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自由寫作者,韓東非常活躍。而在生活中,韓東低調、樸素、平和。迄今為止,他出版的四部長篇小說,除了《我和你》,《扎根》、《小城好漢之英特邁往》和《知青變形記》三部都是以他們一家下放的經歷為背景和素材。
“我是一個心中有父親的人。”韓東如是說。
我是一個心中有父親的人
1969年，8歲的韓東隨父母舉家從南京下放到蘇北洪澤縣黃集公社澗南一隊，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對于韓東來說，下放是一件讓人興奮的大事。首先,家門口兩邊墻上貼著的“打倒”、“炮轟”、“火燒”、“油煎”大字報,現在被撕掉了,有些則被大紅色的喜報覆蓋了,標語也變成了“熱烈歡送”、“光榮下放”。其次,是鑼鼓喧天的歡送儀式。他帶著“光榮”和對農村莫名的美好向往,和家人一起高高興興地下放。
那時的韓東還是一個天真爛漫的孩子,對時代的劇變以及給家庭帶來的巨大影響并無太多的知覺。在之前的一年,他曾經為奶奶的去世而興高采烈——“我們家終于死人了”;也曾因父母被“打倒”而激動不已——“我們家終于出壞人了”。但這段十年的下放經歷卻幾乎影響了他一生。三十多年后,全家下放洪澤的經歷,成就了韓東的首部長篇小說《扎根》。這部小說勾勒出了一幅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農村的生活長卷,而小說中老陶的原型就是韓東的父親、著名小說家——方之。
方之本名韓建國,解放后曾任共青團南京市委宣傳部長。韓東的父親和母親堪稱郎才女貌,母親性格外向、單純,外表清秀而行動力強;父親性格內向,才華橫溢。因母親是獨女,不擅家務,因此主管“外交”,比如接待親戚。北京的爺爺經常寫來家信,都是母親代為回信。
1957年,方之和幾個江蘇青年作家積極響應毛澤東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號召,創辦了《探求者》雜志,主張“大膽干預生活,反對粉飾”。但在“反右”運動中,《探求者》被定性為反革命小團體,方之受到了留黨察看的處分。
方之夫婦主動要求下放,很快,他們的申請得到了批準。能夠遠離省會南京這個政治中心,遠離斗爭漩渦,方之夫婦為之感到慶幸,一顆懸著的心終于放下了。他們唯一擔心的是小哥倆的前途,擔心他們去了農村,將來有可能上不了中學。
但父母從不將生活的殘酷和對未來的憂慮透露給孩子們,生怕這些給孩子帶來陰影或刺激,甚至影響到他們的人生態度與人生觀。直到讀了大學,父親去世后,韓東才知道家里的這些事,也第一次知道父親曾自殺過。但那時,在父母的庇護下,蘇北農村黃集的生活,對于韓東和哥哥李潮來說,竟猶如一個桃花源,安寧而嶄新。
農村給了韓東很長時間的新鮮感,他和當地的男孩一起摸魚、爬樹,并學會了當地方言。但由于來自城市,黃集的孩子明顯與他保持著距離,而他也不夠合群。在這樣的疏離和孤獨感中,韓東開始了畫畫。父親向來支持兒子的愛好,認為至少將來有一技傍身。于是,他為韓東找了一位縣城里的美術老師。
在韓東的記憶中,父親對他幾乎沒有要求。父親那時最大的心愿是希望他能夠平平安安的,將來當個工人。
家就是六口人三代同堂
當一家人在農村安頓下來后,韓東進了黃集公社小學插讀二年級。所謂的學校,只有三個年級、一個老師。三個年級的學生同處一間教室,上課時,老師讓一二年級的孩子抄黑板,三年級的孩子讀書。老師教大家:“尼克松是尼赫魯的兒子,他們都姓尼。”晚上,韓東把老師的話復述給父親聽,一家人哈哈大笑。
一天,得知母親要去趕集,韓東鬧著要跟母親一起去。母親不允許,認為他不應該逃課。父親卻說:這老師誤人子弟,不上也罷,說著就要去給韓東請假。
