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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經濟的內涵篇一

世界遺產是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遺留下來的寶貴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自《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誕生以來，世界各國積極保護本國的文化與自然遺產，使世界遺產保護成為一項全球性的事業，遺產保護理論也日臻完善。目前，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社會越來越重視對遺產地周邊環境的保護。本文以世界文化遺產周邊環境保護的理論為指導，結合我國的實踐工作，詳細論述保護好世界文化遺產周邊環境的重要意義。

一、世界文化遺產周邊環境保護的有關論述

按照《世界遺產公約》的有關規定，遺產地的保護與管理需要在空間上進行一個圈層結構的劃分，一般劃分為三個區，即遺產核心區、遺產保護區、遺產緩沖區。世界文化遺產的周邊環境，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一是指遺產建筑、遺址或地區的環境，可以是直接的或者擴展的，也是遺產本身重要性和獨特性的組成部分。二是指文化遺產與自然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過去或現在的社會和精神活動、習俗、傳統知識、用途或活動，以及其他無形的文化遺產形式，它們創造并形成了環境空間以及當下的、動態的文化、社會、經濟和經濟背景。也有學者將遺產地周邊環境歸納為兩個方面：一是空間指向，主要是指遺產地的保護范圍及建設控制地帶;二是內容指向，主要是體現并保持遺產價值的各種物質和非物質的要素資源，如土地、水、植被、礦產以及當地的民風民俗等。這兩種提法并無本質性區別。

關于世界文化遺產與周邊環境的關系，在unesco相關的建議和《世界遺產公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中早已有共識：周邊環境是體現其真實性的一部分，需要通過建立緩沖區來加以保護。20xx年10月，icomos第15次大會發表的《西安宣言》發展了這一認識，從對文物本體的保護轉向對文物及其周邊環境的共同保護，反映出對歷史區域周邊環境的重視。它承認周邊環境對古跡遺址重要性和獨特性的貢獻，呼吁要理解、記錄、展陳不同條件下的周邊環境，通過規劃手段和實踐來保護和管理周邊環境，監控和管理對周邊環境產生影響的改變，要與當地和國際社會進行跨學科領域的合作，增強保護和管理周邊環境的意識。

二、世界文化遺產周邊環境保護的中國實踐

國外關于文化遺產“周邊環境”的保護研究，從18世紀末開始逐漸受到重視，在20世紀實現了制度性的發展。結合本國的政治、經濟、歷史文化的獨特性，西方國家也探索出不同的發展模式。如法國的文化遺產保護重視本體與周邊環境的同等性。英國將文化遺產個體或區域與“周邊環境”視為一個整體，更注重外觀特色與周邊環境的協調性，在整體一致的基礎上，鼓勵內部功能的更新與再利用。

近年來，隨著我國對世界遺產相關理念理解的不斷深入，對遺產地周邊環境的保護，特別是其中涉及本體資源的保護與利用問題的處理有了一定的認識，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為了加強西安秦始皇帝陵及兵馬俑坑的環境整治，國家計委于20xx年7月正式批準建設秦始皇陵遺址公園。20xx年陜西省公布了《陜西省秦始皇陵保護條例》，明確指出：秦始皇陵保護區域分為保護范圍和建設控制地帶。保護范圍是指對秦始皇陵保護對象及周圍一定范圍實施重點保護的區域，建設控制地帶是指在秦始皇陵的保護范圍外，為保護秦始皇陵的安全、環境、歷史風貌，對建設項目加以限制的區域。實現徹底“保護陵區、另辟新區、移民建鎮”的整治工程，體現了對保護秦始皇陵整體風貌和歷史格局的充分認識。

再以絲綢之路申遺為例，絲綢之路是西漢張騫出使西域開辟的以長安(今陜西西安)為起點，經關中平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錫爾河與烏滸河之間的中亞河中地區、大伊朗，并聯結地中海各國的陸上通道。陜西絲綢之路7個世界文化遺產點有漢長安城未央官遺址、張騫墓、唐長安城大明官遺址、大雁塔、小雁塔、興教寺塔、彬縣大佛寺石窟。其中彬縣大佛寺石窟創建于唐貞觀二年(公元628年)，地處古絲綢之路的主干線上，是目前陜西省境內規模最大的石窟群。在絲綢之路申遺中，彬縣大佛寺周邊環境的整治規劃設計秉承“大佛寺環境要好，周邊群眾的生產生活也要安排好”的理念進行整治規劃。城固縣張騫博物館及張騫墓遺址的保護項目不僅使張騫墓園本體得到了有效保護，還使張騫墓園周邊群眾的生活環境得到有效改善。

