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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本怎么寫

第四章 國民革命時期毛澤東這時候已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但還不是一個共產黨員，這是因為當時中國還沒有共產黨的組織。

早在一九一九年，陳獨秀就同共產國際建立了聯系。

一九二〇年，第三國際的精力充沛、富有口才的代表馬林前來上海，安排同中國黨聯系。

不久之后陳獨秀就在上海召集了一次會議，幾乎同一個時候，在巴黎的一批中國學生也開了會，打算在那里成立一個共產黨組織。

如果我們想到中國共產黨還不過是個十六歲的少年，那么它的成就實在不能算少了。

除了俄國以外，它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共產黨，也是除了俄國以外，唯一能夠自稱有一支自己的強大軍隊的共產黨。

又是一個晚上，毛繼續他的敘述：“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產黨成立大會。

在這個大會的組織上，起領導作用的是陳獨秀和李大釗，他們兩人都是中國最有才華的知識界領袖。

我在李大釗手下在國立北京大學當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就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

陳獨秀對于我在這方面的興趣也是很有幫助的。

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時候，曾經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

陳獨秀談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這次有歷史竟義的會議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個湖南人。

其他出席會議的人有張國燾、包惠僧和周佛海。

我們一共有十二個人。

那年十月，共產黨的第一個省支部在湖南組織起來了。

我是委員之一。

接著其他省市也建立了黨組織。

在上海，黨中央委員會包括陳獨秀，張國燾[現在四方面軍]，陳公博[現為國民黨官員]，施存統[現為南京官員]，沈玄廬，李漢俊[一九二七年在武漢被害]，李達和李森[后被害]。

在湖北的黨員有董必武[現任保安共產黨黨校校長]，許白昊和施洋。

在陜西的黨員有高崇裕和一些有名的學生領袖。

在北京是李大釗[后被害]、鄧中夏、張國燾[現紅軍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羅章龍、劉仁靜[現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

在廣州是林伯渠[現任蘇維埃政府財政人民委員]、彭湃[一九二七年被害]。

王盡美和鄧患銘是山東支部的創始人。

同時，在法國，許多勤工儉學的人也組織了中國共產黨，幾乎是同國內的組織同時建立起來的。

那里的黨的創始人之中有周恩來。

李立三和向警予。

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個女創始人。

羅邁和蔡和森也是法國支部的創始人。

在德國也組織了中國共產黨，只是時間稍后一些；黨員有高語罕，朱德[現任紅軍總司令]和張申府[現任清華大學教授]。

在莫斯科，支部的創始人有翟秋白等人。

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黨——我那時是書記——已經在礦工、鐵路工人、市政職員、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幣廠工人中組織了二十多個工會。

那年冬天，展開了蓬蓬勃勃的勞工運動。

那時共產黨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學生和工人身上，在農民中間工作做得非常少。

大部分大礦的工人都組織起來了，學生幾乎全數組織了起來。

在學生戰線和工人戰線上，進行了多次的斗爭。

一九二二年冬天，湖南省長趙恒惕下令處決兩個湖南工人——黃愛和龐人銓，這引起了廣泛的反對趙恒惕的宣傳運動。

被殺死的兩個工人之一黃愛，是右派工人運動的一個領袖，以工業學校學生為基礎，是反對我們的。

可是在這次事件以及其他許多斗爭中，我們都是支持他們的。

無政府主義者在工會當中也很有勢力，這些工會那時候已經組織成為湖南全省勞工會。

但是我們同無政府主義者達成妥協，并且通過協商，防止了他們許多輕率和無益的行動。

我被派到上海去幫助組織反對趙恒惕的運動。

那年[一九二二年]冬天，第二次黨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我本想參加，可是忘記了開會的地點，又拽不到任何同志，結果沒有能出席。

我回到湖南，大力推動工會的工作。

第二年春天，湖南發生多次罷工，要求增加工資，改善待遇和承認工會。

大部分罷工都是成功的。

五月一日湖南舉行了總罷工，這標志著中國工人運動的力量已經達到空前的地步。

一九二三年，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大會作出了有歷史意義的決定：參加國民黨，和它合作，建立反對北洋軍閥的統一戰線。

