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文心雕龍》的概述及作者介紹

概述

《文心雕龍》是中國南朝文學理論家劉勰創作的一部文學理論著作，成書于公元501～502年（南朝齊和帝中興元、二年）間。全書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以孔子美學思想為基礎，兼采道家，全面總結了齊梁時代以前的美學成果，細致地探索和論述了語言文學的審美本質及其創造、鑒賞的美學規律。

作者介紹

劉勰（約公元465——520），字彥和，生活于南北朝時期的南朝梁代，中國歷史上的文學理論家、文學批評家。漢族，生于京口（今鎮江），祖籍山東莒縣（今山東省莒縣）東莞鎮大沈莊（大沈劉莊）。他曾官縣令、步兵校尉、宮中通事舍人，頗有清名。晚年在山東莒縣浮來山創辦（北）定林寺。劉勰雖任多種官職，但其名不以官顯，卻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龍》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和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

文學特點

傳統修辭學分為消極修辭和積極修辭兩大方面。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對這兩方面都有精當而深刻的論述，尤其對消極修辭的論述，不僅論及文章技巧，而且深入到心理活動和思維規律與語言生成關系的層面，不僅當時直至今天也仍有重要指導意義。

語音

在語音修辭方面，劉勰沒有沿習名人沈約的“八病說”，而著重提出了“飛沉”問題、“雙聲疊韻”問題。

在《神思》中，劉勰就提出了“尋聲律而定墨”的主張，在《聲律》中又說：“凡聲有飛沉，響有雙疊。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睽；沉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飏不還。”劉勰認為，作韻易而選和難。足見劉勰不但非常重視而且準確把握了漢字漢語的語音特點，對語音修辭在理論上作出了可貴貢獻。

語匯

在語匯修辭方面，劉勰提倡慎重遴選詞語。

語匯修辭中，還涉及用字，劉勰在《煉字》提出用字“四要則”：一避詭異，二省聯邊，三權重出，四調單復。無怪劉勰嘆曰：故善為文者，富于萬篇，貧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為難也。

語法

語法修辭部分，劉勰在《章句》中提出了要按內容安排章句和按情韻安排章句的主張。劉勰主張，句式的.選擇上，用長用短，或長短穿插，整散結合，完全要符合情韻需要，情韻急，少音節短詞句，情韻緩，可用舒曼之長句，情韻起伏跌宕，則可長短并用整散結合，以收蕩氣回腸之效。

篇章

劉勰修辭美學最為璀璨的部分，在篇章修辭。

重涵養，立風格。文章有風格，更有風骨，才煽情動人，辭采煥然。要使文章含風樹骨，則須“練于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

感人的才情和生動的語言固然重要，但一定要為情而造文，而不要為文而造情。要寫真情實話，不要假意虛言。

重熔裁，明隱秀。文章長短、內容詳略、語意顯隱、精警庸凡，亦為文之必慮。

文章秀句，或自出錦心，或得益援引。劉勰并非反對引用，而是反對抄襲。

運用

在具體運用方面，劉勰指出“碌碌麗辭，則昏睡耳目。必使理圓事密，聯璧其章。迭用奇偶，節以雜佩，乃其貴耳。”

《夸飾》專講夸張。劉勰抓住夸張得是否合乎事義情理這一關鍵，將夸張分為兩類并指出其不同效果：“然飾窮其要，則心聲蜂起，夸過其理，則名實兩乖。”——如果夸張得合情理得神髓，就會引起強烈共鳴，反之，就會違背事實不合情理。

評價

劉勰能在距今1500余年之遙，提出這如許之多的至今難超其苑囿的精辟修辭理論實為難能可貴。其修辭之論，既有理性的闡釋，又有言證、事證，既涉文章內容形式，又關作者思維、氣質、涵養、才情。他能從美才、美德、美情與美辭美文的關系方面，闡釋情動而辭發、因內而符外的修辭美學觀，他承認“物色之動，心亦搖焉”，“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辭必巧麗”，盡管當時還沒有堂皇的辯證唯物主義之說，然而在今天看來，這完全符合這種觀點。在這種觀點指導之下，他從內容決定形式的認識出發，建立了系統的剖情析采理論，他從歷史唯物主義和現實唯物主義的認識出發，提出了“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這種選擇繼承、據時創新的修辭觀，這種服務于時代的“時文”修辭觀，時至今日，也是必須遵循的一條修辭美學原理。