總體來看，我國對世界文化遺產周邊環境保護的具體實踐大致分為三個層次：第一，保護和展現歷史遺址和歷史文物。第二，在保護好本體的前提之下，讓周邊的環境體現出與歷史文化資源相協調的整體風貌，建立各具特色的街區。第三、在各歷史文化資源所在的具體地段內，通過環境整治，形成系統地展示歷史文化風貌的整體歷史文化環境。

作為世界遺產大國同時又是發展中大國，中國面臨著遺產保護負擔巨大而經濟能力有限的矛盾。由于世界遺產地周邊各種本體資源可以向不同的功能資源轉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可避免的會發生一些建設性破壞和旅游性破壞的問題與事件。究其原因，還是對世界遺產周邊環境保護缺乏全面深刻的認識、外部經濟的制約、產權設置重疊、缺乏有效的環境質量管理等各方面原因所致。近年來，國家文物局、國家住建部及各遺產所在地政府，借鑒遺產保護先進國家的經驗教訓，已采取一定的行政和法律手段來加強世界遺產的保護。對于各級政府而言，在對這類具有特殊價值和作用的世界文化遺產進行開發利用時，要充分認識到周邊環境保護的重要意義。

三、世界文化遺產周邊環境保護的意義

世界遺產周邊環境是遺產價值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遺產存在的基礎、背景和條件。為此，各遺產締約國在承擔起保護、保存、有效展示本國領土內的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并將它傳給后代的同時，也必須同時承擔起有效保護遺產地周邊環境的重任，使遺產及其周邊環境真實完整地傳給后代。因此，保護好世界文化遺產的周邊環境具有重要意義。

(一)有利于保持世界文化遺產的真實性和完整性

真實性和完整性是衡量遺產價值的標尺，也是保護世界文化遺產的關鍵。遺產地周邊環境的有效保護、合理開發、科學展示問題也同樣需要以“真實性和完整性”作為法律依據。《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有明確規定：真實性和完整性是世界遺產非常重要的原則。完整性，意味著未經觸動的原始條件，最初主要用于評價自然遺產。而文化遺產同樣也存在“完整性”(地理范圍上的完整和文化概念上的完整)問題，文化遺產作為一種特有景觀，也是經過很長時期特定文化渲染而形成的綜合體。遺產周邊的區域文化體現、延續和發展了遺產本身的傳統歷史文化，遺產地周邊的各種物質與非物質資源，都能從一定意義上完整有效地烘托和解讀文化遺產的內涵與價值。對于任何一個遺產地的保護，都應當有意識地將真實性原則與完整性原則相結合，使遺產不僅要部分真實，而且要全部真實;不僅要總體真實，而且要細節真實;不僅要遺產本身真實，而且要遺產周邊環境和氛圍真實。

(二)有利于促進世界文化遺產的可持續發展

何為可持續發展，世界環境和發展委員會在為《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所提出了一個定義：“滿足當前人類的需要，又不危害其子孫后代為滿足他們的要求而進行發展的能力”。在當代，對于世界遺產的保護利用必須強調“代際均等性”，即后代有權利享受與當代同樣的真實完整的遺產。因此，當代就有責任完好的把遺產保存下去。這是“保障民族歷史連續性和文化創新、社會進步的前提之一”。歷史文化遺產資源就是其周邊環境生存之核心，文化遺產資源不可能孤立的存在于某個環境當中，它必須與其所處的周邊環境相關聯、互動，才能有機地融為一個整體，才能協調發展。遺產地周邊環境資源的保護、利用與可持續發展必然涉及到相關利益者的不同利益和訴求。因此，世界遺產周邊環境資源的保護與開發實際上就是這些利益相關者相互博弈的過程，是資源的分配和利益的平衡過程。對世界遺產不分范圍的進行任意的開發和利用，甚至任意的損壞，可能會換得一地、一時的經濟利益，但必定會把遺產的生態效益、綜合社會效益和長遠經濟利益犧牲掉。這種經濟利益至上、眼前利益至上的行為實際上是一種狹隘的短視行為。只有進行歷史文化遺產資源及其周邊環境的整體保護研究，才是促進歷史文化資源的保護和我國傳統文化繼承和延續下去的必由之路。

