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集卷之三詩五言《詠二疏》

引導語：《詠二疏》是晉宋之際文學家陶淵明創(chuàng)作的一首五言詩。此詩吟詠西漢宣帝時以“知足”為宗旨而急流勇退的疏廣與疏受叔侄二人，謳歌了二疏立功不居、功成身退、有金不私的賢達事跡。下面就是小編整理的這首詩的原文，歡迎大家閱讀學習。

[說明]

這首詩約作于宋武帝永初三年(422)，陶淵明五十八歲。全詩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對二疏實現(xiàn)功成身退之目標的積極評價，第二部分描寫二疏辭官回鄉(xiāng)的場面，第三部分描寫二疏歸鄉(xiāng)后所過的自由自在的日子以及不屑于“近務”而每日邀請在一起飲宴的情景，最后以二疏所奉行的“道”經(jīng)過時間的洗禮仍閃耀著光輝作結。參見《詠三良》說明。

二疏，指疏廣與疏受，漢宣帝時蘭陵(今山東省棗莊市東南)人。疏廣任太子太傅，其侄疏受任太子少傅，任職五年;疏廣認為名已成立，不離去恐有后患，便與疏受一道辭職還鄉(xiāng)。當離去時，公卿大夫等送行者車百輛，觀者皆嘆日：“賢哉二大夫。”皇帝和太子送給二疏很多財物，他們還鄉(xiāng)后便以賜金日與親友賓客宴飲共樂，而不留金為子孫置辦房屋田產(chǎn)。事見《漢書。疏廣傳》。這首詩就是頌揚二疏的行為和品德，從而表現(xiàn)出詩人的志趣所在。

大象轉(zhuǎn)四時，功成者自去(1)。

借問衰周來，幾人得其趣(2)?

游目漢廷中，二疏復此舉(3)。

高嘯返舊居，長揖儲君傅(4)。

餞送傾皇朝，華軒盈道路(5)。

離別情所悲，余榮何足顧(6)!

事勝感行人，賢哉豈常譽(7)!

厭厭閻里歡，所營非近務(8)。

促席延故老，揮筋道平素(9)。

間金終寄心，清言曉未悟(10)。

放意樂余年，逞恤身后慮(11)!

誰云其人亡，久而道彌著(12)。

[注釋]

(1)大象：指天，大自然。《老子》：“大象無形。”又：“執(zhí)大象。”王弼注：“大象，天象之母也。”轉(zhuǎn)：運行。這兩句是說，正如自然運行、四季更替一樣，功成者亦自當遲去。

(2)借問：請問。衰周來：自東周末期以來。趣：旨趣，意旨，道理。

(3)游目：隨意觀覽，這里是放眼、回顧的意思。復：再，恢復。此舉：這種行為，指“功成者自去”。

(4)高嘯：猶高歌，形容自由自在，無拘無束。長揖(yī衣)：舊時拱手高舉，自上而下的相見或道別的禮節(jié)。《漢書。高帝紀上》：“酈生不拜，長揖。”詩中是指辭謝。儲君傅：指太子大傅與太子少傅的職位。儲君：太子。

(5)餞(jiàn薦)行：以酒食送行。傾：盡。華軒：華貴的`輕車，指富貴者乘坐的車子。盈：滿。《漢書。疏廣傳》：“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指餞行)，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shù)百兩，辭決而去。”

(6)余榮：剩下的榮華。即指二疏所辭去的官職俸祿。

(7)勝：盛大，佳妙。賢哉豈常譽：《漢書。疏廣傳》：“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嘆息為之下位。“常：普通，一般。

(8)厭厭(yān煙)：安逸、安祥的樣子。《詩經(jīng)。小雅。湛露》：“厭厭夜飲。”毛傳：“厭厭，安也。”閻里：鄉(xiāng)里。近務：眼前之事，指日常平凡的事情。

(9)促席：接席，座位靠近。表示親近。延：邀請，揮觴：舉杯，指飲酒。道：敘說。平素：指往日的事情。

(10)問金終寄心：指疏廣的子孫托人間疏廣，給他們留下多少錢財以置辦房舍田產(chǎn)。寄心：藏在心中的想法，關心。清言：指疏廣所說“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等語，參見《雜詩十二首》其六注(7)。曉未悟：曉諭不明白的人。

(11)放意：縱情。余年：剩下的歲月，指晚年。遑恤身后慮：哪有閑暇考慮死后的事。遑：閑暇。恤：憂慮。《詩經(jīng)。椰風。谷風》：“遑恤我后。”箋：“追，暇也。恤，憂也。”

(12)其人：指二疏。道：做人之道，指清操。彌：更加。著：顯著，昭著，指廣為人知。

[譯文]

天地四時自運轉(zhuǎn)，完成功業(yè)當歸還。

請問東周未世后，幾人能把其意傳?