生平

南北朝宋泰始初年（公元465年），劉勰生于京口（今鎮江），字彥和，原籍東莞(今山東省莒縣境內)。祖父靈真，宋司空秀的弟弟。父親叫劉尚，曾擔任越騎校尉。劉勰很早就成了孤兒，他發憤圖強，熱愛學習。因為家里太窮而沒有娶妻結婚，和沙門的僧人住在一起，十多年后，他對那些經文都很精通。他分門別類地整理了這些經文，抄錄下來，還為經文寫了序言。如今定林寺里面藏的經文，都是劉勰編寫修訂的。天監初年，劉勰開始擔任奉朝請，兼職做中軍臨川王宏的秘書，后升職擔任車騎倉曹參軍。擔任太末縣縣令時，政績清正廉潔。兼任東宮咨詢專家時，劉勰向皇上建議佛教和道教都應該與其他的宗教祭祀一起改革。皇帝下詔書討論此提案并按劉勰所提建議通過。后升任步兵校尉。奉皇命和慧震在定林寺撰寫訂證經文，后請求出家，帝允許出家，改名慧地。不久去世。

32歲時開始寫《文心雕龍》，歷時五年。

卒年歧說甚多。一說卒于梁普通元年（公元520）和二年（公元521年）之間，一說卒于梁大同四年（公元538）和五年（公元539年）之間。

后世紀念

劉勰紀念館設于南京鐘山南麓的定林山莊內，紀念館分前、中、后三個展廳，以南京“鐘山與六朝都城”、“鐘山定林寺”、“劉勰與《文心雕龍》”三個展覽單元，揭示了劉勰及《文心雕龍》與六朝首都、鐘山及與定林寺的密切關系。劉勰在鐘山定林寺前后生活了20年左右，他在這里借助定林寺豐富的藏書，潛心學習和研究，最終完成了標志著輝煌成就的文學理論巨著《文心雕龍》。鐘山定林寺也因劉勰的學術成就而名垂青史。

文心雕龍作者是誰

《文心雕龍》是一部理論系統、結構嚴密、論述細致的文學理論專著。它的.作者是誰呢?以下是小編帶來的資料，希望對你有幫助。

《文心雕龍》的作者為中國南朝文學理論家劉勰。

《文心雕龍》是一部“體大思精”“深得文理”的文章寫作理論巨著。全書分五十篇，內容豐富，見解卓越，皆“言為文之用心”，全面而系統地論述了寫作上的各種問題。尤為難得的是對應用寫作也多有論評。粗略統計，全書論及的文體計有59種，而其中屬于應用文范疇的文體竟達44種，占文體總數的四分之三。(《應用寫作》雜志1996年第4期，《<文心雕龍>的應用寫作論》)。范文瀾說得好："系統地全面地深入地討論文學，《文心雕龍》實是唯一的一部大著作。"

《文心雕龍·書記》文言文及翻譯

大舜云∶“書用識哉！”所以記時事也。蓋圣賢言辭，總為之書，書之為體，主言者也。揚雄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故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取象于夬，貴在明決而已。

三代政暇，文翰頗疏。春秋聘繁，書介彌盛。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又子叔敬叔進吊書于滕君，固知行人挈辭，多被翰墨矣。及七國獻書，詭麗輻輳；漢來筆札，辭氣紛紜。觀史遷之《報任安》，東方之《謁公孫》，楊惲之《酬會宗》，子云之《答劉歆》，志氣槃桓，各含殊采；并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逮后漢書記，則崔瑗尤善。魏之元瑜，號稱翩翩；文舉屬章，半簡必錄；休璉好事，留意詞翰，抑其次也。嵇康《絕交》，實志高而文偉矣；趙至敘離，乃少年之激切也。至如陳遵占辭，百封各意；彌衡代書，親疏得宜：斯又尺牘之才也。

