漣漪的天狼的香而穢惡的光明的利鏃，射中了塌鼻阿牛的妖艷光滑蓬松而冰冷的禿頭，一匹黯黮歡愉的瘦螳螂飛去了。哈，我不死矣!無終……”〔6〕

危險，我又疑心我發熱了，發昏了，立刻自省，即知道又不然。這不過是一面想吃辣子雞，一面自己胡說八道;如果是發熱發昏而聽到的音樂，一定還要神妙些。并且其實連電影廣告的軍樂也沒有聽到，倘說是幻覺，大概也不過自欺之談，還要給粗皮來粉飾的妄想。我不幸終于難免成為一個苦韌的非Mystic了，怨誰呢。只能恭頌志摩先生的福氣大，能聽到這許多“絕妙的音樂”而已。但倘有不知道自怨自艾的人，想將這位先生“送進瘋人院”去，我可要拚命反對，盡力呼冤的，——雖然將音樂送進音樂里去，從甘脆的Mystic看來，并不算什么一回事。

然而音樂又何等好聽呵，音樂呀!再來聽一聽罷，可惜而且可恨，在檐下已有麻雀兒叫起來了。

咦，玲瓏零星邦滂砰珉的小雀兒呵，你總依然是不管甚么地方都飛到，而且照例來唧唧啾啾地叫，輕飄飄地跳么?然而這也是音樂呀，只能怨自己的皮粗。

只要一叫而人們大抵震悚的怪鴟的真的惡聲在那里!?

【注解】

〔1〕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語絲》周刊第五期。

〔2〕徐志摩的神秘談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語絲》周刊第三期刊登了徐志摩譯的法國波德萊爾《惡之華》詩集中《死尸》一詩，詩前有徐志摩的長篇議論，宣揚“詩的真妙處不在他的字義里，卻在他的不可捉摸的音節里;他刺戟著也不是你的皮膚(那本來就太粗太厚!)卻是你自己一樣不可捉摸的魂靈”等神秘主義的文藝論。

〔3〕Mystic英語：神秘主義者。

〔4〕“都是音樂”徐志摩在譯詩前的議論中說：“我深信宇宙的底質，人生的底質，一切有形的事物與無形的思想的底質——只是音樂，絕妙的音樂。天上的星，水里泅的乳白鴨，樹林里冒的煙，朋友的信，戰場上的炮，墳堆里的鬼，巷口那只石子，我昨夜的夢，……無一不是音樂。你就把我送進瘋人院去，我還是咬定牙齦認賬的'。是的，都是音樂——莊周說的天籟地籟人籟;全是的。你聽不著就該怨你自己的耳輪太笨，或是皮粗，別怨我。”

〔5〕莊周(約前369—286)戰國宋國人，道家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天籟地籟和人籟，見《莊子·齊物論》：“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

〔6〕“慈悲而殘忍的金蒼蠅”一段話，是魯迅為諷刺徐志摩的神秘主義論調和譯詩而編造的。

魯迅雜文集名稱的由來

在魯迅先生一生的文學創作中，雜文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在那風雨如晦的黑暗社會里，他用一支犀利的筆，共創作了700多篇雜文，編為16個集子，這些雜文，“如匕首，似投槍”，在對敵斗爭中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魯迅作品集子的名稱，或比喻，或反語，或引用，或拆字，詼諧風趣，精辟深沉，如同那些雜文一樣，有著豐富的內涵，它折射出作者的生活、心境及時代的風貌，充分體現了魯迅先生高超的命名藝術。《熱風》(1918年——1924年)1925年編定,收入雜文41篇。對于集名,魯迅曾解釋說:

《華蓋集》、《華蓋集續編》(1925年——1926年)分別于1925年12月和1926年10月編定,收入雜文31篇、32篇。舊時迷信說法,將人的運氣好壞稱為

《墳》(1907年——1925年)1926年10月編定,收入雜文23篇,魯迅早期雜文多收其中。為什么取下這樣一個看起來很晦氣的集名?魯迅曾在他的文章中解釋道:

總不能絕無眷戀”，命名為《墳》也是一種“取巧的掩飾”。

《而已集》(1926年——1927年):1928年10月編定,收入了1927年創作的雜文29篇,附1926年創作的雜文1篇。當時正處于白色恐怖時期，如1926年的“三·一八”慘案。面對反動軍閥大肆屠殺革命黨人和進步人士，先生既憤恨，又無能為力，先生憤然命筆,寫下了這樣一首詩:

《三閑集》(1927年——1929年):1932年4月編定,收雜文34篇。《三閑集》的命名脫胎于革命文學陣營內部的文學論爭。1928年,就

《二心集》(1930年——1931年):1932年4月編定,收入雜文51篇。1930年5月7日,《民國日報》刊載了署名

《偽自由書》(1933年1月——1933年5月)1933年7月編定,收1933年1月至5月創作的雜文43篇。本集中的雜文均發表于《申報》副刊《自由談》。魯迅尖銳指出：“《自由談》并非同人雜志,'自由'更當然是一句反話。