我到上海去，在黨中央委員會中工作。

第二年[一九二四年]春天，我前往廣州，出席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三月，我回到上海，在共產黨執行局工作的同時，兼任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委員。

其他執行委員，有[后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長的]汪精衛和胡漢民。

我和他們共事，協調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行動。

那年夏天，黃埔軍官學校成立了。

加倫擔任該校顧問，其他蘇聯顧問也從俄國來到。

國共合作開始具有全國革命運動的規模。

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休養——我在上海生了病。

但在湖南期間，我組織了該省偉大的農民運動的核心。

以前我沒有充分認識到農民中間的階級斗爭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慘案以后，以及在繼之而起的政治活動的巨浪中，湖南農民變得非常富有戰斗性。

我離開了我在休養的家，發動了一個把農村組織起來的運動。

在幾個月之內，我們就組織了二十多個農會，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他們要求把我抓起來。

趙恒惕派軍隊追捕我，于是我逃到廣州。

我到達那里的時候，正逢黃埔學生打敗云南軍閥楊希閔和廣西軍閥劉震寰。

廣州市和國民黨內部彌漫著一片樂觀氣氛。

孫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后，蔣介石被任命為第一軍總司令，汪精衛任國民政府主席。

我在廣州擔任《政治周報》的主編，這是國民黨宣傳部出版的一個刊物。

后來它在抨擊和揭露以戴季陶為首的國民黨右派時，起了非常積極的作用。

我還負責訓練農民運動組織人員，為此目的，開辦了一個講習所，參加學習的來自二十一個不同省份的代表，包括從內蒙來的學生。

我到廣州不久便任國民黨宣傳部長和中央候補委員。

林祖涵那時是國民黨農民部長，另一個共產黨員譚平山是工人部長。

我那時文章寫得越來越多，在共產黨內，我特別負責農民工作。

根據我的研究和我組織湖南農民的經驗，我寫了兩本小冊子，一本是《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另一本是《趙恒惕的階級基礎和我們當前的任務》。

陳獨秀反對第一本小冊子里表示的意見，這本小冊子主張在共產黨頓導下實行激進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組織農民。

陳獨秀拒絕在黨中央機關報刊上發表它。

后來它在廣州《農民月刊》和在《中國青年》雜志上刊出了。

第二篇論文在湖南出了小冊子。

大致在這個時候，我開始不同意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政策。

我們逐漸地分道揚鑣了，雖然我們之間的斗爭直到一九二七年才達到高潮。

我繼續在廣州國民黨內工作，大概一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蔣介石在那里發動他的第一次政變的時候。

在國民黨左右兩派達成和解，國共團結得到重申以后，我于一九二六年春天前往上海。

同年五月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蔣介石主持下召開。

我在上海指導共產黨農民部的工作，接著被派到湖南去擔任農民運動的視察員。

同時，在國共兩黨結成統一戰線的情況下，一九二六年秋天開始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北伐。

在湖南我視察了長沙、醴陵、湘潭、衡山、湘鄉五個縣的農民組織和政治情況，并向中央委員合作了報告，主張在農民運動中采取新的路線。

第二年初春，我到達武漢的時候，各省農民聯席會議正在舉行。

我出席會議并討論了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議——廣泛地重新分配土地。

出席會議的還有彭湃、方志敏等人和約克、沃倫兩個俄國共產黨員，會議通過了決議，采納我的主張并提交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考慮。

但是，中央委員會把它否決了。

黨的第五次代表大會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漢召開的時候，黨仍然在陳獨秀支配之下。