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所以散郁陶，托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若夫尊貴差序，則肅以節文。戰國以前，君臣同書，秦漢立儀，始有表奏，王公國內，亦稱奏書，張敞奏書于膠后，其義美矣。迄至后漢，稍有名品，公府奏記，而郡將奉箋。記之言志，進己志也。箋者，表也，表識其情也。崔寔奏記于公府，則崇讓之德音矣；黃香奏箋于江夏，亦肅恭之遺式矣。公幹箋記，麗而規益，子桓弗論，故世所共遺。若略名取實，則有美于為詩矣。劉廙謝恩，喻切以至，陸機自理，情周而巧，箋之為美者也。原箋記之為式，既上窺乎表，亦下睨乎書，使敬而不懾，簡而無傲，清美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響，蓋箋記之分也。

夫書記廣大，衣被事體，筆札雜名，古今多品。是以總領黎庶，則有譜籍簿錄；醫歷星筮，則有方術占式；申憲述兵，則有律令法制；朝市征信，則有符契券疏；百官詢事，則有關刺解牒；萬民達志，則有狀列辭諺：并述理于心，著言于翰，雖藝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務也。

故謂譜者，普也。注序世統，事資周普，鄭氏譜《詩》，蓋取乎此。籍者，借也。歲借民力，條之于版，春秋司籍，即其事也。簿者，圃也。草木區別，文書類聚，張湯、李廣，為吏所簿，別情偽也。錄者，領也。古史《世本》，編以簡策，領其名數，故曰錄也。方者，隅也。醫藥攻病，各有所主，專精一隅，故藥術稱方。術者，路也。算歷極數，見路乃明，《九章》積微，故以為術，《淮南》、《萬畢》，皆其類也。占者，覘也。星辰飛伏，伺候乃見，登觀書云，故曰占也。式者，則也。陰陽盈虛，五行消息，變雖不常，而稽之有則也。律者，中也。黃鐘調起，五音以正，法律馭民，八刑克平，以律為名，取中正也。令者，命也。出命申禁，有若自天，管仲下令如流水，使民從也。法者，象也。兵謀無方，而奇正有象，故曰法也。制者，裁也。上行于下，如匠之制器也。符者，孚也。征召防偽，事資中孚。三代玉瑞，漢世金竹，末代從省，易以書翰矣。契者，結也。上古純質，結繩執契，今羌胡征數，負販記緡，其遺風歟！券者，束也。明白約束，以備情偽，字形半分，故周稱判書。古有鐵券，以堅信誓；王褒髯奴，則券之諧也。疏者，布也。布置物類，撮題近意，故小券短書，號為疏也。關者，閉也。出入由門，關閉當審；庶務在政，通塞應詳。韓非云∶“孫亶回，圣相也，而關于州部。”蓋謂此也。刺者，達也。詩人諷刺，周禮三刺，事敘相達，若針之通結矣。解者，釋也。解釋結滯，征事以對也。牒者，葉也。短簡編牒，如葉在枝，溫舒截蒲，即其事也。議政未定，故短牒咨謀。牒之尤密，謂之為簽。簽者，纖密者也。狀者，貌也。體貌本原，取其事實，先賢表謚，并有行狀，狀之大者也。列者，陳也。陳列事情，昭然可見也。辭者，舌端之文，通己于人。子產有辭，諸侯所賴，不可已也。諺者，直語也。喪言亦不及文，故吊亦稱諺。廛路淺言，有實無華。鄒穆公云“囊漏儲中”，皆其類也。《牧誓》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大雅》云“人亦有言”、“惟憂用老”，并上古遺諺，《詩》《書》所引者也。至于陳琳諫辭，稱“掩目捕雀”，潘岳哀辭，稱“掌珠”、“伉儷”，并引俗說而為文辭者也。夫文辭鄙俚，莫過于諺，而圣賢《詩》《書》，采以為談，況逾于此，豈可忽哉！