《南腔北調集》(1932年——1933年):1932年2月編定,收入雜文51篇。當時上海有一署名

《準風月談》(1933年6月——1933年11月)1934年10月編定,收雜文64篇。

《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1934年——1936年)1935年12月編定,兩本雜文集分別收雜文36篇和48篇。先生在《序言》末云：“記于上海且介亭。”

魯迅《集外集》雜文集:《編完寫起》

魯迅自己曾自信地說：“我的雜文，所寫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來，已幾乎是或一形象的全體”，他的《集外集》雜文集中的《編完寫起》，你想要閱讀了解?

　　編完寫起〔1〕

近幾天收到兩篇文章〔2〕，是答陳百年先生的《一夫多妻的新護符》〔3〕的，據說，《現代評論》不給登他們的答辯，又無處可投，所以寄到我這里來了，請為介紹到可登的地方去。誠然，《婦女雜志》〔4〕上再不見這一類文章了，想起來毛骨悚然，悚然于階級很不同的兩類人，在中國竟會聯成一氣。但我能向那里介紹呢，飯碗是誰都有些保重的。況且，看《現代評論》的豫告，已經登在二十二期上了，我便決意將這兩篇沒收。

但待到看見印成的《現代評論》的時候，我卻又決計將它登出來，因為比那掛在那邊的尾巴上的一點〔5〕詳得多，但是委屈得很，只能在這無聊的《莽原》〔6〕上。我于他們三位都是熟識之至，又毫沒有研究過什么性倫理性心理之類，所以不敢來說外行話。可是我總以為章周兩先生在中國將這些議論發得太早，——雖然外國已經說舊了，但外國是外國。可是我總覺得陳先生滿口“流弊流弊”〔7〕，是論利害，不像論是非，莫明其妙。

但陳先生文章的末段，讀來卻痛快——

“……至于法律和道德相比，道德不妨比法律嚴些，

法律所不禁止的，道德盡可加以禁止。例如拍馬吹牛，似乎不是法律所禁止的……然則我們在道德上也可以容許拍馬屁，認為無損人格么?”

這我敢回答：是不能容許的。然而接著又起了一個類似的問題：例如女人被強x，在法律上似乎不至于處死刑，然則我們在道德上也可以容許被強x，認為無須自殺么?

章先生的駁文〔8〕似乎激昂些，因為他覺得陳先生的文章發表以后，攻擊者便源源而來，就疑心到“教授”的頭銜上去。那么，繼起者就有“拍馬屁”的嫌疑了，我想未必。但教授和學者的話比起一個小編輯來容易得社會信任，卻也許是實情，因此從論敵看來，這些名稱也就有了流弊了，真所謂有一利必有一弊。

十一日。

案語：

已經收在《華蓋集》里了，題為《導師》和《長城》。獨獨這一段沒有收進去，大約是因為那時以為只關于幾個人的事情，并無多談的必要的緣故。

然而在當時，卻也并非小事情。《現代評論》是學者們的喉舌，經它一喝，章錫琛先生的確不久就失去《婦女雜志》的編輯的椅子，終于從商務印書館走出，——但積久卻做了開明書店的老板，反而獲得予奪別人的椅子的威權，聽說現在還在編輯所的大門口也站起了巡警，陳百年先生是經理考試去了。這真教人不勝今昔之感。

就這文章的表面看來，陳先生是意在防“弊”，欲以道德濟法律之窮，這就是儒家和法家的不同之點。但我并不是說：陳先生是儒家，章周兩先生是法家，——中國現在，家數又并沒有這么清清楚楚。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晨，補記。

【注解】

〔1〕　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莽原》周刊第四期。發表時共有四段，總題《編完寫起》。后來作者將第【第1句】：二兩段合為一篇，改題《導師》，末段改題為《長城》，編入《華蓋集》，本篇是其中的第三段。

關于新性道德問題的論爭，魯迅還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寫了《編者附白》，現編入《集外集拾遺補編》。

〔2〕　指周建人的《答〈一夫多妻的新護符〉》和章錫琛的《駁陳百年教授〈一夫多妻的新護符〉》。

〔3〕　陳百年　名大齊，字百年，浙江海鹽人。當時是北京大學教授。后任國民黨政府考試院秘書長等職。《一夫多妻的新護符》發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現代評論》第一卷第十四期，是反對《婦女雜志》“新性道德號”(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周建人的《性道德之科學的標準》和章錫琛的《新性道德是什么》兩篇文章中關于性道德解放的主張的。