(三)有利于帶動當地旅游經濟的發展

中國的世界遺產以其獨特的自然和文化景觀吸引力，成為當地優秀旅游資源。自從1987年中國首批“世界遺產”問世以來，“遺產旅游”成為我國旅游新的熱點，世界遺產地越來越受到國內外游客的青睞。世界文化遺產因其自身悠久的歷史和厚重的內涵，體現著濃郁的地方文化特色，依托它們所呈現出的城市環境，都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域典型的地方性和傳統文化的烙印。

以“絲綢之路”為例，從西漢張騫出使西域開始的，絲綢之路一直是東西方文化融通的道路。絲綢之路世界文化遺產，全長5000公里，是古代絲綢之路中的一部分。它從西安出發，到中亞的七河地區為止，項目共涉及33個遺產點。其中，我國22個遺產點，分布在河南、陜西、甘肅和新疆。根據不同城市的特點，有學者提出了不同的城市旅游形象定位：如新疆段以古城遺韻為宣傳重點，甘肅段以石窟畫廊為特色定位，青海段突出青海湖畔的草原游牧文化，固原段以邊塞重鎮為宣傳基點。絲綢之路蘊含著享譽世界的資源品位和厚重久遠的人文精神，具有承繼性的主題積累與線性資源區域分布的特征，完全“有可能成為推動我國西北絲綢之路旅游區實現跨越式發展的橋梁和紐帶”。在正確認識絲綢之路文化遺產資源的特殊性和中國國情的前提下，堅持“保護第一”的原則，以旅游開發為手段，不僅能促進我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也能帶動我國的旅游業發展。

在科學不斷發展，社會經濟文化不斷進步的情況下，人類對其價值的認識是一個不斷發展的、永續的過程，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也經歷了由對文物本體的保護到對文物及其周邊環境共同保護的認識歷程。世界文化遺產周邊環境的保護，不論是對世界文化遺產本身，還是對社會經濟的發展，都有著重要的意義。因此，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在規劃之初就應在國際視野下對遺產地價值進行深入研究，把握遺產地的文脈和地脈，重視對周邊環境的保護，以期達到一個良好的效果。

文化經濟的內涵篇二

所謂會計模式，是指對一定社會環境下會計活動的各種要素按照一定邏輯進行綜合描述，反映各種要素基本特征及其內在聯系與結構形式的有機整體。其組成要素包括:會計目標模式、會計管理模式、會計規范模式、會計核算模式、會計報告模式、會計監督模式和會計教育模式。會計模式的研究必須緊緊圍繞會計所面臨的客觀環境展開，包括社會經濟環境、政治法律環境、科技教育環境和文化環境等。本文擬從文化環境對會計模式影響的角度作一些探討。

文化環境是指對會計模式系統的形成和發展具有制約和影響作用的各種文化因素的總和。包括思想觀念、價值趨向、思維方式、行為準則以及語言文字、風俗習慣等。由于文化是人類在長期的社會實踐申創造和積累的，體現一個國家或民族精神特征的財富，因而由各種文化因素組成的文化環境，茬不同的社會必然表現出明顯的差異。文化環境方面的這種差異，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各國會計模式系統的形成和發展。以下將文化環境對會計模式子系統的影響作具體分析。

一、對會計目標模式的彤晌

會計目標是會計工作的基本服務方向，代表著社會各利益集團政治經濟利益的基本要求。在會計模式系統中，會計目標模式處于最高層次，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會計模式的基本框架和運行導向，甚至被一些學者作為不同會計模式的標志。

會計目標模式的構建，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必然受其文化環境尤其是價值趨向因素的制約。具有代表性的價值趨向主要有兩種:一是以個人主義為核心，強調個人奮斗、個人創造以至個人冒險的個人價值觀;二是以集體主義為核心，注重群體意識、團結合作、共同奮斗的社會價值觀。

在全面強調個人價值的國家和地區。會計側重于將維護私人投資者的利益作為會計工作的基本方向，形成以投資人利益為導向的會計目標模式。美國是這種模式的突出代表。美國政府及社會公眾都非常重視個人價值，認為個人價值是社會價值的基礎，『有充分實現個人價值，才能最大限度地增進社會價值。這種文化觀反映在會計目標上，認為保護私人投資者利益與維護全社會利益是一致的。而在大力倡導社會價值的國家或地區，會計傾向于承擔社會責任，關心公眾利益。由于社會利益實質上是通過國家利益體現的，這就必然形成以國家利益為導向的會計目標模式。我國社會公眾看重集體主義精神，認為個人只是集體的一分子，個人價值也只是社會價值的一部分，必須服從于社會價值。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西方文化價值觀念的滲透，個人價值開始受到重視，但傳統的價值趨向并未改變。因此，從會計目標看仍然是以服務于國家利益為基本傾向。