觀此眾條，并書記所總∶或事本相通，而文意各異，或全任質素，或雜用文綺，隨事立體，貴乎精要；意少一字則義闕，句長一言則辭妨，并有司之實務，而浮藻之所忽也。然才冠鴻筆，多疏尺牘，譬九方堙之識駿足，而不知毛色牝牡也。言既身文，信亦邦瑞，翰林之士，思理實焉。

贊曰∶

文藻條流，托在筆札。既馳金相，亦運木訥。

萬古聲薦，千里應拔。庶務紛綸，因書乃察。

翻譯

《書記》是《文心雕龍》的第二十五篇，文體論的最后一篇。本篇除對書牘和箋記做了重點論述外，還對各種政務中運用的雜文，共六類二十四種，都做了簡要說明。劉勰認為：“文辭鄙俚，莫過于諺。”這種鄙俗的民間諺語，尚為古代圣賢所重視，并采用于經書之中，則其他文辭，“豈可忽哉”！這也是劉勰要全面論述各種雜文的說明。

本篇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論書牘，說明書的含義、起源、魏晉以前書信的寫作和運用情況，最后論書信寫作的基本特點。第二部分論奏記和奏箋。劉勰認為對三公用奏記，對郡守用奏箋，這是就其大致情況而言。奏記和奏箋的區別，在當時并不是很嚴格的。箋記與書表也頗相近，劉勰在這部分的最后，簡要說明了它們的異同。第三部分論二十四種雜文。主要是逐條解說各種名稱的含義，偶舉具體作品加以證明。最后強調這些文辭于己于國的重要，希望文人不要忽視。

本篇以書信為重點，其中評及的部分名篇，如司馬遷的《報任安書》、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等，在文學史上是有重要地位的。值得注意的是，劉勰所肯定的作品中，不僅《與山巨源絕交書》有“每非湯、武而薄周、孔”的離經叛道之論，劉勰仍評以“志高而文偉”；楊惲的《報會宗書》，更是作者橫遭腰斬之禍的主要罪證，劉勰也稱贊它是“志氣盤桓，各含殊采”的好作品之一。本篇所論各種雜文，雖然沒有多大意義，但其中對民間諺語也有一定肯定，認為圣賢不廢，值得注意。此外，如主張書信要“散郁陶，托風采”；所有書記的寫作，都是“意少一字則義闕，句長一言則辭妨”。所以，披沙簡金，其中還是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意見的。

（一）

大舜曾說：“書寫以記載過錯。”因為書是用以記載時事的。凡是古代圣賢的言辭，都總稱為書；書的作用，主要就是用來記言的。揚雄就說：“言，是人的內心發出的聲音；書，則是表達心思的符號。發出聲音，寫成文字，君子與小人的不同就表現出來了。”所以，書就是舒展的意思。把言辭舒展散布開，寫在簡板之上，就成了書；《周易·系辭》用《夬卦》來象征書契，就是取文字以明確斷決為貴的意思。夏、商、周三代的政務不多，書面的文件也很少應用。到了春秋時期，諸侯之間聘問頻繁，持書往來的使者很多：如秦國大夫繞朝贈策書給晉國大夫士會，鄭國大夫子家派使臣送信給晉國大夫趙盾，楚國的屈巫從晉國送信給楚公子側，鄭國大夫子產寄信勸告晉國的士匄。仔細讀這四封書信，其辭就像在相對面談。又如滕文公死后，魯國大夫叔弓為使者到滕國送弔書。由此可見，春秋時期的外交使節，大都已經攜帶書面文件了。到戰國時的獻書，多用奇麗的文字組成。漢以后的書札，文辭氣度紛紜復雜。讀司馬遷的《報任安書》、東方朔的《與公孫弘書》、楊惲的《報會宗書》、揚雄的《答劉歆書》等，寫得志氣宏大，各有異采；都是組織辭采于尺素之上，字里行間蕩漾著方寸之心。到東漢時期的書記，則以崔瑗寫得最好。三國時的阮瑀，曹丕稱其“書記翩翩”；魏文帝搜集孔融的遺作，即使半片竹簡也要收錄；應璩愛好綴集時事，很注意書記的寫作：但這已是較差的作者。魏末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就是志氣高大、文辭宏偉的作品了。西晉趙至的《與嵇茂齊書》，是年輕人的心情激切之作。至于西漢陳遵，他口授下屬作書，數百封信，各有不同用意；漢末禰衡代黃祖寫信，該親該疏，各得其當：這兩位又是作書的才了。仔細總結書這種體制，本在于把話說透徹，是用以舒散郁積的心情，表達美好的言行；因此，應該條理暢達而放任志氣，從容不迫而悅其胸懷。能夠條理暢達和從容不迫，就有效地發揮相互贈答、交流思想的作用了。

