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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貢院導游圖篇一

清代是江南貢院的極盛時期，人才輩出，先后走出了一大批中國歷史上的一流人物，鄭板橋、方苞、秦大士、翁同龢、張謇等人曾在江南貢院中舉，吳承恩、吳敬梓、陳獨秀等人也有過在其中參加鄉(xiāng)試的經(jīng)歷。清代在江南貢院中舉之后赴京考中狀元者共有58名，占全國狀元總數(shù)的一半以上，而袁枚、林則徐、曾國藩、左宗棠等人曾在此主持過考務或?qū)ω曉旱慕ㄔO發(fā)展做出過貢獻。因此，清代是南闈最為輝煌的時代。

由于入場舉子逐漸增加，清代江南貢院也一再擴建，到同治十二年(1873)，“貢院通計房屋四百九十九間，披廠七十四間，號筒二百九十五字，共號舍二萬零六百四十四間”。號巷又稱號筒，以千字文編排順序，故云“號筒二百九十五字”。江南貢院是號舍數(shù)最多的貢院，成為清代四大貢院之首，也是中國古代最大的科舉考場。由于“貢院為掄才重地，理宜閎敞整肅，用光重典”，因此各省貢院占地都相當大，各省會城市中貢院一般都是最大的建筑群。從貢院規(guī)模大小、號舍數(shù)量多寡基本上就可以判斷該省文風繁盛程度和文化發(fā)展水平。

不過，江南貢院是江蘇和安徽兩省合闈的貢院，所以規(guī)模特別大。清代有過兩次分闈。雍正元年，清廷下詔兩湖分闈，允許湖南設立貢院、單獨舉行鄉(xiāng)試。光緒元年，陜甘也實行分闈。作為江蘇和安徽聯(lián)合舉辦鄉(xiāng)試的場所，江南貢院在兩湖分闈的觸動下，也曾有過分闈的動議，但最終堅持合闈，使江南貢院成為清代唯一的兩省合闈的貢院。

相對于其他省的貢院，江南貢院形制在各省貢院中相當特殊。在1994年以前，許多人都以為整個貢院呈正方形，連江南貢院歷史陳列館的江南貢院模型也是長方形。其實，到晚清時期江南貢院的平面為扇形，這從同治十二年(1873)繪制的《江南貢院全圖》可以看出來。該圖是現(xiàn)存歷代各種貢院平面圖中最準確者，原因是采用了傳入中國的近代繪圖法繪制。《江南貢院全圖》右下方的中文“貢院圖說”聲明：“江南貢院向無善圖，坊間刊版，條理不分，觀者未能了如指掌，是未得其法故也。夫繪圖必先布算，布算必先知積，求積必先定形，求形必先知各處丈尺。貢院全址略似梯田，東西廣，南北窄，兼以四面圍墻及各路中鈍銳諸角，層累疊出，非用象限、勾股、三角諸法，參量比例，其角不明，又非截積布算，其積不得。故另布截積圖，以明全形，積數(shù)、角積皆得，而后準丈尺長短廣狹，布置房屋、號舍、道路、天井，條分縷析，不相紊淆，庶令觀者一覽了然焉。”該圖說稱“貢院全址略似梯田”，從各省貢院平面圖來看，號舍(文場)部分確實形如梯田。

在成立以后相當多年，江南貢院歷史陳列館人員不知道存在一目了然的《江南貢院全圖》。1999年，我去參訪時，贈送《江南貢院全圖》復印件給該館，使其完璧歸趙、物盡其用。陳列館明遠樓一層左壁曾掛有《江南貢院全圖》及其說明。其實，關于江南貢院形制的文字記載不少，包括有詩歌指出：“東接桃葉南抵淮,西鄰狀元北對牌。風水寶地貢院起, 送過千般翰林派。”但由于沒有直觀的貢院圖，所以之前很少人會想到江南貢院平面圖是一個巨大的扇形。