二、對會計規范模式的彤巾

會計規范是會計人員開展會計工作應當遵循的行為標準，是指導會計行為朝著合法化、合理化和有效化方向發展的路標。對各種會計法規制度和職業道德按照一定的邏輯關系有機組合而形成的體系即為會計規范模式。會計規范展于上層建筑的范疇，體現國家意志和社會特征，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民族文化和社會文化的影響。具體分析如下:

其一，會計法規制度的特征與文化價值趨向密切相關，越是強調集體主義和社會價值的國家，會計法規制度的統一性越強，強制力越大，持續時間越長。如法國的會計總計劃、瑞典的宏觀會計制度都具有指令性、統一性和強制性特征，我國的會計法規更是如此。相反，崇尚個人主義和個人價值的國家，則會計法規制度的靈活性越大，強制力越小，如美英等國的財務會計準則。只提供原則性指導，注重專業導向，提倡依賴會計人員的專業判斷能力，很少具有強制性。

其二，會計法規制度的執行與權力差距大小密切相關。荷蘭學者何斯德在其著名的文化模式中把權力差距作為衡量各國文化特征的一個重要標準，認為權力差距越大的社會，其成員越是認同組織結構、紀律和社會秩序，對權力的不公平分布越能默認，服從性越強，主觀判斷能力越差。相反，權力差距越小的社會，其成員的服從性越差，獨立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越強。這種文化現象反映在會計法規制度的執行問題上，必然出現:權力差距大的國家，會計人員喜歡按部就班地執行法規制度，對法規制度的完整性和具體性要求較高。不善于進行專業判斷和政策選擇，因此在執行過程中難免會死搬教條，依樣畫葫蘆。我國的情況就基本如此。而權距小的國家，會計人員則喜歡獨立思考，運用自己的知識和經驗進行專業判斷，靈活機動地理解和執行會計法規制度，對法規制度的靈活性及務實性要求較高。美英等國的情況大體如此，法國則截然相反。

三、對會計管理模式的彤晌

會計管理模式是指國家對全社會的會計工作和會計人員進行組織管理的方式，它是會計工作得以正常運行的組織保證。會計管理模式取決于國家經濟管理模式，但文化環境同樣具有影響作用。如同是資本主義經濟模式的美國和法國，會計管理模式卻大相徑庭，不能說與文化環境沒有關系。在美國，會計管理模式基本上是一種協會模式，民間性會計職業團體的管理權限很大，作用明顯，會計行業的自律性較強，政府的管理作用極其有限。這與結構松散的美國社會的思想觀念、價值趨向、權力差距及思維方式等正好相符。法國的管理模式與我國類似，屬于政府模式，即國家基本上控制了全國會計工作的管理權力，民間會計職業團體的管理作用極其微弱，其主要任務是解釋國家的會計法規政策。這與法國比較注重集體主義、權力差距較大、強調社會組織程序、對不確定性問題和不明朗因素

比較敏感等文化特征密切相關。至于我國，從古到今都非常強調集權，包括會計人員在內的所有社會成員都樂于接受來自政府的領導，下級服從上級，個人服從組織已成為大多數人的行為準則。因此，我國的會計管理模式更為強烈地表現出政府特征。

四、對會計核算模式的彤吶

會計核算模式是對會計核算的依據標準、對象范圍、程序方法等進行有機組合而形成的體系。其構成元素更多地表現為業務技術和方法，因此受文化等外部環境的影響相對較小，更多地取決于會計的自身運動規律。但如果因此否定文化環境的作用則是錯誤的。美國與法德等國比較，會計核算的保守程度為什么偏低?方法、技術、手段的更新為什么較快?為什么更強調實用性

?所有這些問題，都可從美國社會的文化特征中找出合理的解釋。眾所周知，美國人對社會人生較為樂觀豁達，標新立異、求真務實是大多數人的信念追求，重視現實、面向未來是大多數人的思維方式。這種信念追求和思維方式很大程度上成為美國會計人員大膽創新的精神動力。加之會計規范的靈活性、會計管理行業的自律性，留給會計人員發揮個人才能的空間較大，客觀上促使美國的會計核算模式偏向樂觀，技術方法的發展更新較快，強調實質重于形式，因此更有利于解決現實經濟生活中的會計問題。而法德等國則相反。這說明社會文化越保守的國家，傳統會計核算方法的市場越大。