放眼漢代朝廷內(nèi)，二疏舉止可稱贊。

歡快高歌返故鄉(xiāng)，告別太子長辭官。

皇朝官吏皆出送，華貴輕車填路問。

悲嘆之情為送別，榮華富貴豈足戀!

德操高尚感行人，賢哉之譽豈一般!

鄉(xiāng)里安逸相聚歡，經(jīng)營之事不簡單。

邀來故老促席坐，飲酒共將往事談。

兒女關心遺產(chǎn)事，疏廣曉諭出清言。

縱情享樂度余年，死后之事不掛牽。

誰說二疏已亡去?日久其德更粲然。

賞析

此詩內(nèi)容可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開頭的六句，為作者對二疏實現(xiàn)“功成者自去”之目標的積極評價;第二部分是繼之的八句，是作者根據(jù)史實描寫二疏辭官回到鄉(xiāng)里的場面;第三部分開頭八句筆法一轉(zhuǎn)，描寫二疏歸鄉(xiāng)后所過的自由自在的日子，以及他們不屑于“近務”而每日邀請在一起飲宴的情景，接著告誡親族不要過分關注錢財之事，最后以二疏所奉行的“道”經(jīng)過時間的洗禮仍閃耀著光輝作結。

此詩在陶淵明的作品中不算很重要，但仍大有意味。詩的寫法基本是敷衍史傳，這本是詠史詩的老傳統(tǒng)，自班固《詠史》以下，作品指不勝屈，陶淵明的高明之處在于“據(jù)事直書，而寄托之意自見”。當然，陶淵明也有自己的選擇和重點，他固然關注二疏的功成身退，似有自喻之意，而重點并不在此，詩中尤其強調(diào)的是疏廣“放意樂馀年”，不讓子女當“啃老族”——這也曲折地表達了他本人的人生態(tài)度。

詩中寫得最傳神的是“促席延故老，揮觴道平素。問金終寄心，清言曉未悟”這四句。疏廣之“問金”是為了“寄心”，不同于一般的查賬，他的意思一時未被其族人理解，因此有必要“清言曉未悟”。“問金”，即指《漢書·疏廣傳》所載：“數(shù)問其家金馀尚有幾所。”查詢還剩下多少錢，是為了把它花光。此事最能表現(xiàn)疏廣的風流曠達與深謀遠慮。金錢在實際生活中大有作用，關鍵要看怎么弄錢、怎么花錢。疏廣的那一大筆錢來自皇家的恩賜，來路是光明正大、完全合法的，不打算留給子女，則是怕他們因此而損志、益過——他為下一代考慮得很深遠。陶淵明最重視的正是疏廣拿來開導未覺悟者的那十六字“清言”。

陶淵明也是不忌諱談錢的，據(jù)《宋書》本傳載，陶淵明很明確地“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zhí)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歸隱也得有一定的本錢。他在《歸去來兮辭》的序里說過，到彭澤去當縣令，就是想弄點“公田之利”來喝酒，說法比較風雅，而不諱言過日子要花錢。然而他同疏廣一樣，也不打算給子女留下多少錢——事實上他也沒有什么錢，想通這樣的道理就顯得更為必要。

其實，在陶淵明之前，西晉詩人張協(xié)已先寫過一首詠二疏的《詠史》詩：“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門外，群公祖二疏。朱軒曜京城，供帳臨長衢。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抽簪解朝衣，散發(fā)歸海隅。行人為隕涕，賢哉此丈夫!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顧謂四座賓，多財為累愚。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咄此蟬冕客，君紳宜見書。”張協(xié)也是根據(jù)《漢書·疏廣傳》加以敷衍，他也關注到“多財為累愚”這樣的道理，內(nèi)容與陶詩大同小異;但二者之間尚有細微的差別。一是張詩多有教訓別人的氣味，與陶淵明的讀書得間、與古人共鳴有所不同;二是張詩大抵平均使用力量，完全按史傳材料敷衍，看不出獨特的心得和立言的重點。當然，張協(xié)是很優(yōu)秀的詩人，其人被鐘嶸的《詩品》列入上品，稱為“曠代之高手”，他這首詩曾被收入蕭統(tǒng)的《文選》，但其水平離陶淵明的《詠二疏》尚有一定的差距。

名家點評

宋代蘇軾：“《詠二疏》詩，淵明未嘗出二疏，既出而知返，其志一也。或以謂既出而返如從病得愈，其味勝于初不病，此惑者顛倒見也!”

