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職務侵占罪犯罪主體的探討

所謂的職務侵占罪，是指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本單位財物占為己有，數額較大的行為。由于目前企業用工形式的多樣性和不規范，造成對此類犯罪主體身份認定的困難，且在司法實踐中的爭議也較大。

為了準確地認定犯罪、打擊犯罪，保護公私財產所有權不受侵犯，筆者就職務侵占罪中犯罪主體認定的幾個問題，談點個人淺見。

一、關于提供勞務的職工主體資格問題。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擁有一定職權的人，如董事、監事、經理、廠長、會計等，如果利用其在本單位所具有的職務的便利，采取侵吞、盜竊、騙取等非法手段，侵占本單位財物，依法應受刑法懲罰的行為，按職務侵占罪論處，自不待言。

但對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中僅提供勞務的一般職工，能否成為職務侵占罪的主體認識不一。有的認為，職務侵占罪在客觀方面強調的是必須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而作為職務的核心內容顯然必須是擁有一定的職權，對于沒有職權，僅提供勞務的職工采取非法手段侵占本單位財物的不應按職務侵占罪認定，此類人員不能成為職務侵占罪的主體。

筆者認為，對此類人員能否成為職務侵占罪的主體，不能簡單地從勞動形式上加以區分，而應嚴格按職務侵占罪的犯罪構成加以分析。首先，刑法第271條規定的“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人員”并未將僅提供勞務人員排除在外，此類人員既然是單位人員就應包含在職務侵占罪主體之中。

其次，此類人員究竟有無“職務”可言?；卮疬@個問題必須弄清“職務”的含義。

所謂的“職務”是指規定擔任的工作①。顯然此類人員在單位內部均有相對固定的崗位，擔負著單位分配的工作，履行單位賦予的職責。

相對于公司、企業或者單位而言應當有“職務”的存在。因此，我們不能把“職務”與“勞務”混為一談，以“勞務”替代“職務”而否定此類人員的“職務”存在。

既然，此類人員有“職務”的存在，如果他們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采取非法手段侵占本單位財物就應按職務侵占罪處罰。如公司的裝配工，將自己負責裝配的半成品、成品在交付驗收前，采取盜竊的方法據為己有，應當按職務侵占罪定罪處罰，不應按傳統的盜竊罪定罪處罰。

因為此時的盜竊對象處于其控制范圍之內，這種控制是基于職務范圍內的權力所產生的，正是由于這種職務上形成的便利條件，才使其較一般盜竊罪中秘密竊取來的更容易，而非法占有本單位財物。對此類犯罪按職務侵占罪定罪，處罰更能體現“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從而避免同一單位內部由于工作性質不同，分工不同，職務不同，所出現的同一行為應承擔的刑事法律責任不同的尷尬。

只有當這類人員利用秘密手段非法占有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不屬于其控制范圍內的財產時才可能構成盜竊罪。因此，凡是屬于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人員，不論其權力大小、職位高低，只要是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侵占本單位財物的，均可成為職務侵占罪的犯罪主體，包括提供勞務的一般職工。

二、關于與用人單位構成事實勞動關系的人員主體資格問題。由于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用工制度的不規范，導致目前一些單位存在相當部分未與職工簽定勞動合同而用工的現象存在。

對這部分未與單位簽定勞動合同的職工屬不屬于“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人員”在司法實踐中也存在爭議。有的意見認為刑法所指的“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人員”應作限制性的解釋和理解，這種人員僅指與公司、企業或其他單位簽訂書面勞動合同的人員，不應將“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人員”范圍擴大化。

筆者認為，對于未與用人單位簽訂書面勞動合同的人員，究竟屬不屬于“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人員”，不能簡單地肯定或否定，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對于那些接受用人單位管理，從事用人單位指定的工作，并獲取勞動報酬和勞動保護，雖然欠缺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形式要件，但雙方實際履行了勞動法所規定的權利義務而形成事實勞動關系的人員，應當承認其“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人員”身份。

這樣認定比較切合目前企業用工的現狀，符合尊重歷史，尊重現實和實事求是的精神。如果將此類人員排斥在“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人員”之外，將不利于懲治犯罪，保護公私財產所有權的安全。