五、對會計報告模式的彤晌

會計報告模式是對會計信息的質量要求、披露內容、傳遞方式以及使用對象等進行的綜合描述。各國會計報告模式的區別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會計信息的公開化程度不同，二是會計信息的主要服務對象不同。兩種區別的存在都與特定的文化環境有關。一般來講，凡價值觀趨向于個人主義，社會成員要求公平分配社會權力的欲望較強、對社會生活中的不確定性因素回避較弱，能夠直面現實、敢于迎接挑戰的國家和地區，會計信息使用者對會計信息的透明度要求較高，尤其是投資人和潛在投資者更加關注會計信息的透明度。因此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會計報告較為公開，披露的會計信息既全面又詳細，并把滿足投資人要求作為首選目標。如美國的會計報告模式，既以信息充分披露又以最大限度地服務私人投資者要求而聞名于世。相反，社會價值觀念較重、權力差距較大、對不確定性因素反應較強、個人成就欲和決斷能力較弱、思想比較保守的國家和地區，會計信息不僅公開化程度低，而且更傾向于滿足國家宏觀經濟管理和調控的需要。例如，法國、德國、瑞典等國的公司所披露的會計信息一般不超過法律和歐共體指令的最低要求，甚至提供一些經過加工、符合保密要求的會計信息，其透明度很難與美國相比。我國會計報告模式類似于法德等國，即公開化程度較低，強調會計信息為宏觀經濟管理服務。

六、對會計監審模式的彤響

會計監督模式是圍繞會計監督的對象范圍、組織機構、依據標準以及運作方式而建立的經濟監控體系。按照國際慣例理解?企業內部的會計監督主要依靠內部審計機構，企業外部的會計監督主要依靠社會審計（民間審計)機構。因此，一個國家的會計監督模式是否

健全完善，基本上可以從該國審計業的發展狀況考察，而審計業的發達程度與民族文化密切相關，尤其受到各民族觀念意識的影響。

如果對中美兩國的審計發展狀況作一比較，將會迸一一步證明上述分析的正確性。在美國，不僅社會審計業發達，從事審計業務的注冊會計師的社會地位較高，其中介作用巨大，而且內部審計機構健全，制度完善，多數企業的內部審計工作由副總經理專門領導，或由董事會屬下的審計委員會領導，這與美國社會對人性的懷疑不無關系。相比之下，我國對人之本性的傳統看法是人之初，性本善，這種文化觀隨著歷史的發展，雖然受到當代人的懷疑甚至批判，但在現實社會生活中，痕跡依然存在，有時還十分明顯，可以說它對我國審計業的發展有直接的阻礙作用。當前社會審計地位不高、活動范圍狹窄、中介作用有限、內部審計不受重視、審計機構及其工作不能獨立，無不與此有關。

七、對會計教育模式的彤晌

會計教育模式是關于會計教育的目標、對象、內容、方法及組織管理方式的總稱。會計教育是人類傳授、延續和發展會計學文化知識的手段和方法，所以必然受到社會文化的影響和制約?？梢哉f，構成會計教育模式的各個因素，都與特定的文化環境存在聯系，所不同的是，各個因素具體受哪種文化現象影響以及受影響的程度大小有所區別。

先看會計教育目標。西方許多國家把培養學生的綜合能力作為會計教育的目標，認為會計教育的目的并非是讓學生一走上崗位就成為專業化的會計工作者，而是要使學生具有作為一名會計人才所應具備的學習能力、思考能力、創新能力、人際交往能力和組織領導能力，為在日益拓展的會計職業界工作做好準備，使學生能夠通過接受教育，在會計專業外其他方面也終身受益。而我國的會計教育目標盡管在學歷教育的各個層次有所區別，并隨著會計教育的改革有所變化和發展，但基本上都把培養會計專門人才作為最高目標，把學生上崗后能否立即適應專業工作要求作為目標實現與否的衡量標準。這種中西方會計教育目標的差異，與中西方對人才的評價標準和社會成員的信念追求等文化因素不同密切相關。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對人才的評價，除專業能力外，非常重視其想象力、創造力、決斷能力、獨立工作能力以及對挫折和失敗的承受能力，社會成員在信念追求方面甚歡自我表現，張揚個性，全面發展，從而獲取成功。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下，會計教育目標豈能局限在培養學生專業能力的狹小圈子里。在我國，對人才的評價是以政治思想為基礎，以專業能力為核心，另外才考慮組織觀念、群眾關系等，因此大多數社會成員把一技之長作為立身之道和終身追求。在這樣的文化環境中，即使把綜合能力的培養作為會計教育目標，也很難收到理想的效果。