盡管蔣介石已經發動反革命政變，在上海、南京開始襲擊共產黨，陳獨秀卻依舊主張對武漢的國民黨妥協退讓。

他不顧一切反對，執行小資產階級右傾機會主義政策。

對于當時黨的政策，特別是對農民運動的政策，我非常不滿意。

我今天認為，如果當時比較徹底地把農民運動組織起來，把農民武裝起來，開展反對地主的階級斗爭，那么，蘇維埃就會在全國范圍早一些并且有力得多地發展起來。

但是，陳獨秀強烈反對。

他不懂得農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大大低估了當時農民可能發揮的作用。

結果，在大革命危機前夜舉行的第五次代表大會，沒有能通過一個適當的土地政綱。

我要求迅速加強農民斗爭的主張，甚至沒有加以討論。

因為中央委員會也在陳獨秀支配之下，拒絕把我的意見提交大會考慮。

大會給地主下了個定義，說‘有五百畝以上土地的農民’為地主，就沒有再討論土地問題。

以這個定義為基礎來開展階級斗爭，是完全不夠和不切實際的，它根本投有考慮到中國農村經濟的特殊性。

然而，大會以后，還是組織了全國農民協會，我是第一任會長。

到一九二七年春天，盡管共產黨對農民運動采取冷淡的態度，而國民黨也肯定感到驚慌，湖北、江西、福建，特別是湖南的農民運動已經有了一種驚人的戰斗精神。

高級官員和軍事將領開始要求鎮壓農運，他們把農會稱作‘痞子會’，認為農會的行動和要求都過火了。

陳獨秀把我調出了湖南，認為那里發生的一些情況是我造成的，激烈地反對我的意見。

四月間，反革命運動已經在南京和上海開始，在蔣介石指使下對有組織的工人的大屠殺已經發生。

在廣州也采取了同樣的措施。

五月二十一日，湖南發生了許克祥的叛亂，許多農民和工人被反動派殺害。

不久以后，在武漢的國民黨‘左’派，取消了它和共產黨的協議，把共產黨員從國民黨和政府中‘開除’出去，而這個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

許多共產黨領導人這時得到黨的命令，要他們離開中國，到俄國去或者到上海和其他安全的地方去。

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說服陳獨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擔任省委書記，十天以后，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責我組織暴動反對當時在武漢當權的唐生智。

這時，黨內情況處于混亂狀態。

幾乎人人反對陳獨秀的領導和他的機會主義路線。

不久之后，武漢的國共合作瓦解，陳獨秀也就垮臺了。

”

小說中的孫少安是怎樣的人物形象

【第1句】： 歷史斷代的人物命運《平世界》講是從上世紀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中期十年間，中國農村改革，除新的一部現代歷史劇。

電視劇版的它基本符合路遙先生《平凡的世界》的歷史基調，對于所處時代人物的刻畫也基本還原了那個時代農村革新的思潮。

孫少安這一人物形象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了。

孫少安，陜西省黃原縣石圪節公社雙水村人。

文化大革命的一場浩劫，初中畢業的孫少安，讀書生涯就基本完結。

孫少安也和村里普通的孩子一樣，依舊遵循著他的父輩的足跡，面朝黃土背朝蒼天，面對時代給定他的生活和命運。

貧困是當時整個以農業生產，靠土地吃飯的農民――農業人口都面臨的一種社會的現狀。

為促生產，人民公社、農業合作社、農業學大寨等農村的基層革新如火如荼，人定勝天的思路就是向天討要溫飽。

然而這些農村改革的后期，社會機制慢慢地扭曲、走樣：不貼實際的浮夸;大鍋飯的干多干少一個樣、干與不干一個樣;高度集中的勞動方式，分配中的平均主義等。

這些不僅影響了農民的生產熱情和積極性，也阻止了農村經濟的整體發展。

思想認識的教條，勞動實踐的形式主義，舉大家之“虧”力，維護一種集體的存在感。

這本就違背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原則。

僅僅是為了擺脫一種貧困現狀，卻無形忽略了人本身作為集體的勞動主體的存在，加劇了貧困悲劇。

田福軍下鄉調研，高專員視察：農民無食吃、無衣穿……觀音土、樹葉、樹皮，群眾面如菜色地承受饑貧，口中還高喊“感謝黨!”覺悟里，一切都是公共的，個人的思想和實踐往往不會成為實際生產勞動的主流思路，所以也得不到太多支持和貫徹。