明遠樓是江南貢院碩果僅存的樓宇建筑，三層樓閣式，屬于明代形制，與北京貢院明遠樓類似。這類明遠樓二三層只有柱子支撐，四周通透，可以毫無遮攔地觀察周圍動靜。而樓房式的明遠樓則是清代的形制，如另一座留存至今的建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廣東貢院明遠樓。福建貢院也是清代重修，所以也是樓房式。這種明遠樓除了供監(jiān)考登樓眺望考場的功能以外，還有休息等房屋的其他使用功能。

江南貢院是江蘇和安徽兩省士子的鄉(xiāng)試場所，但因為其規(guī)模宏大、體制嚴正，許多方面成為其他省貢院效法的榜樣，如江南貢院《三路點名定式》曾經(jīng)成為一些省貢院的模范。光緒十七年(1891)辛卯正科福建鄉(xiāng)試點名章程開頭便說：“監(jiān)臨兵部尚書閩浙總督部堂兼管福建巡撫事為曉諭事：照得鄉(xiāng)試點名章程，案經(jīng)奏明，分中東西三路序點，茲仿照江南鄉(xiāng)試章程，酌定時刻。”接下來說明某時初點某屬，某時正點某屬，每半時為一起，計分十二起，各士子查照名牌，按起按時，依序聽點。最后是以圖表顯示的福建鄉(xiāng)試分路點名單。其入場點名辦法基本上是模仿江南貢院的產(chǎn)物。清康熙年間名士李漁所撰并題明遠樓聯(lián)：“矩令若霜嚴，看多士俯伏低徊，群器盡息;襟期同月朗，喜此地江山人物，一覽無遺。”不僅是江南貢院明遠樓的標志性楹聯(lián)，而且在不少省的貢院中也采用。

江南貢院導游圖篇二

江南貢院歷史陳列館，是中國唯一的一座以反映中國科舉考試制度為內(nèi)容的專業(yè)性博物館，它坐落在聞名遐邇的南京夫子廟地區(qū)原“江南貢院”遺址上。

貢院是中國古代科舉制度的產(chǎn)物，為當時科舉考試的重要場所。江南貢院始建于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起初只供縣、府學考試，占地面積也不大，后經(jīng)明、清兩代不斷擴建，鼎盛時期僅考試的號舍就擁有20644間，加上官房、膳房、庫房、雜役兵房等數(shù)百間，占地近30萬平方米，其規(guī)模之大、占地之廣居全國各省貢院之冠。明清兩代在江南貢院應試的部分著名人物就有唐寅、鄭板橋、吳敬梓、施耐庵、翁同龢、張謇、陳獨秀等。

復建后的“江南貢院歷史陳列館”仍保留有“明遠樓”、“貢院碑刻”等重要文物古跡。陳列館大門“明遠樓”，原為江南貢院的中心，也是貢院最高的一座建筑。登臨四望，秦淮風月，歷歷在目。“明遠”二字取自《大學》中“慎終追遠，明德歸厚”之意。樓內(nèi)有清康熙年間著名詞人李笠翁所題對聯(lián)一副：“矩令若霜嚴，看多士俯伏低徊，群囂盡息;襟期同月朗，喜此地江山人物，一覽無余”。科考期間，監(jiān)臨、駱試、巡查等官員晝夜登樓查望，“白天搖旗示警，夜間舉燈求援”，以防考生騷亂、作弊。

明遠樓兩側(cè)是碑廊，陳列著省級文物明清貢院碑刻20余塊。其中有康熙御題碑、兩江總督鐵寶碑、重修擴建貢院碑等，是研究明清貢院建制沿革和科舉情況的實物資料。為再現(xiàn)昔日考試景觀，館內(nèi)復建有考試時考生所用號舍40間。西面20問號舍，內(nèi)部除陳列有古時考生所用文房四寶、油燈、食品外，還專門制作有電動模擬考生塑像。他們有的得心應手，有的抓耳撓腮，還有的正在伺機作弊。觀者不由被這些生動的人物形態(tài)景觀帶入到那逝去的歲月中。東邊20間號舍是舉行、模擬“江南鄉(xiāng)試”的場所，中外游客可以著古裝，入號舍，答考題，親身感受科考之艱辛和中舉之喜悅。