清代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四：“詠二疏去位，所以自況其辭彭澤而歸田也。”

現(xiàn)代龔望《陶淵明集評議》：“敘二疏事處，清婉可嘉。”

陶淵明集卷之三詩五言《詠三良》

引導語：《詠三良》是唐代文學家柳宗元創(chuàng)作的一首詠史懷古詩。全詩寫三良從具體參政到殉死身亡，刺秦康公而美三良，其意在刺唐憲宗信讒言貶賢，自抒強烈的孤憤之情，作者將自己的切身參政經(jīng)驗融入對歷史事件的觀照，賦予史事以豐厚的現(xiàn)實內(nèi)蘊和情感深度，寫得有聲有色，情感激昂，極具現(xiàn)實意味，下面就是這組詩的知識，歡迎大家閱讀學習。

[說明]

這首詩同《詠二疏》、《詠荊軻》是陶淵明三首著名的詠史詩，三篇體制大體相當，當為同一個時期的作品。從這首詩的內(nèi)容來看，當作于宋武帝永初二年(421)之后不久，暫系于永初三年，陶淵明五十八歲……

三良，指春秋時秦國子車氏的三個兒子：奄息、仲行、鍼(zhēn針)虎。他們?nèi)硕际墙艹龅娜瞬牛乔啬鹿膶櫝肌Ｄ鹿溃俗衲鹿z囑為之殉葬。《左傳。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锨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詩經(jīng)。秦風。黃鳥》就是秦國人民為哀悼三良及一百七十多個無辜犧牲者而創(chuàng)作的，表示了對殘暴統(tǒng)治者的控訴與譴責。陶淵明的這首詩，則完全稱贊三良的行為，其目的顯然不在詠史，而是借詠三良之事。表彰張袆不肯毒死零陵王而自飲毒酒先死的盡忠行為。(事見《述酒》詩說明)

彈冠乘通津，但懼時我遺(1)。

服勤盡歲月，常恐功愈微(2)。

忠情謬獲露，遂為君所私(3)。

出則陪文輿，人必侍丹帷(4)。

箴規(guī)響已從，計議初無虧(5)。

一朝長逝后，愿言同此歸(6)。

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7)!

臨穴罔惟疑，投義志攸希(8)。

荊棘籠高墳，黃鳥聲正悲(9)。

良人不可贖，該然沾我衣(10)。

[注釋]

(1)彈冠：彈去帽子上的灰塵，指準備出仕為官。見《詠貧士七首》其七注(2)。乘：駕馭，占據(jù)。通津：本指交通要道，這里指高官要職。《古詩十九首》之四：“何不策高足，先據(jù)要路津。”時我遺：即“時遺我”的倒裝句，時不我待之意。我：指三良。

(2)服勤：猶言服侍、效勞。《禮記。檀弓上》：“服勤至死。”孔穎達疏：“服勤者，謂服持勤苦勞辱之事。”盡歲月：一年到頭。功愈微：功勞甚小。愈：更加。

(3)謬：妄，自謙之詞。獲露：得到表現(xiàn)。私：親近，寵愛。

(4)文輿：華美的車子。這里指穆公所乘之車。丹帷：紅色的帷幕。這里指穆公寢居之所。

(5)箴(zhēn針)規(guī)：規(guī)諫勸戒。響已從：一發(fā)言就聽從。初無虧：從不拒絕或輕視。虧：枉為。這兩句是說，穆公對三良言聽計從。

(6)言：語助詞，無意義。同此歸：一道去死。《史記。秦本紀》之《征義》引應劭曰：“秦穆公與群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hōng轟，周代諸侯死之稱)，皆從死。“

(7)君命安可違：《史記。秦本紀)載，秦穆公死，康公立，遵照穆公的遺囑，殺了一百七十四人殉葬，秦大夫子車氏三于亦從殉，共“一百七十七人”。“君命安可違”即指此事。安，怎能。

(8)臨穴罔(wǎng往)惟疑：面對墳墓沒有猶豫。罔：無。惟：語助詞，無意義。疑：猶疑，猶豫。《詩經(jīng)。秦風。黃鳥》：“臨其穴，惴惴其栗。”投義：獻身于大義。攸希：所愿。

(9)黃鳥聲正悲：《詩經(jīng)。秦風。黃鳥》：“交交(悲鳴聲)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栗。彼蒼天者，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10)不可贖：不能挽救贖回。語本上引《詩經(jīng)》。泫(xuàn眩)然：傷心流淚的樣子。《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

[譯文]

出仕為官居要職，只怕蹉跎好時光。

一年到頭勤效力，常恐功績不輝煌。

忠情偶爾得表現(xiàn)，于是得寵近君王。

出門陪同在車邊，入宮服侍丹帷旁。

規(guī)勸之言即聽取，建議從來不虛枉。

一旦君王長逝后，愿得一道把命亡。

君王恩厚難相忘，君命怎能敢違抗!

