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有組織的傳遞信息系統的國家之一。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信息傳遞就已見諸記載。

乘馬傳遞曰驛，驛傳是早期有組織的通信方式。位于嘉峪關火車站廣場的“驛使”雕塑，它取材于嘉峪關魏晉壁畫墓，驛使手舉簡牘文書，驛馬四足騰空，速度飛快。

此磚壁畫圖于一九八二年被中華全國集郵聯合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作為小型章郵票主題圖案使用，由此看出嘉峪關是中國信息文化的發源地之一。

秦漢時期，形成了一整套驛傳制度。特別是漢代，將所傳遞文書分出等級，不同等級的文書要由專人、專馬按規定次序、時間傳遞。收發這些文書都要登記，注明時間，以明責任。

隋唐時期，驛傳事業得到空前發展。唐代的官郵交通線以京城長安為中心，向四方輻射，直達邊境地區，大致30里設一驛站。據《大唐六典》記載，最盛時全國有1639個驛站，專門從事驛務的人員共二萬多人，其中驛兵一萬七千人。郵驛分為陸驛、水驛、水路兼并三種，各驛站設有驛舍，配有驛馬、驛驢、驛船和驛田。

唐代對郵驛的行程也有明文規定，陸驛快馬一天走6驛即180里，再快要日行300里，最快要求日馳500里；步行人員日行50里；逆水行船時，河行40里，江行50里，其它60里；順水時一律規定100到150里。

詩人岑參在《初過隴山途中呈字文判官》一詩中寫到“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星流；平明發咸陽，幕及隴山頭”。在這里他把驛騎比做流星。天寶十四載十一月九日，安祿山在范陽起兵叛亂。當時唐玄宗正在華清宮，兩地相隔三千里，6日之內唐玄宗就知道了這一消息，傳遞速度達到每天500里。由此可見，唐朝郵驛通信的組織和速度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

宋代將所有的公文和書信的機構總稱為“遞”，并出現了“急遞鋪”。急遞的驛騎馬領上系有銅鈴，在道上奔馳時，白天鳴鈴，夜間舉火，撞死人不負責。鋪鋪換馬，數鋪換人，風雨無阻，晝夜兼程。

南宋初年抗金將領岳飛被宋高宗以十二道金牌從前線強迫召回臨安，這類金牌就是急遞鋪傳遞的金字牌，含有十萬火急之意。

另外還有鐘鼓、煙火、鴿子、旗語、狼煙等方式傳遞信息

馬拉松原為希臘的一個地名。公元前490年，希臘軍隊在馬拉松平原擊退波斯軍隊的入侵。傳令兵菲迪皮德斯(Pheidippides)從馬拉松跑到雅典城，在報告勝利的消息后，因體力衰竭倒地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