（二）

至于尊貴有別，就須嚴肅地合于禮儀。戰國以前，君臣上下都用書；到秦漢時期確立儀法，臣下對帝王開始用表奏；在諸侯王國中，也稱“奏書”；如西漢張敞對膠東王太后的奏書，其意義是美好的。到了東漢，逐漸有了名位等級的不同：對三公上書稱“奏記”，對郡守上書稱“奏箋”。“記”是言志，就是對上表達自己的情志。“箋”就是表，就是表明自己的情志。東漢崔寔給大將軍梁冀的奏記，則是崇尚謙讓的好作品了；黃香給江夏太守的奏箋，就是嚴肅恭敬的遺范了。漢末劉楨的箋記，寫得華麗而有益于規勸，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沒有論及他的箋記，因而一般人都不知道；如拋開名稱而看實質，劉楨的箋記更美于他的詩篇。三國時劉廙的《上疏謝徙署丞相倉曹屬》，所用比喻極為確切；陸機自辯其枉罪的表箋，說理周密而文辭巧妙：這可算是箋表的佳作了。查箋記的格式，上和表奏接近，下與書記相似；要像表奏那樣恭敬，但沒有畏懼的表示；可以像書札那樣從簡，但不能表現得傲慢無禮。用清麗的文筆以施展其才能，借光華的盛采以加強其感人的力量：這就是箋記的基本特點。

（三）

書記的內容十分廣大，它包括各種各樣的事體。筆札的名目更為繁雜，古今門類甚多。關于總領百姓事務的，則有譜、籍、簿、錄；關于醫藥、歷法和星象占卜的，則有方、術、占、試；關于申明法令和講兵法的，則有律、令、法、制；關于朝廷和商業方面講求憑信的，則有符、契、券、疏；關于各種官吏之間詢問事情的，則有關、刺、解、牒；關于百姓表達情志的，則有狀、列、辭、諺等等。所有這些，都是從內心出發來敘述事理，在筆札上寫下言辭；雖然是各種文辭的下品，卻是處理政事的要務。