東西號舍之間有花圃，這里鳥語花香，修竹婆娑。由花鳥市場遁入貢院的小松鼠在游人腳下戲耍、覓食。奇特的考場建筑，將院外夫子廟那吵雜之聲完全消溶。難怪當年應試士子，身在號舍而能不為十里秦淮的喧囂所侵擾。

穿過花圃，便是“至公堂”。此堂原為監(jiān)臨與外簾官聚會辦公之地，現(xiàn)為陳列館的主要展廳。這里，以文字為主配以圖片和實物資料，向觀眾系統(tǒng)地介紹了中國科舉制度的形成發(fā)展與歷史沿革。

自隋朝以來，直至清末，中國的科舉制度存在了1300余年，其社會影響十分深遠，因此，了解和研究古代科舉制度是有必要的。江南貢院歷史陳列館的宗旨即是廣泛征集和展出有關科舉制度的實物和資料，研究這一制度在歷史上的得失和現(xiàn)實意義。同時該館又充分注意知識性、觀賞性、娛樂性的結(jié)合，真正做到寓教于樂，使科舉遺存在當代文化教育和旅游事業(yè)中發(fā)揮作用。

江南貢院導游圖篇三

江南貢院曾經(jīng)占地約三十萬平方米，東起姚家巷，西至貢院西街，南臨秦淮河，北抵建康路，為夫子廟地區(qū)主要建筑群之一，秦淮河畔也因貢院、夫子廟的存在而一度繁榮起來。后只剩一個四合院式結(jié)構(gòu)的樓宇，只作展示當時繁榮景象的博物館，內(nèi)有一可感知貢院盛世時宏大的建筑模型圖。江南貢院四周建有兩重圍墻，上面布滿荊棘，以防夾帶作弊，故世人又稱其為“棘圍”。20__年，江南貢院榮膺中國世界紀錄協(xié)會中國最大的科舉考場，江南貢院創(chuàng)造了古代科舉考場中國之最。

明遠樓是江南貢院內(nèi)樓宇之一，樓宇層出不窮，作四方形，飛檐出甍，四面皆窗。位于貢院中盡，原是用來監(jiān)視應試士子隊貢院考試匠行動和院落內(nèi)執(zhí)役員工有無傳遞關節(jié)的設施。“明遠”是“慎終追遠，明德歸原”的意思。樓下南面曾懸楹聯(lián)，系清康熙年間名士李漁所撰并題：“矩令若霜嚴，看多士俯伏低徊，群器盡息;襟期同月朗，喜此地江山人物，一覽無余。”從聯(lián)中也可看出明遠樓設置的目的和作用。大門上懸有橫額“明遠樓”三個金字，外墻嵌《金陵貢院遺跡碑》，記述了貢院的興衰歷史，碑文最后嘆道：“今則婁百年文戰(zhàn)之場，一時盡歸商戰(zhàn)，君子與此，可以觀世變矣!”

在清一代，科考共舉行112科;其中在江南貢院鄉(xiāng)試中舉后經(jīng)殿試考中狀元者，江蘇籍49名、安徽籍9名，共計58名，占全國狀元總數(shù)的51.78%。

公元1168年(南宋孝宗乾道四年)，知府史正志創(chuàng)建江南貢院，起初為縣府學考試場所。占地不大，應考人數(shù)亦不多。若遇考生增多時，則借用僧寺舉行考試。(《南窗紀談》載)

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集鄉(xiāng)試、會試于南京的江南貢院舉行。

公元1421年(明成祖永樂十九年)，朱棣遷都于北京，但南京仍為留都。因江南地區(qū)人文薈萃，參考士子日益增多，原有考場便越來越顯得狹小。永樂皇帝便沒收臣犯臣紀綱的府邸，又取懷來衛(wèi)指揮陳彬家人陳通，忠勇伯家人侯清等人的房舍以及府尹黃公永元祠、秦檜之子貝喜祠等改建“江南貢院”。

明、清兩代，江南貢院不斷擴建，江南貢院已形成一座擁有考試號舍二萬零六百四十四間，另有主考、監(jiān)臨、監(jiān)試、巡察以及同考、提調(diào)執(zhí)事等官員的官房千余間，再加上膳食、倉庫、雜役、禁衛(wèi)等用房，更有水池、花園、橋梁、通道、崗樓的用地，規(guī)模之大，占地之廣，房舍之多為全國考場之冠。