〔4〕　《婦女雜志》　月刊，一九一五年一月在上海創刊，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出至第十七卷第十二期停刊，商務印書館出版。初由王莼農主編，自一九二一年第七卷第一期起由章錫琛主編。一九二五年該刊出版“新性道德號”受到陳百年的批評，商務印書館即不準再登這類文章，一九二六年章錫琛被迫離職。

〔5〕　《現代評論》發表了陳百年的《一夫多妻的新護符》后，章錫琛和周建人即分別寫了《新性道德與多妻——答陳百年先生》和《戀愛自由與一夫多妻——答陳百年先生》兩文，投寄該刊，但被積壓近兩月后，始在《現代評論》第一卷第二十二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末尾的“通訊”欄刪節刊出。

〔6〕　《莽原》　文藝刊物，魯迅編輯。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在北京創刊。初為周刊，附《京報》發行，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至三十二期止。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改為半月刊，由未名社出版。同年八月魯迅離開北京后，由韋素園接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至第四十八期停刊。

〔7〕　“流弊流弊”　陳百年在《現代評論》第一卷第二十二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發表的《答章周二先生論一夫多妻》一文中，連用了十多個“流弊”攻擊章、周的主張。

〔8〕　章先生　即章錫琛(1889—1969)，字雪村，浙江紹興人。

當時是《婦女雜志》的主編。一九二六年秋創辦開明書店，任董事兼經理。這里說的“駁文”，指他的《駁陳百年教授“一夫多妻的新護符”》一文，其中說：“我們中國人往往有一種牢不可破的最壞的下流脾氣，就是喜歡崇拜博士，教授，以及所謂名流，因為陳先生是一位教授，特別是所謂‘全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的有名的教授，所以他對于我們一下了批評，就好像立刻宣告了我們的死罪一般，這篇文章發表以后，從各方面襲來的種種間接直接的指斥，攻擊，迫害，已經使我們夠受……而我們向《現代評論》所提起的反訴，等了一個多月，不但未見采納，簡直也未見駁回……并不是為什么，只為了我們不曾做大學教授。”

人物影響/魯迅

文藝影響

魯迅是20世紀的文化巨人，他在小說、散文、雜文、木刻、現代詩、舊體詩、名著翻譯、古籍校勘和現代學術等多個領域都有巨大貢獻。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偉大奠基者，魯迅創作的為數不多的小說建立了中國小說的新形式;他所創作散文更是“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他的所開創的雜文文體富有現代性、自由性、批判性和戰斗性，是后世作家最常使用的“批判武器”，他所創作的雜文更是中國社會、政治、歷史、法律、宗教、道德、哲學、文學、藝術乃至文化心理、民性、民情、民俗……的百科全書。幾乎所有的中國作家都在魯迅開創的基礎上，發展了不同的方面的文學風格體式。作為翻譯家他大量的翻譯了外國的文學作品、科學自然作品為開啟民智，引入先進的科學文化思想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而作為美術愛好者魯迅大量引進了西方木刻、版畫作品，并在精神、理論和精神等多方面支持青年人學習木刻、版畫藝術，極大的推進了現代木刻、版畫在現代中國的傳播與發展，為現代中國的美術事業做出卓越的貢獻。

學術影響

作為一名學術研究者，一方面，魯迅運用西方的文學觀念研究中國古典小說撰寫了《中國小說史略》，其不僅結束了“中國之小說自來無史”的時代，也創造了文學史著作的'典型范例，“為后學開示無數法門”，郭沫若將其與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并稱為為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雙璧。另一方面他整理校對勘正了《古小說鉤沉》《嵇康集》《漢畫像集》《會稽郡故書雜集》等數十部古籍，為后世的古典文學研究留下了一筆巨大財富。

精神影響

魯迅堪稱現代中國的民族魂，他的精神深刻影響著他的讀者、研究者，以至一代又一代的中國現代作家、現代知識分子。魯迅同時又是20世紀世界文化巨人之一。他創造了“內外兩面，都和世界的時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國的民族性”，并具有獨特的個人風格的“現今想要參與世界上的事業的中國人”的文學。他與同時期的世界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學家一樣，在關注本民族的同時，也在關注著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并做出了自己的獨特的貢獻。

政治影響

魯迅一生追求民主，早在新文學運動伊始時期便向封建舊文化宣戰，不斷與壓迫民眾的舊思想舊文化斗爭。“女師大學潮”發生后與迫害學生的軍閥進行論爭，魯迅不畏強暴執筆對戰，顯示出一個正直文人的氣概。爾后國民黨統治之下又大膽披露其黑暗統治。三十年代又與共產黨內左傾的錯誤文藝路線進行斗爭，其后與黨領導下的文藝工作者合作成立了無產階級文藝思想領導的左翼作家聯盟，魯迅作為左聯的盟主領導左聯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文藝妄圖絞殺無產階級文藝的陰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