這種被淹沒，被無關痛癢地扼阻，只因為這是個從全國到省部、到黃原、到石圪節公社，再到自然村落的雙水村，從上至下的隸屬關系，政治階級關系脈絡的梳理。

孫少安毫不例外，他也只是黃原縣石圪節公社雙水村一隊普通的一個貧苦農民，日子過得驚惶。

【第2句】： 樸素的貧農階級意識孫少安是個地道的農民，他不像他的姐夫王滿銀那樣好吃懶做、游手好閑愛做發財夢，也不像金家灣的金富謀求財富“不擇手段”。

孫少安之所以十八歲能被選作雙水村一隊隊長，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唯一可以稱道的也僅僅是因為他這個年輕后生淳樸、厚道、有一定的文化，敢于吃苦，勇于承擔，階級成分明朗小說《平凡的世界》孫少安人物性格分析小說《平凡的世界》孫少安人物性格分析。

他認定自己就是個農民，安守一個農民的本分。

但本分的孫少安卻一點都不本分，他有一般農民沒有的覺悟和前瞻意識。

這在他這個人物命運的種種演繹里面佐證了這一年輕人的思想和遠見。

可是在文化大革命、階級斗爭為綱的歷史大環境下，沒有黨 的“指示”，“蠻干”是不符合歷史邏輯的，是要被作為走資派嚴懲的。

孫少安雖然思想意識激進，但得益于他的階級身份和家庭的貧困現狀，因此他的“激進”，也就不會受到太多階級約束。

即便被以走資派批斗，也絲毫不會損失他做為農民，參與農村改革，讓農民過上“好日子”的思想觀念。

這里有一種邏輯，我們看劇中的時代人物的塑造，孫少安為集體(也為自己)在不斷地與老天、土地和人做著抗爭。

這種抗爭不是高高在上，更不是加官進爵。

他雖然也“忤逆”村委田福堂和家庭中權威的父親，但他始終認可黨的權威，對于基層的領導他也從未野心取而代之過。

從他支持田福堂去公社協調向罐子村開壩要水，到一直不愿遞交自己的入黨申請書等。

孫少安是個典型的有集體主義責任感的年輕后生，雖然他是一介農民，被壓抑著不能或者不愿成為黨和國家需要的基層干部，但這不能說明他沒有黨性、沒有原則，做不了黨和國家真正的時代主人。

他一個地地道道且普普通通的農民，自然琢磨的都是農民的事。

他熟稔農村當地的風土人情以及人情世故。

他的精神意志除了生存、致富，還會被一層隱隱約約的黨性領導著，這種黨性不是村支書田福堂，不是他的二爸孫玉亭，也不是鄉上的領導干部或者別的，而是“遙不可及”的“田福軍”。

有了這樣一位隱約的牽引，孫少安也就有了生產革新的動力。

孫少安在自我解放的層次上帶領社員從動員社員下地勞動、私分豬飼料地、到罐子村要水、扶貧幫困、去其他村落熬活學手藝、接受新思維、辦磚廠等一步一步的農村實際實踐中復活。