清代初期，南京為江南省首府，故貢院一直沿用“江南貢院”之名。

清光緒年間，科舉制度廢止，江南貢院停止開科取士。

公元1919年，貢院被拆除，除留下貢院內(nèi)的明遠樓、衡鑒堂和一部分號舍作為歷史文物外，余下部分全部拆除，辟為市場。

如今的江南貢院，已遠沒有當初宏大的規(guī)模，只保留了明遠樓，貢院碑刻等重要文物古跡，復建有考試時考生所用號舍40間，古時考生所用文房四寶、油燈、食品，以及專門制作的電動模擬考生塑像。如今的貢院陳列館大門，就是當初貢院的中心明遠樓，它是貢院里的一座四層小塔樓，這個坐落在秦淮河畔的小樓，是為了監(jiān)視考生而建設，并是為考生提供考卷外幫助的服務中心。樓內(nèi)有明清時期的碑刻20余處。樓后的至公堂，如今是貢院文化的主要展廳。

江南貢院導游圖篇四

歷史上南京秦淮河的兩岸，一邊是勾欄瓦舍，一邊是江南貢院，河上有橋相通。如此安排甚是有趣，才子佳人，各得其所。如今，勾欄瓦舍早無蹤影，貢院還留下些許痕跡。歷史上南京秦淮河的兩岸，一邊是勾欄瓦舍，一邊是江南貢院，河上有橋相通。如此安排甚是有趣，才子佳人，各得其所。如今，勾欄瓦舍早無蹤影，貢院還留下些許痕跡。

歷史上南京秦淮河的兩岸，一邊是勾欄瓦舍，一邊是江南貢院，河上有橋相通。如此安排甚是有趣，才子佳人，各得其所。如今，勾欄瓦舍早無蹤影，貢院還留下些許痕跡。

鄉(xiāng)試的考棚才有資格叫貢院，鄉(xiāng)試是省級考試，明清時南京是省會，而江南貢院是當時中國規(guī)模最大的貢院，有兩萬多間房，比北京貢院大上一倍。如今南京有一所科舉博物館，建在原址的地下，秦淮河的邊上。

展覽中規(guī)中矩，該說的都說了。在結(jié)尾部分是中外名人對科舉制度的評價，觀點非常對立。有的說是史之創(chuàng)舉，中國第五大發(fā)明，是治國安邦的基石;有的說是毒藥毒瘤，不僅拖了社會進步的后腿，而且腐蝕了知識分子的心靈。

科舉制度也就是官員選拔制度。從秦朝開始，中國就進入了中央集權(quán)官僚時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有的官員都是給皇帝一個人打工的，官員選拔制度就是給皇帝選拔打工仔，科舉是選拔程序，設立門檻和模板。科舉制度歷經(jīng)1300年，僅是在元朝中斷過幾十年，按理說一個制度能持續(xù)了上千年，應該是一個好制度。換句話說，人們在上千年里，還找不到一個更好的制度來替代它。由此說來，科舉制度沒有什么大問題。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他以極為嚴厲的手段整肅官員隊伍，對貪官斬立決，絕不姑息。據(jù)說被他殺掉的官員有十幾萬，以至于到了政府機關嚴重缺員，無人辦公的地步，后來有的“帶病官員”甚至在獄中戴罪辦公。即使如此，貪官還是層出不窮，前仆后繼。官員大面積貪腐，一定在哪里出了問題，如果科舉制度沒有問題，那就是教育方針出了問題。

教育方針決定了教育的方向和目標，為社會培養(yǎng)什么樣的人，以及掌握什么樣的技能。千百年來，中國的教育方針只有一個目標，讀書做官。讀書為了做官，做官必須讀書，這是讀書人唯一的路線圖。歷史上許多讀書人屢試不第，后來放棄做官，退隱山林，有的成了詩人或畫家，不過他們的第一選擇仍是科舉入仕。李白的父親是商人，商人的后代不能參加科舉，李白連科考的資格都沒有，更別提入仕了，斷了當官的念想，只能踏踏實實做他的詩仙。讀書不是為了做官，只是單純?yōu)榱嗽鲩L學識，完善自我，當時這種人應該很少，或者干脆沒有。