再看會計教育內容。美國會計學會(aaa)認為，會計教育不僅要傳授必需的技巧和知識，而且要灌輸道德標準和敬業精神。因為道德在很多情況下往往比技巧和知識更為重要，特別是在會計人員遇到相關當事人之間的利益矛盾時，技巧與知識都不能有效地解決矛盾，唯有會計人員的職業道德水準和道德決策能力發揮作用。為此，美國的會計教育把會計職業道德作為一項重要內容，強調道德是最基本的會計原理，許多學校在會計專業的第一間會計課程中，就專門討論職業道德問題，使學生一開始學習會計就認識到職業道德的重要性，樹立起會計職業的尊嚴感。相反，我國的會計教育至今未把職業道德納人其內容體系。之所以產生這種差異，應當說與中美兩國對人性。的看法不同有關。主張性善論必然忽視職業道德的教育和培養，認為職業道德水準會因人之善良本性自發地提高。反之，則認為只有加強教育和培養，才能提高職業道德水準和道德決策能力。

文化經濟的內涵篇三

法官文化論

我們在對文化的考察中不難發現，文化的構成包括了精神產品、物質產品和改造社會的文化產品三個方面，法官文化的構成也不例外，其內容也應包含法官的知識文化、精神文化、行為文化、制度文化和器物文化。

一、法官的知識文化

知識就是力量，就是法官司法的智能之源。法官作為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所審理的案件大到社會穩定、企業生死，小到鄰里糾紛、家庭官司等等，所涉及的知識包羅萬象。這就要求法官要有一個符合自身文化特質的知識結構。對此，國外有的大法官提出，一個優秀的法官不只是一個熟練的法律工匠，他還應當是一個歷史學家，一個先知，一個哲人。美國著名法官和法學家漢德也曾給法官提出這樣一個應讀書目名單，其中不僅包括法律專業的書，還包括許多哲學、歷史、文學名著。

據此，法官所應具備的與審判相適應的知識文化，主要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法學知識。法官作為一個法律人，不是機械搬用法條的法律工匠，必須掌握相當法學理論知識，才能對相關法律從文字含義、立法宗旨、法律原理、條文體系等多方面進行理解和分析，從而保證正確的運用法律。

二是政治知識。法官還是個政治人，是國家政治的維護者，擔負著國家統治的使命。學習政治是法官的天職，是法官能否作出公正和正義判決的重要因素。忽視政治學習，法官就會迷失政治方向，并難于正確運用法律促進社會的進步。

三是歷史知識。法官應是一個歷史學者。一名法官不了解歷史，他對各項法律制度就會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也無法對其實施的法律后果進行合乎歷史發展規律的明智推斷，從而，也就無法完成依法治國的神圣使命。

四是文學知識。法官要有豐厚的人文底蘊。法官閱讀文學名著，不僅可以錘煉自己的文字表達能力，而且有助于法官更深刻的了解社會、認識人生、加深人文底蘊、增添人格魅力，并在嚴肅的司法活動中體現社會主義的人文關懷。

五是與審理案件相適應的其他知識。法官應當要有豐厚的人生歷練，具備豐富的社會知識和閱歷，熟悉當地的風俗習慣和風土人情，并了解所審理案件的其他學科的知識，惟有如此，才能使法律的公平正義在具體案件審理中得到更好的體現。

二、法官的精神文化

法官的.精神文化，體現著法官的價值取向和意識形態。它包括法官的司法思想、理念、道德、精神等諸多方面，是法官文化的核心。

一是在司法思想上，必須樹立司法為民的指導思想。因為法官履行保護人民、打擊犯罪、制裁違法、定紛止爭、化解矛盾等神圣職責，最終是為國家和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務的。

二是在司法理念上，必須樹立大局、公正、高效、文明、廉潔等現代司法理念。因為自覺服從并服務于黨和國家工作大局，重視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是法官正確司法的前提和關鍵，是檢驗法官政治堅定性的重要標準。