【第3句】： 唯美的愛情觀在電視劇版《平凡的世界》中，孫少安是個非常鮮活的角色。

他的立體、他的維度，他的舉止言行，帶著厚重的鄉土氣息。

淳樸厚道的個性里掩飾不住一個新時代青年對自由婚戀的愛情的渴望。

孫少安讀過書，不多，因此他不會如田潤葉那樣，雖是農民出身但卻帶著濃濃的書卷氣。

田潤葉和孫少安相愛了，他們之間的愛情源于最正直、淳樸、本真的原始環境，可謂是青梅竹馬、兩小無猜。

孫少安在表達自己情感的層次上就如同他對土地的希望一樣――田間地頭，沒有瓜田李下的做作，為了能過上好日子不斷努力嘗試。

他將愛情每每充實到男性大愛的脊梁中，即便是在重重阻撓、猶豫、彷徨的情感爭斗中也不失擔當與果敢。

田潤葉是村支書田福堂的閨女，縣革委主任田福軍的侄女。

僅靠這響當當的背景，田潤葉和孫少安就已經門不當戶不對了。

況且田潤葉本身還是個充滿希望的知識分子。

那會兒有知識、有文化，吃商品糧，那是多么令人羨慕和榮耀的一件事啊!誰會將這優質資源浪費在一個蝸居山野的?j惶人家。

但是，在年輕人的感情世界，這種充滿背景和功利的考量是世故的、偏激的、扼殺的和不道德的小說《平凡的世界》孫少安人物性格分析百科。

何以這樣鄙薄社會性對年輕人唯美愛情的盤剝，那是因為每個年輕人都不會一開始就是一個老江湖，自然對于愛情與婚姻少了家族或者來自他人的太多期許。

唯美的愛情和這些外界奢華的物質利益以及價值觀無論如何也不相稱。

如是，就是在當今的社會，婚戀關系從傳統里繼承性地發展到今天，我們依然可以從中覓到古典的門當戶對的影子。

何況那年那月的社會，新舊思想的沖突，在一個落后的朝不保夕的自然村落，富裕人家也絕對不會允許一個窮小子將自家的閨女娶進門這里我沿用阿瑪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的觀點：經濟作為自由的保障，越是經濟優越(富裕人家)就越是有優先選擇權。

把這種庸俗的功利設定在經濟理論領域，大概就是對彼此家庭做了有效的邊際成本評估吧。

因此，導致孫少安與田潤葉的愛情最終不能升華為婚姻的不是他們兩個人本身的意愿，而是千百年來人們對于婚姻，從來都是要考慮邊際成本的。

愛情的唯美有時候會顯得蒼白無力，掙扎不過時代與日月，當一切隨著歲月的流逝與沉淀，孫少安的人生與田潤葉的人生已經漸漸各自清晰。

他們各自相安，各自相守，維護著淡淡的兄妹情義、鄉鄰情誼，在彼此的感情世界，這大概就是這部電視劇所要詮釋的波瀾不驚的《平凡的人生》吧。

《老農民》里周書記視察是第幾集

周書記視察第四十二級17分鐘開始的，找了快一個小時，才找到的，給個贊唄

康熙下江南的故事

康熙先后六下江南，每次去的時候和回來的時候，都經過揚州。

康熙六下江南，累計520天，在大清朝的歷史上開創了先河。

康熙的曾祖父努爾哈赤、祖父皇太極、父親順治、叔父多爾袞等，都沒有跨過長江。

而康熙是清朝歷史上第一位跨過大運河、海河、淮河、黃河、長江、錢塘江幾大水系的皇帝，足跡遍布北京、天津、上海、江蘇、安徽、山東、浙江、河北等地，開創了很多歷史。

A 康熙南巡的條件 康熙為什么要南巡，是不是酒足飯飽后，一拍腦袋說：“我要南巡”

顯然不是，康熙南巡也有著特定的歷史條件，大概分為以下五點。

第一點是天下一統，安定了下來。

1583年，也就是明朝萬歷十一年，努爾哈赤起兵，開始了漫長的戰爭。

后來，又有農民戰爭、臺灣戰爭，一直打到了1683年，整整100年的時間。

當時的中秋節，康熙收到了一份海上捷報：“明月中秋節，執書海外書。

自今天漢下，萬里煙云開。

”所有戰爭的煙云都消散了。

第二點是治河興農。

中原地區經受了100年的戰亂，沒有時間、精力、錢糧來治理河道，因此水患不斷。

在康熙宮殿的柱子上，刻有一條幅，上面寫著：“治河、興農、三藩”，這是他日日夜夜想要解決的事情。

當時三藩已經被平定了，有時間來解決治河的難題了。

當康熙來到高郵一帶時，看到一片澤國，百姓只能在一些高地上搭建草棚度日。

從古至今，治理水患，都是一項規模宏大的工程。

第三點是緩和滿漢矛盾。

當時的民族矛盾很尖銳，努爾哈赤曾推行“殺儒政策”，不是殺一個人，而是一批一批地殺。

皇太極曾經“六掠中原”，沿著太行山的山路，兵分八路，推進了1000華里，一直到山東濟南，將人和牲口一起掠奪，包括無數財寶，隊伍長達200華里。

多爾袞也曾宣布“剃發、易服、占地”等政策，“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這對中原百姓來說，都是巨大的傷害。