十年寒窗苦讀，做官的成本很高。“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一旦通過了科舉的門檻，如愿做了官，接下來就該撈黃金，撈美女了，不枉十年寒窗苦讀。讀書-做官-撈錢，順理成章，規(guī)定動作而已，應該是社會的普遍現(xiàn)象。記得小時候聽說書，常有這么一句，“學得文武藝，賣與帝王家。”讀書與做官，本來就是一筆交易，有投入就該有回報。

為什么明朝的貪官格外多?元朝停了幾十年科舉，積壓下了一大批人才，而且漢人一直受到蒙古人的打壓，抬不起頭，讀書做官的路變得非常窄。到了明朝，恢復科舉制度，又開通了讀書做官的路，官員要抓緊時間彌補損失，自然大撈特撈。還有一種說法，明朝官員的俸祿微薄，逼得官員貪腐。其實各朝各代的貪官都不少，大多數(shù)皇帝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就像是乾隆對和珅那樣。只不過朱元璋是苦孩子出身，對貪官格外痛恨。

教育與權(quán)力捆綁在一起，使得教育成了權(quán)力的通道，臺階，斷絕了教育多樣發(fā)展的可能，也使得教育偏離了正確的方向。人們讀書，并非是熱愛知識，傳承文化，而僅僅是打造一塊入仕做官的敲門磚。由于教育方針鎖定了讀書做官，人們把入仕做官當作實現(xiàn)人生價值的唯一途徑，視做官以外的途徑為旁門左道。

唐宋科考主要考詩賦，明清以《四書》《五經(jīng)》的文句為題，格式為八股文，依據(jù)須出自朱熹的《四書集注》。科考注重選拔政治軍事人才，忽視了經(jīng)濟、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等方面的人才。

千百年以來，中國搞出過一些偉大的發(fā)明，也出過一些自然科學方面的人才，像張衡、郭守敬、陶弘景、沈括等人，但這純屬民間行為，在政府的教育方針之外，是在野生狀態(tài)自然成長的。在近500年，近代科學產(chǎn)生于西方，而與中國這個文明古國無緣。曾有一個著名的“李約翰難題”，說的就是“中國有技術沒科學”。這與中國古代的教育方針不無關系。歷代科舉基本上沒有自然科學的內(nèi)容，私學和官學也沒有自然科學的課程，不教也不考，中國的自然科學人才完全沒有成長的土壤。中國的技術來自“工匠文明”和“民間發(fā)明”，通過個人興趣和經(jīng)驗積累，或是行業(yè)的知識傳播和培養(yǎng)，如道家對于醫(yī)學和藥學的挖掘和傳播，如陶瓷行業(yè)對燒瓷技術的提升。此外，還有一種“御用科技”，如皇帝對某一領域感興趣，會積聚人才，從事這一方面的研究。像中國的天文學卓有建樹，與歷代皇帝關注星象，設立欽天監(jiān)不無關系。

19世紀末，科舉做出調(diào)整，增設了自然學科和經(jīng)濟學科。科舉實施了1300年，在臨終前意識到了問題，可惜大勢已去，于事無補了。

在歷史上紹興盛產(chǎn)師爺。紹興的一些讀書人科考不中，轉(zhuǎn)而去給官員做師爺，放在現(xiàn)在就是專業(yè)顧問，有法律方面的、經(jīng)濟方面的、工程方面的、事務方面的，總之地方上方方面面的工作靠他們在支撐，由他們在運轉(zhuǎn)，朝廷命官只是一個擺在前臺的牌位。從另一個角度看，通過科考當上官的大老爺們，既沒有專業(yè)知識，也沒有處理事務的能力，不是他們低能，而是教育方針的標準產(chǎn)品。

夫子廟也在秦淮河畔，臨考的學子當然要先拜祖師爺。孔夫子說過：學而優(yōu)則仕。孔夫子也曾奔波于列國，希望被哪一位國君看中，給他個一官半職。祖師爺況且如此，一脈相承，徒子徒孫還有什么可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