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多歲的梅益先生有一次會見來訪的俄國專家。俄國專家說他兩次縱覽中國，言語中不乏自傲。

噢，噢，梅老先生客氣地應著，末了淡淡地說了一句：我10次到過貴國。

他們一直談語言比較，談風俗禮儀，談世事變遷。才出校門的中國小翻譯一直操著引以自豪的流暢俄語。

梅老從您好到再見一直用中文。

梅益，《中國大百科全書》的總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譯者。

有一次我乘飛機在貴陽中轉時，與一位海外人士聊天。我微笑著問他是不是香港人，他頭一昂大聲道：我是日本人!我半晌無語，然后突然罵了他一句家鄉土語，再笑著拍拍他的肩，用漢語一字一頓地說：只要不來中國搗蛋，歡迎。

我一直感嘆一件事，50年前蘇聯軍隊拒受一支德軍的投降，因為他們殺害了蘇聯的好兒女卓婭和舒拉。我曾想日本戰敗時我們也是有理由不接受日本第六師團投降的：人類沒有任何一次慘案比南京大屠殺更殘暴血腥了。那是一支野獸之師。從道義上講，敗而伏爪的野獸也許會馴化；從情感上講，他們的牙縫里塞滿了30萬無辜中國百姓的血骨碎肉。令人尤為悲憤的是，至今沒有哪一屆日本政府做過正式懺悔和道歉。

在日本投降50周年前夕，上海電視臺舉辦了一場聲震九霄的百架鋼琴演奏，咆哮的《黃河》讓人心激顫。然而一個微小的細節將我的情緒打亂了。我清清楚楚地看到首席鋼琴是日本雅馬哈牌子，不是星海牌。日本鋼琴的音色的確很亮。

但，有些聲音無關耳朵，正如有些情感難以言說。

1984年我赴四川一座小煤礦搞地質科研，與地測科一位50多歲的技術員相識。他發稀話少，井下素描圖卻作得精細漂亮。

我去他家做客，看到墻上一幅筆力遒勁的松竹梅，才得悉他曾是美院的高材生。他一生中最大的跟頭摔在1957年。

反右時，系書記讓大家對一個敢說真話的班干部進行活靶子式的教育，眾人頓時口誅筆伐。待問到他時，他半晌無語，他的同窗女友更是緊張得不敢看他。

20多年后，他被平反，并被分到礦上。昔日的丹青手成了地質素描師。沒有人太注意他的河流在哪里和哪里轉過大彎。

我問他：若再選擇一次，還會說真話嗎?他沉默了一會兒說：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不過當時沒說真話的許多同學在文革中還是被說更多假話的人打倒了。

他轉而反問我：如果能讓我選擇一次，何不讓上邊也重新選擇一次?黑色命運的死結，常常是被一顆顆紅潤的心綴緊的嗎?一位在美國讀完碩士的朋友歸國一年，歷經一些不如意后，準備再渡重洋。

我還會回來的。在送別聚會上他不住地對朋友喃喃，因為酒的緣故，他不連貫的語句還夾著一些英語：我研究了這10多年英美文學了，可看著順眼的還是咱中文我真他媽喜歡這方塊漢字，有些字眼看著就叫人心動，比如蒼天、永恒、悠悠歡樂英雄、碧草白云。

我相信他一定會回來，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這般生動地表述出碧草白云。

我想起湘籍海南作家韓少功先生描寫世界和民族的一段切膚之言：人可以選擇居地，但沒法選擇生命之源，即使這里有許多你無法忍受的東西，即使這塊土地曾經被太多的人口和災難壓榨得疲憊不堪氣喘吁吁。你沒法重新選擇父輩，他們的臉上隱藏著你的容貌，身上散發出你熟悉的氣息。也許更重要的是，這里到處隱伏和流動著你的中文，你的心靈之血。如果你曾經用這種語言說過最動情的心事，最歡樂的和最辛酸的體驗，最聰明和最幼稚的見解，你就再也不可能與它分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