這也引發了“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一幕幕歷史悲劇。

所以，康熙是想緩和滿漢之間的民族矛盾和文化沖突。

第四點是宣揚皇帝權威。

中國歷史上，有很多皇帝喜歡出游，如秦始皇、漢武帝、隋煬帝等，這都是君王表現自我權威的一種形式。

康熙是一位學者型皇帝，他相信“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所以南巡也是一種行走。

第五點是欣賞江南山水。

清朝在康熙之前的皇帝，大多生活在北方，江南山水美如畫，那也只是看畫一樣。

比如“煙花三月下揚州”，沒有具體體會。

康熙就不同了，可以親身欣賞到江南的山山水水。

B 康熙六下江南的情景 康熙第一次下江南，是在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

為什么選擇這個時候呢

因為結束了三藩動亂，統一了臺灣，終于可以喘一口氣了，所以決定南巡。

他從北京沿著大運河，從北往南走，來回都經過了揚州。

但是，他第一次來揚州，并沒有住進揚州城，而是將龍舟泊在儀征的長江中間。

因為“揚州十日”的緣故，他內心還是覺得有些不安穩。

揚州又太有誘惑力了，所以他選擇白天進城，只有一天的時間，游覽了棲靈寺、平山堂、江天寺。

其實，當時沒有棲靈寺，只有大明寺，因為康熙對“大明”比較忌諱，所以就以寺中棲靈塔為名改稱“棲靈寺”。

康熙在沿途中，很會籠絡人心。

他經過山東時，特地去拜祭孔子，對孔子行三跪九叩的大禮，表達對孔子的尊敬。

康熙二下江南，是在康熙二十八年，間隔了5年的時間。

其中，發生了俄國入侵雅克薩的事件。

當時朝廷有兩種看法，一種是不去理睬，一種是寸土不讓。

最終，康熙還是選擇了進行反擊戰，最終打敗了俄國侵略者，這也是滿族人、漢族人、蒙古人等多民族的共同勝利。

第二次來到揚州的時候，康熙就把船停在了江都陳家灣，歷史記載：“郡市民迎駕”，百姓的態度就緩和了。

這次他住在了揚州府里，住了一天時間。

他到處視察河患，進行治理。

康熙三下江南，是在康熙三十八年，中間又有了10年時間。

主要是他御駕親征嘎爾丹，當時的戰場都是戈壁，寸草不生，糧草供給很成問題。

康熙就和士兵們一樣，開始一天吃一頓飯，后來兩天吃一頓飯。

盡管條件非常艱苦，但是每晚他都進行刻苦學習。

后來嘎爾丹死了，康熙才放心南巡。

這次來到揚州，康熙主要修水利，讓百姓安居樂業。

為了他的到來，當地官員修建了高旻寺，康熙題字“敕建高旻寺”。

當時，他看到附近的居民遭到了火災，他就派手下的近衛軍去幫忙滅火。

此外，他還補償百姓的損失，每燒毀一間房，補償3兩銀子，并且發到每個受災百姓的手中。

康熙四下江南，是在康熙四十二年，來回都是住在揚州的。

住在行宮里，南巡也開始有規律起來，兩年一次。

康熙五下江南，是在康熙四十四年，視察黃河、淮河的水利，看看效果如何。

當時百姓對他已經非常愛戴了，運河兩岸有很多百姓夾道歡迎，一邊奔跑一邊歡呼。

曹寅等官員修建了一個行宮，有精致的房屋，有漂亮的花園。

當時有人對康熙的行程進行了詳細記載：“3月11日，各地官員匍匐叩見，進獻古董、字畫等；12日，康熙進城，燈籠如白練一樣；13日，康熙在行宮里寫字；14日，康熙前往鎮江，曹寅等官員又來送禮，其中有白玉環一只、白玉鸚鵡一對。

