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著，其實有很多方式

看見她自己帶來的醫療轉介單時，這位醫師并沒有太大的興奮或注意，只是例行地安排應有的住院檢查和固定會談罷了。

會談是固定時間的，每星期二的下午3點到3點50分。她走進醫師的辦公室，一個全然陌生的環境，還有高聳的書架分圍起來的嚴肅和崇高，她幾乎不敢稍多瀏覽，就羞怯地低下了頭。

就像她的醫療記錄上描述的：害羞、極端內向、交談困難、有嚴重自閉傾向，懷疑有防衛掩飾的幻想或妄想。

雖然是低低垂下頭了，還是可以看見稍胖的雙頰還有明顯的雀斑。這位新見面的醫師開口了，問起她遷居以后是否適應困難。她搖搖低垂的頭，麻雀一般細微的聲音，簡單地回答：沒有。

后來的日子里，這位醫師才發現對她而言，原來書寫的表達遠比交談容易許多了。他要求她開始隨意寫寫，隨意在任何方便的紙上寫下任何她想到的文字。

她的筆畫很纖細，幾乎是畏縮地擠在一起的。任何人閱讀時都是要稍稍費力，才能清楚辨別其中的意思。尤其她的用字，十分敏銳，可以說表達能力太抽象了，也可以說是十分詩意。

后來醫師慢慢了解了她的成長。原來她是在一個道德嚴謹的村落長大，在那里，也許是生活艱苦的緣故，每一個人都顯得十分的強悍而有生命力。

她卻恰恰相反，從小在家里就是極端怯縮，甚至寧可被嘲笑也不敢輕易出門。父親經常在她面前嘆氣，擔心日后可能的遭遇，或是一些嘮叨，直接就說這個孩子怎會這么的不正常。的。到了后來，脆弱的神經終于崩潰了，她住進了長期療養院，又多了一個精神分裂癥的診斷。

而她也一樣惶恐，沒減輕，也不曾增加，默默地接受各種奇奇怪怪的治療。

父母似乎忘記了她的存在。最初，還每月千里迢迢地來探望，后來連半年也不來一次了。就像從小時候開始，4個兄弟姐妹一聽到爸爸的腳踏車聲，就會跑出糾纏剛剛下班的爸爸。爸爸是個魔術師，從遠方騎著兩個輪子就飛奔回來了，順手還從黑口袋里變出大塊的粗糙糖果。只是，有時不夠分，總是站在最后的她伸出手來，卻是落空了。

從家里到學校，從上學到上班，她都獨立于圈圈之外。直到一次沮喪，自殺的念頭又盤踞心頭而糾纏不去了。她寫了一封信給自己最崇拜的老師。

既然大家覺得她是個奇怪的人，總是用一些奇怪的字眼來描述一些極其瑣碎不堪的情緒，也就被認定是不知所云了。家人聽不懂她的想法，同學也搞不清楚，即使是自己最崇拜的老師也先入為主地認為只是一堆囈語與妄想，就好心地召來自己的醫生朋友來探望她。這就是她住進精神病院的原因。

醫院里擺設著一些過期的雜志，是社會上善心人士捐贈的。有的是教人如何烹飪裁縫，如何成為淑女的；有的談一些好萊塢影歌星的幸福生活；有的則是寫一些深奧的詩詞或小說。她自己有些喜歡，在醫院里又茫然而無聊，索性就提筆投稿了。

沒想到那些在家里、在學?；蛟卺t院里，總是被視為不知所云的文字，竟然在一流的文學雜志刊出了。

原來醫院的醫師有些尷尬，趕快取消了一些較有侵犯性的治療方法，開始豎起耳朵聽她的談話，仔細分辨是否錯過了任何的暗喻或象征。家人覺得有些得意，也忽然才發現自己家里原來還有這樣一位女兒。甚至舊日小鎮的鄰居都不可置信地問：難道得了這個偉大的文學獎的作家，就是當年那個古怪的小女孩？

她出院了，并且依憑著獎學金出國了。

她來到英國，帶著自己的醫療病歷主動到精神醫學最著名的Maudsly醫院報到。就這樣，在固定的會談過程中，不知不覺地過了兩年，英國精神科醫師才慎重地開了一張證明沒病的診斷書。

那一年，她已經34歲了。

只因為從童年開始，她的模樣就不符合社會對一個人的規范要求，所謂“不正常”的烙印也就深深地標示在她身上了。

而人們的社會從來都沒有想象中的理性或科學，反而是自以為是地要求一致的標準。任何逸出常態的，也就被斥為異常而遭驅逐。而早早就面臨社會集體拒絕的童年和少年階段，更是只能發展出一套全然不尋常的生存方式。于是，在主流社會的眼光中，他們更不正常了。

故事繼續演繹，果真這些人都成為社會各個角落的不正常或問題人物了。只有少數的幸運者，雖然遲遲延到中年之際，但終于被接納和肯定了。

這是新西蘭女作家簡奈特·弗蘭的真實故事，發生在四五十年代的故事。她現在還活著，還孜孜不倦地創作，是眾所公認當今新西蘭最偉大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