三是在司法道德上，必須樹立忠于職守、秉公辦案、剛正不阿、不徇私情等職業道德觀，并具備正直善良、懲惡揚善、弘揚正義等高尚的道德操守。

四是在司法精神上，必須大力弘揚潛心研究專業知識、善于審判疑案難案的專家型法官精神，長期扎根山區、默默奉獻的基層法官精神，勇于創新、不斷探索辦案新思路的執行法官精神，擅長調解、一心一意為群眾排憂解

[1]?[2]

文化經濟的內涵篇四

張守巖（沈陽師范大學，遼寧沈陽110034）[摘要]考察明代商品經濟下的通俗文學批評，有助于觀照當前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通俗文學研究。首先簡述明代通俗文學批評的批評主體和批評方式，接著闡釋明代通俗文學批評的審美趣味，最后分析了明代通俗文學批評繁盛的原因。

[關鍵詞]通俗文學批評；商品經濟；市民階層；審美消費

[中圖分類號]i20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600209-0111-03

隨著我國商品經濟的飛速發展，人民大眾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通俗文學越發繁盛，通俗文學研究也加緊前行。考察明代商品經濟下通俗文學批評的發展，對我國當前的通俗文學研究有很大的借鑒意義。

一、明代通俗文學批評概貌

（一）批評主體簡述

參與明代通俗文學批評的不僅僅是專門的批評家，還有作家、書商和偽托名家的一般評者。較著名的批評家有馮夢龍、凌鞒?、酱笃?、湯顯祖、金圣嘆等。

這些名家或受人之托為之褒贊，或有感而發自述褒貶，或與友人互答、爭言論辯。其批評都較為深刻精湛。作家自評雖少，但仍有之，如吳承恩對《西游記》的論述。書商述評常有，是書商的一種促銷手段。杭州書商夏履先曾評點過《禪真逸史》，蘇州書商袁無涯曾評點過《新鐫李氏藏本忠義水滸傳》。在明代，偽托名家撰文者屢見不鮮。其中，李贄被人偽托最多，李卓吾之名也多被假借。除此，被假冒者還有湯顯祖、陳繼儒、金圣嘆、鐘惺等。雖然這些偽文常被視為“坊間伎倆”，但其對通俗文化的支持和維護，在通俗文學批評史上有著不可湮沒的功績。

（二）批評方式舉隅

明代文學批評形式多樣，常見的有名家著作、序跋筆記、文論詩論、題辭題記，此外還存于各種書信雜感、史傳碑志、散文小品之中。

在明代眾多的批評形式中，評點最為流行。它包括序跋、批語、符號三種主要形式。在明代通俗文學批評中，序跋式批評頗多。例如，蔣大器（庸愚子）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序，欣欣子的《金瓶梅詞話》序，馮夢龍的“三言”序，李贄的《忠義水滸傳序》等。除了序跋，批語也是評點的主要手段，可分為前批、出批、眉批、夾批、尾批，見于各類評點本中。例如“，李評”曲本“，陳評”曲本，鐘敬伯、譚友夏批點的《想當然》等。此外，符號作為一種評點樣式，也散見于各類評本中。圈和點最為常見，有突出強調、警示讀者之用；抹是戲曲評點中的獨特符號，是在曲詞、道白旁所畫的粗黑的豎線，亦有強調指示之用；刪在評點中較為少見，用以去除多余、不雅之處。

除了評點，名家論著在明代通俗文學批評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例如，李開先的《詞謔》，王驥德的《曲律》，沈德符的《顧曲雜言》等。此外，還有一種較為間接的批評方式―――選本。如李開先的《市井艷詞》，馮夢龍的《掛枝兒》、《山歌》，臧懋循的《元曲選》等。這些選本都是根據編者的審美趣味選編的，故通過分析選本中作品的風格、特征便可知道選編者的部分文學觀念。

二、明代通俗文學批評的審美趣味

（一）以俗為尚、諧于里耳

文學的通俗性一直是通俗文學批評家們所倡導的，明代尤甚。明代通俗文學批評家認為，詩詞、經史雖在言道、傳道，但其語意精深，指事用典艱澀玄奧，往往言在此而意在彼，使人望而卻步，豈敢卒讀。而小說、戲曲、民歌等通俗文學作品，語言明白曉暢、句句家常，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故事情節引人入勝，讓人愛不釋手。因此，文學的語言、題材、審美等都應通俗化，使接受者（尤其是下層讀者）容易接受和玩賞，從而使文學傳播得更廣，增大文學對生活的`影響。