鹽商送上古玩60件，還送給隨行的皇太子40件……” 康熙回來時還住在揚州，來回一共住了11天。

“初一，康熙中午游玩，晚上看戲、宴請；初二，看戲、宴請……”余下的日子里，每天都是“看戲、宴請”，最多的一天，擺了100桌宴席。

擺宴席所花費的錢財，全部是由地方官員出資的。

康熙六下江南，是在康熙四十六年。

當時盛況空前，河北、山東各地的百姓都非常擁護他，人山人海，熱鬧非凡。

康熙六下江南后，就不再南巡了。

因為在康熙四十七年，他兩廢兩立太子，非常勞心。

在朝廷上宣布圣旨的時候，一邊宣讀一邊哭泣，最終還倒在地上。

不久，康熙就中風了，右手不能寫字了，所以后來康熙都是用左手御批的。

從北京到杭州一帶，一個來回要有10000華里，康熙的體力也不能支撐了。

C 康熙南巡的揚州影響 盡管有很多文人墨客寫過揚州，但是康熙六下江南，十二次經過揚州，還是給揚州注入了非常大的影響。

康熙的六下江南，也逐漸化解了滿漢之間的矛盾。

比如他對董仲舒的評價為“正誼明道”，承認儒家的傳統。

他還為宗澤、陸秀夫等人題匾，逐步化解了滿漢之間的文化差異。

康熙南巡，同樣影響宮廷。

比如他在南方吃到的菜肴，看到的服裝，聽到的戲劇，這些江南文化都對北方產生了影響。

特別是各地官員送上的妃嬪。

在康熙后來的妃嬪中，有很多漢人的姓氏。

而在他的子女中，也有很多江南女子為他所生的。

康熙很會籠絡漢官，有次南巡到江蘇的時候。

江蘇巡撫來接駕，康熙問他，“多大了

”江蘇巡撫回答說：“我今年62歲了。

”“視力還好嗎

”“大字還看得清楚，小字就看不見了。

”康熙就送了他一副眼鏡。

到了第二天，康熙看到這位巡撫，立刻問他，戴上眼鏡是不是看清楚了

巡撫說“是”。

康熙問他：“你牙口可好

”巡撫回答說：“吃軟的還可以，吃硬的就不行了。

”康熙就說，他的御廚會做一道菜，叫做“康熙豆腐”，就派他的御廚做好了送到巡撫府上。

但是，這道“康熙豆腐”只能吃一次啊，康熙就派他的御廚到巡撫府，教府上的廚師這道“康熙豆腐”，讓他可以一直吃到，子孫也可以吃到。

這就是康熙的君臣情感交流，康熙南巡有八賜：“賜匾、賜字、賜宴、賜食、賜銀、賜物、賜見、賜官”，非常慷慨。

很多官員都對康熙忠心耿耿。

當然，康熙皇帝南巡時，還是造成了一定浪費的。

畢竟，這是一兩萬人的大隊伍。

很多當地官員都為他們出資，曹寅最后被抄家，也有著一些關系。

現在很多小說、電視劇，都說康熙下江南很多故事，比如參加科舉考試，住在鄉野小店等，這些都不可信，純屬胡編亂造。

很多人對康熙的評價都很高，稱他為“千古一帝”，我不同意這種說法，我認為康熙是“千年一帝”，他是從兩宋開始到清朝的千年之中，出現的最出色的皇帝。

在這段歷史中，出現的皇帝很多，在位40年以上的皇帝也不少，但這些皇帝都或多或少有些缺點。

只有在康熙當朝的這幾十年內，百姓的生活是非常安寧的，完全可以稱為盛世。

康熙雖然有些浪費，但是和乾隆皇帝相比，還是比較節儉的。

希望明年有機會，還能再來揚州，講述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故事。

現代為國科技奉獻的名人故事

第33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