所謂“譜”，就是普。編著世代相承的統系，必須完整普遍，漢代鄭玄為《詩經》編的《詩譜》，就是取這個意思。

所謂“籍”，就是借。古代每年借用百姓的勞力，要記在簡板上；《左傳》中所說“司晉之典籍”，就指此事。

所謂“簿”，就是圃。和各種草木分別種植于園圃一樣，有關文案也是分類匯集在文簿里面。漢代的張湯、李廣，都曾被官吏按簿問罪，就是為了辨別真偽。

所謂“錄”，就是領。如記載古史的《世本》，就是編成簡策，總的記錄諸侯大夫的戶籍，所以叫做“錄”。

所謂“方”，就是隅。用醫藥治病，各有主治之疾，用藥的人也專精某個方面，所以稱用藥之術為“方”。

所謂“術”，就是路。要用最精的技術推算，道路才看得清楚；《九章算術》積聚了數學的精妙，所以稱之為“術”。淮南王劉安的《萬畢術》，也是這方面的著作。

所謂“占”，就是覘。根據星辰的變化來占驗往來升降的'吉兇，要通過觀察才能看清；古人是登上觀臺進行觀察而書寫云物氣色的變化，所以叫做“占”。

所謂“式”，就是則。天地之間陰陽五行的消長盛衰，雖然變化無常，但考察其變化是有一定法則的。

所謂“律”，就是中。樂律由黃鐘起調，五聲都據以正音。用法律來治理百姓，根據周代所制八法就能處理公平。用“律”這個名稱，就是取公平中正之意。

所謂“令”，就是命。發出命令，申明禁戒，有如從天而降。管仲說下令如流水，意思是使百姓順從。

所謂“法”，就是象。軍事上的謀略沒有一定，但戰術的奇正有一定的兵法，所以稱之為“法”。

所謂“制”，就是裁。由上而下貫徹執行，猶如工匠依照規矩制造器具。

所謂“符”，就是孚。為了防上征聘召集的虛偽，就依靠出自內心的誠信。夏、商、周三代用玉制的信物，漢代用銅虎和竹箭代替，魏晉以后從簡，就改用書翰了。

所謂“契”，就是結。上古時期的人很質樸，以結繩為契約；至今羌人胡人驗數，以及商販記錢的辦法，大概就是古代結繩為契的遺風吧。

所謂“券”，就是束。明確的約束，是為了防止虛偽。剖開約券上的文字各執一半，所以周代稱為“判書”。古代還有丹書鐵券，用以確保信誓。漢代王褒的《僮約》，可說是約券的楷模了。

所謂“疏”，就是布。布置陳列事物，只是摘要寫明其大意，所以對短小的字據叫做“疏”。

所謂“關”，就是閉。進出都要經過門，關閉就必須慎重。各種事務決定于當時的政局，政局的順利或阻塞是應該詳細了解的。《韓非子》中曾說：“公孫亶回雖然是圣明之相，卻起于地方官吏。”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所謂“刺”，就是達。《詩經》的作者寫詩以諷刺統治者，《周禮》中說斷獄要向三種人逐一詢問。這種依次到達的方式，就像用針的刺通到底。

所謂“解”，就是釋。解釋凝結積滯的問題，證驗有關之事加以核對。

所謂“牒”，就是葉。用短小的竹簡編成碟，就像樹枝上的樹葉；漢代路溫舒截斷蒲葉編成牒，就是這種事例。議論政事尚未作出決定，便用簡短的牒文相商議。牒文中更為細密的一種叫做“簽”。所謂“簽”，就是細密的意思。

所謂“狀”，就是貌：描述其本原，采取其事實。古代賢人死后，要給他追贈謚號，同時寫一篇死者生平事跡的行狀，這是較重要的一種狀文。

所謂“列”，就是陳。把有關內容一一列舉陳述出來，問題就顯而易見了。

所謂“辭”，就是口頭上的言辭，由自己轉達給他人。《左傳》中說，鄭國于產善于言辭，諸侯都全靠它，可見言辭是不可沒有的。

所謂“諺”，就是直質的話。喪弔父母的話不能有文采，所以弔辭也叫“諺”。民間的諺語，也是有實無華的。春秋時鄒穆公說的“口袋雖漏仍在其中”，就是這類話了。《尚書·牧誓》中說，“古人有言，母雞不司晨。”《詩經·大雅》說：“人亦有言，因憂而老。”這都是古代遺留下來的諺語，《詩經》、《尚書》所引用過的。至于陳琳在《諫何進召外兵》中說的“掩目捕雀”，潘岳在哀弔之作中用的“掌珠”、“伉儷”等，都是引用民間俗語寫成的。文辭的鄙俗，沒有超過諺語的了，可是古代圣賢在《詩經》、《尚書》中，也采為言談，何況不如諺語鄙俗的種種書記，豈能忽視呢！