語言通俗化是通俗文學的基礎。文學作品中日常用語、俚語的使用，拉近了讀者與作品的距離，增進了閱讀的愉悅感。欣欣子在《金瓶梅詞話序》中，肯定了《金瓶梅》的俚語運用。序中指出，《金瓶梅》“寄意于時俗”、“語涉俚俗”、“雖市井之常談，閨房之碎語，使三尺童子聞之，如飫天漿而拔鯨牙，洞洞然易曉”。[1]（p197）馮夢龍在《古今小說敘》中針對文學接受群體的具體狀況―――“里耳多”，也認為文學語言要通俗化。除了方面，批評家們還倡導題材、審美的通俗化。在《隋史遺文序》中，袁于令強調要以“俗趣”為題材，以達到“慷慨足驚里耳”，“奇幻足快俗人”[2]（p267）的審美效果。然此通俗不是純粹的俗，它既不同于病于艱深、傷于藻繪的文言之作，也不同于淺薄弗馨的過俗之篇，而是一種與雅相參、純凈自然的俗。

（二）戲謔娛情、寓教于樂

明代通俗文學批評強調文學作品的娛樂性，同時也關注作品的教育性。馮夢龍在《醒世恒言序》中就指出了小說“導愚”的教育性和“適俗”的娛樂性。委蛇居士在《隋煬帝艷史題辭》中,也舉出了作為通俗文學代表的小說的兩個主要功能“：振勵世俗”的教化作用和“娛悅耳目”的娛樂作用。

雖然批評家們皆看到通俗文學的娛樂性和教育性，但在批評論述中各有側重。一些批評家看重娛樂性，所謂“娛樂性”，指的是作品的戲謔性，幽默風趣程度“，奇幻”程度等。汪道昆在《水滸傳敘》中認為，通俗小說是“太平樂事，含哺擊壤之遺”。[3]（p167）袁于令在《隋史遺文序》中指出作品“貴幻”。[4]（p267）在《新刻續編三國志引》中，佚名也強調小說“消譴于長夜永晝，或解悶于煩劇憂愁，以豁一時之情懷”[5]（p6）的娛樂功能。另一些批評家則把娛樂性視為手段，將教育性視為目的，故更強調通俗文學的教化作用，正所謂“寓教于樂”。張尚德在《三國志通俗演義引》中稱，《三國演義》能使“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義，因義而興乎感”，是以“裨益風教,廣且大焉”。[6]（p311）凌鞒踉凇抖刻拍案驚奇小引》中認為小說創作要“頗存勸戒,不為風雅罪人”。[7]（p2）委蛇居士在《隋煬帝艷史題辭》中也強調小說應“有關世俗，大裨風教”。[8]（p136）但不論側重于哪一方面，批評家們都主張娛樂性和教育性的統一。

（三）真情為美、本色自然

明代通俗文學批評反對“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學思想，認為作家應寫“真”棄“偽”，抒發胸臆，表露自然之本色。以此發人肺腑，以情喚情，浸潤人心。

“真情”論者，在明代通俗文學批評中經常出現。

“童心說”的倡導者李贄就主張以真情作文。在《玉茗堂批評焚香記?總評》中，湯顯祖稱贊王玉峰為文之情真，謂之“其填詞皆尚真色，所以入人最深，遂令后世之聽者淚，讀者顰，無情者心動，有情者腸裂。何物情種，具此傳神手！”[9]（p1）馮夢龍在《〈太霞新奏〉序》中也指出，“文之善達性情者無如詩，三百篇之可以興人者，唯其發于中情，自然而然故也。”[10]（p72）這里所謂“自然而然”之“中情”，就是指真情。在談及民歌時，明代批評家們更是以“真”為要則。在《敘小修詩》中，袁宏道以“多真聲，不效顰于漢、魏，不學步于盛唐，任性而發，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欲”的作品為“可喜”。[11]（p76）馮夢龍在評點《掛枝兒》、《山歌》時，也常提“真”字。

明代批評家們的“真情”論是對“為情而造文”的創作理念的繼承。然此時，這種“真情”不僅僅指通常意義上的真實情感，也是指人作為自然物所具有的種種欲望。這是對宋明理學的極大對抗，帶有些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