如林某1992年7月被民族塑料廠招聘為銷售員，由于企業管理問題，未與其簽訂書面勞動合同。林某的勞動報酬一直是按廠里《銷售工作規定》的標準支付，且廠里還為其辦理了養老保險。

林某在任銷售員期間采取非法手段將其負責回收的貨款5萬余元據為己有。廠方在多次找其談話無效的情況下，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要求返還銷售貨款5萬余元。

法院審查認為，林某與塑料廠已形成事實勞動關系，此糾紛屬于企業內部管理問題，裁定不予受理。顯然，如果否定林某塑料廠人員的身份，在采取行政手段無效的情況下，將很難追回被其侵占的貨款，從而輕易地使其逃避應有的懲罰。

還有，實際情況中存在未與用人單位形成管理與被管理關系，采取一事一議的方法，只為用人單位提供特定的勞動服務，依約獲取勞動報酬，不構成事實勞動關系的人員，如臨時性搬運、裝卸，廠房、設備維修等。雖然這類人員也為用人單位提供勞動服務，完成用人單位指定的工作，但他們之間屬平等的主體，不存在管理與被管理的從屬關系，因而不屬“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人員”，不能成為職務侵占罪的主體，只有那些與用人單位構成事實勞動關系的人員，如果其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侵占本單位財物，才能成為職務侵占罪的適格主體。

三、關于受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委托的人主體資格問題。所謂的委托就是指委托人和受托人約定，由受托人處理委托人事務的協議。

根據民法原理受托人在委托人的委托事務范圍內，以委托人的名義處理委托事務，其后果直接歸屬于委托人。如果委托人在處理委托事務期間，非法侵占了委托人（僅限單位類）的財物，其受托人能否成為職務侵占罪的主體。

筆者認為，確定受托人是否具有職務侵占罪的主體資格，關鍵決定于受托人是否具有“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人員”身份。如果受托人本身屬于委托人單位的人員，其在處理委托事務期間，利用處理委托事務的職務上的便利，非法將本單位財物據為己有，應當按職務侵占罪定罪處罰。

因為這種類別的受托人不僅具有了《刑法》第271條規定的“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人員”的身份，而且辦理的委托事務系單位的委托授權，也是完成單位規定的工作行為，雖然，這種委托事務可能具有臨時性和特定性，不屬受托人原有崗位的職務范圍，但由于單位的委托授權，必然導致受托人取得特定職務的結果，受托人正是利用這一特定的職務上便利，才非法占有了本單位的財物。受托人的這種身份和行為滿足了職務侵占罪犯罪主體要件的要求。

故認定其具有職務侵占罪主體資格，是完全符合刑事立法精神的。相反，如果受托人不屬委托單位的人員，即使其利用處理委托事務的職務上的便利，侵占了委托單位的財物，就不能按職務侵占罪處罰。

雖然受托人依委托人的委托，代表委托人處理委托人授權的事務，從表面上看具有了委托人單位人員的身份，但這是平等主體之間的民事關系，委托人和受托人不存在管理與被管理的從屬關系。受托人利用處理委托事務的職務上的便利，侵占的是非受托人本單位的財物。

由于職務侵占罪犯罪對象的限制性，犯罪主體的特殊性，決定了職務侵占罪犯罪主體不僅要具有“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人員”身份，而且犯罪所指向的對象必須是犯罪人所在單位的財物，這兩者缺少任何一個構成要素，即使是行為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公私財物非法據為己有，也不構成職務侵占罪。那種認為雖然受托人不屬委托單位的人員，但由于接受委托而取得委托人單位的人員臨時身份，其利用處理委托事務的職務便利，非法侵吞委托人單位的財物，這種侵吞受托人所代表單位的財物，應視為刑法意義上的“本單位財物”，亦應按職務侵占罪定罪處罰的觀點，顯然超越了《刑法》第271條法律用語的邏輯內涵，是有違罪刑法定原則的。

因此，這種受托人（不屬委托人單位的人員）不能成為職務侵占罪的適格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