在韓東的記憶中,父親是一個標準的共產黨干部,他不拘小節,有幽默感,總是和農民同吃同住,打成一片。在澗南,父親見當地農民依然延續著幾千年傳承下來的耕作方式,極其落后,生活貧困,便決心改善當地的農村和農業面貌。他閱讀了《科學種田》等很多有關農村種植、養殖方面的書籍,披星戴月地調查田畝情況,制定方案,引進良種。
雖然父親的努力一年后初見成效,但很快,他再次遭受打擊。1971年,《探求者》事件的最后處理結果下來了,方之因“不思好好地勞動改造,反倒企圖篡奪農村的基層領導權,干起了什么‘代理生產隊長’”(《扎根》語)而被開除黨籍。母親則被卷入了她從未參加過的“516反革命集團”,被專案組帶到公社隔離審查。
父親被開除黨籍后,只好將自己改造農村的計劃與滿腔熱情投入到自家園子的經營上，種樹種菜種糧食,養雞養鴨。
為了兒子日后能夠扎根農村,父親很注意訓練孩子的勞動能力,他不但帶著韓東整治園地,還讓他學做各種家務。每年冬天,家里都要腌咸菜,父親將園子里栽種的新品種“高稈白”拔出來,帶著兒子一起去河邊洗。河水冰涼刺骨,韓東手上的凍瘡幾乎被泡得裂開了。為了讓兒子轉移注意力,父親一邊洗菜,一邊講起了故事,講中國古典名著,也講外國名著,但講得最多的是《三國演義》,桃園三結義、關云長水淹七軍等等。
不久,父親被調到了公社文化館工作,后來又調入縣文化館。有了用武之地,他積極投身文化建設工作,舉辦青年創作班、閱讀學習、體驗生活等活動。
而六年的農村生活使韓東完全成了一個鄉下孩子,他帶著對縣城的向往,隨父母一起搬到了洪澤縣。這段經歷與體驗,形成了韓東的第三部長篇小說《小城好漢之英特邁往》。
韓東一家六口人,外公外婆、爸爸媽媽、哥哥和他。外部環境的壓力,使得家庭關系更加緊密。在下放的十年間,一家六口相扶相持,相依相守,相親相愛,這種家庭格局在韓東心里刻下了極深的印痕。即使四十年后,他心目中的家庭概念依然是這樣一個六口之家、三代同堂。
韓東認為,家的感覺更是一種氛圍。比如一家人每天聚在一起吃飯,在餐桌上說說笑笑。父親母親由于經常出差或者趕集,會講一些北京、黃山的見聞,或者趕集碰到的新鮮事。外公外婆不太說話,一邊吃一邊聽,一邊笑著。他和哥哥則講些學校里的事,或村里的故事。
這樣的家庭氣氛,吸引了附近的許多知青。他們來借書來蹭飯,來與方之夫婦一起聊天說笑,談外面的世界外面的形勢。一到韓家,他們有的洗菜洗碗,有的幫忙洗衣服,甚至還有不少知青認韓東的母親為干娘。遠離家鄉和親人的知青們,在這個家庭里尋求慰藉,體會著家的溫暖。
爸爸在天上看我
1978年,韓東考入山東大學哲學系,離開了洪澤。自此,他一直將洪澤當作故鄉,而不是南京,即使夢里,他也經常回到洪澤。盡管四十多年來他多次搬遷,但夢里的家,始終是澗南的那個家。
但韓東讀大學的第二年,家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1979年到1989年這十年間,韓東經歷了四次死亡。
第一次是父親于1979年病逝。那一年,父母落實政策,回到了南京。然而,父親一回到南京就住進了醫院,沉疴難起。那年冬天,父親帶著許多未了的心愿和對兩個兒子的牽掛,溘然長逝。
父親的去世,對于18歲的韓東來說,猶如一個成人禮。從此,他真的離開父親了,必須獨自去面對世界,去走自己的路。與父親感情極深的他,多年來不斷夢到父親,有時在夢里淚流滿面,但更多的卻是夢見父親依然活著,一直隱姓埋名生活在另一個地方。直到近些年,他才漸漸接受了父親已經死亡的事實。但他認為死亡并不是消逝,他真切地感覺到,父親依然存在,存在在一個不存在的狀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