上述六類各四條，都包括在書記之中：其中有的本是相通的，但文意各不相同；有的完全用質樸之辭，有的則雜以文采。應根據情況的不同來確定體制，而以精當簡要為貴。意思缺少一字就會不全面，一句之中多一個不必要的字也有防害。這都是各級官吏必須實行的，而為追求浮華藻飾的作者所忽略。但有的作者其才氣雖為巨著之冠，卻常常疏于書札小文，這就如善于相馬的九方堙，雖能識別千里駿馬，卻不能辨別馬的毛色和雌雄。文辭不僅可以美化作者自身，也是一個國家的光彩；因此，文壇之土，應該考慮從事實務。

（四）

總之，文章的各種支流，都容納在筆札之中。有的要馳騁文采，有的則運用樸質。優秀的書札使作者聲名顯揚于萬古，影響很快就傳遍千里。眾多紛雜的政務，就靠書記得以明察。

有關《文心雕龍·體性》文言文

《文心雕龍·體性》

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并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云譎，文苑波詭者矣。故辭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師成心，其異如面。若總其歸途，則數窮八體∶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典雅者，熔式經誥，方軌儒門者也；遠奧者，馥采曲文，經理玄宗者也；精約者，核字省句，剖析毫厘者也；顯附者，辭直義暢，切理厭心者也；繁縟者，博喻釀采，煒燁枝派者也；壯麗者，高論宏裁，卓爍異采者也；新奇者，擯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輕靡者，浮文弱植，縹緲附俗者也。故雅與奇反，奧與顯殊，繁與約舛，壯與輕乖，文辭根葉，苑囿其中矣。

若夫八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是以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云沈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公干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嗣宗俶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俊俠，故興高而采烈；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觸類以推，表里必符，豈非自然之恒資，才氣之大略哉！

夫才由天資，學慎始習，斫梓染絲，功在初化，器成采定，難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討葉，思轉自圓。八體雖殊，會通合數，得其環中，則輻輳相成。故宜摹體以定習，因性以練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

贊曰∶

才性異區，文體繁詭。辭為肌膚，志實骨髓。

雅麗黼黻，淫巧朱紫。習亦凝真，功沿漸靡。

注釋

翻譯

《體性》是《文心雕龍》的第二十七篇，從作品風格（“體”）和作者性格（“性”）的關系來論述文學作品的風格特色。

全篇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從文學創作的根本問題談起，指出創作是作者有了某種情感的沖動，才發而為文的。所以作者的才、氣、學、習等等，就都和作品所表現出來的風格特征有著一定的關系。劉勰認為作品的風格是：“各師成心，其異如面。”因此，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風格。他把各種風格大體上歸納為“典雅”、“遠奧”等八種，并概括地總結了這八種風格的基本特點。在這八種中，劉勰對“新奇”和“輕靡”兩種比較不滿。不過他認為，一個人的風格不限于一種，而往往有參差錯綜或前后不同的發展變化。

第二部分以賈誼、司馬相如、王粲、陸機等十多人的具體情況，來進一步闡明作者性格與作品的風格，完全是“表里必符”的。

第三部分強調作家的成功固然和他的才力有關，但更重要的是依靠長期刻苦地學習。八種風格雖然變化無窮，只要自己努力學習，就可融會貫通。因此，他主張作者從小就應向雅正的作品學習。

“風格即人”，它是作者個性的藝術表現。本篇能結合“體”、“性”兩個方面來探討，這是對的。劉勰以征圣、宗經的觀點來強調或貶低某種風格，這給他的風格論帶來一定局限。但在理論上，他正確地總結了風格形成的主要原因，明確了風格和個性的關系，強調后天學習的重要，這對古代風格論的建立和發展，都是有益的。

（一）

人的感情如果激動了，就形成為語言，道理如果要表達，便體現為文章。這是把隱藏在心中的情和理發表為明顯的語言文字，表里應該是一致的.。不過人的才華有平凡和杰出之分，氣質有剛強和柔弱之別，學識有淺薄及湛深之異，習慣有雅正跟邪僻之差。這些都是由人的情性所決定，并受后天的熏陶而成；這就造成創作領域內千變萬化，奇譎如天上流云，詭秘似海上波濤。那么，在寫作上，文辭和道理的平凡或杰出，總是同作者的才華相一致的；作品的教育作用和趣味的剛健或柔弱，難道會和作者的氣質有差別？所述事情和意義的淺顯或湛深，也不會和作者的學識相反；所形成的風格的雅正或邪僻，很少和作者的習慣不同。各人按照自己本性來寫作，作品的風格就像人的面貌一樣彼此互異。歸根到底，不外八種風格：第一種是“典雅”，第二種是“遠奧”，第三種是“精約”，第四種是“顯附”，第五種是“繁縟”，第六種是“壯麗”，第七種是“新奇”，第八種是“輕靡”。所謂“典雅”，就是向經書學習，與儒家走相同的路的。所謂“遠奧”，就是文采比較含蓄而有法度，說理以道家學說為主的。所謂“精約”，就是字句簡練，分析精細的。所謂“顯附”，就是文辭質直，意義明暢，符合事物，使人滿意的。所謂“繁縟”，就是比喻廣博，文采豐富，善于鋪陳，光華四溢的。所謂“壯麗”，就是議論高超，文采不凡的。所謂“新奇”，就是棄舊趨新，以詭奇怪異為貴的。所謂“輕靡”，就是辭藻浮華，情志無力，內容空泛，趨向庸俗的。這八種風格中，“典雅”和“新奇”相反，“遠奧”和“顯附”不同，“繁縟”和“精約”有異，“壯麗”和“輕靡”相別。文章的各種表現，都不出這個范圍了。

（二）

這八種風格常常變化，其成功在于學問；但才華也是個關鍵，這是從先天的氣質來的。培養氣質以充實人的情志，情志確定文章的語言；文章能否寫得精美，無不來自人的情性。因此，賈誼性格豪邁，所以文辭簡潔而風格清新；司馬相如性格狂放，所以說理夸張而辭藻過多；揚雄性格沉靜，所以作品內容含蓄而意味深長；劉向性格坦率，所以文章中志趣明顯而用事廣博；班固性格雅正溫和，所以論斷精密而文思細致；張衡性格深沉通達，所以考慮周到而辭采細密；王粲性急才銳，所以作品鋒芒顯露而才識果斷；劉楨性格狹隘急遽，所以文辭有力而令人驚駭；阮籍性格放逸不羈，所以作品的音調就不同凡響；嵇康性格豪爽，所以作品興會充沛而辭采犀利；潘岳性格輕率而敏捷，所以文辭銳利而音節流暢；陸機性格莊重，所以內容繁雜而文辭隱晦。由此推論，內在的性格與表達于外的文章是一致的。這不是作者天賦資質和作品中所體現的才氣的一般情況嗎？

（三）

作者的才華雖有一定的天賦，但學習則一開始就要慎重；好比制木器或染絲綢，要在開始時就決定功效；若等到器具制成，顏色染定，那就不易再改變了。因此，少年學習寫作時，應先從雅正的作品開始；從根本來尋究枝葉，思路便易圓轉。上述八種風格雖然不同，但只要能融會貫通，就可合乎法則；正如車輪有了軸心，輻條自然能聚合起來。所以應該學習正確的風格來培養自己的習慣，根據自己的性格來培養寫作的才華。所謂創作的指南針，就是指的這條道路。

（四）

總之，由于作者的才華和性格有區別，因而作品的風格也多種多樣。但文辭只是次要的枝葉，而作者的情志才是主要的骨干。正如古代禮服上的花紋是華麗而雅正的，過分追求奇巧就會使雜色攪亂正色。在寫作上，作者的才華和氣質可以陶冶而成，不過需要長期地觀摩浸染才見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