面臨墳墓不猶豫，獻身大義志所望。

草叢籠罩高墳墓，黃鳥啼鳴聲悲傷。

三良性命不可救，淚水沾濕我衣裳。

賞析

“三良”事最早見于《詩經(jīng)·秦風·黃鳥》。據(jù)《左傳》魯文公六年載，“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針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此后史家、詩人對秦穆公殺害三良一事的評論便絡繹不絕，有對具體史實進行加工的，如東漢應劭認為秦穆公與三良約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討君臣關系、個體生命價值的，如陶淵明、蘇軾等等。

柳宗元《詠三良》詩意可分兩層來分析。前十句為第一層，是就三良來說。詩人以飽蘸熱情之筆，刻畫了三良一心報國、忠君以死的義士形象。應該說，這與《黃鳥》一詩的記載是相違背的。《黃鳥》首章云：“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栗。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清馬瑞辰曰：“詩以黃鳥之止棘、止桑、止楚，為不得其所，興三良之從死，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黃鳥所宜止，《小雅·黃鳥》詩‘無集于桑’是其證也。”馬說甚是。詩中描繪三良死前是“臨其穴，惴惴其栗”，全無視死如歸的氣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證。不過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漢末王粲《詠史詩》論三良之死曰：“結發(fā)事明君，受恩良不訾。臨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隨?……人生各有志，終不為此移。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認為他們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詩對照，無論是“束帶值明后”與“結發(fā)事明君”的細節(jié)描繪，還是“生時亮同體，死沒寧分張”與“人生各有志，終不為此移”的死亡價值判斷，其相似之處都是驚人的。究其原因，王粲《詠史詩》作于漢獻帝建安十六年隨曹操西征馬超歸途中，其時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揚“士為知己者死”的精神，認為三良從穆公而死乃忠義之舉。而柳宗元《詠三良》則是借史事來抒己之懷抱，既有對在朝為官時崢嶸歲月的.回憶，又有對憲宗者流打擊王叔文政治集團行為的討伐。其《讀書》一詩云：“幽沈謝世事，俛默窺唐虞。上下觀古今，起伏千萬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詠史》之詠嘆燕昭王、樂毅，《詠三良》之批判秦康公，無不是由讀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詩云：“少時陳力希公侯，許國不復為身謀。”順宗重用王叔文集團，劉禹錫、柳宗元等人積極參政，使得“人情大悅”，政局為之一新。“生時亮同體，死沒寧分張”，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寫照。

然而若撇開柳宗元《詠三良》詩的政治隱喻不談，而就其對君臣關系的討論來看，不得不說此詩的深刻性和陶淵明的同題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詩雖亦有“出則陪文輿，入必侍丹帷。箴規(guī)向已從，計議初無虧”的描述，但“忠情謬獲露，遂為君所私”與“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的議論，則深刻揭示了為人臣子的無奈與悲哀。事君以忠，為君所賞，本是做臣子的價值體現(xiàn)，但若過于忠誠，連同身家性命都被國君據(jù)為己有，那么結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淵明說“忠情謬獲露”，“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與其對臣子的控制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君命安可違”實乃“君命不可違”。他對君主專制下的臣子的個人價值進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國之公器，非國君的一己之私，更何況人本身又具有獨立存在的價值。這直接啟發(fā)了蘇軾《和〈詠三良〉》“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帷”中洋溢的對個體獨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殺身固有道，大節(jié)要不虧”中對為人臣子原則的揭橥。宗元《詠三良》詩在這一點上，和陶淵明相比是一個倒退。

《詠三良》詩的后六句為第二層，是就秦康公來說。秦穆公命令三良為自己殉葬，這在禮儀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蓋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于是習以為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在中原地區(qū)人看來，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極其野蠻的行為，又何況其中還有國家的賢才。穆公死后，秦國的東征有所緩慢，晉、楚相繼稱霸，這和穆公以賢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關系。《左傳》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宗元所論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圖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討伐穆公的繼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與魏顆進行比較。《左傳》魯宣公十五年記載：“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魏顆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間選擇了改嫁父妾的做法。這樣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罵名。可是在史書有關三良殉死的記載中，卻沒有康公的聲音，甚至讓人感覺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顯是錯誤的，倘若三良從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脅迫所致，康公命令他們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親殘暴的遺命付諸行動，而且還可贏得人心，加強自己的統(tǒng)治基礎，甚至可以繼續(xù)父親的東征事業(yè)。在這種情況下，康公如果選擇沉默，即是承認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礎上立論的。應該說宗元的立論角度是頗為新穎的，然而倘若仔細研究，則會發(fā)現(xiàn)宗元的論證恰恰是偏頗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國的風俗與中原地區(qū)不同，以人殉葬是習以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為是合乎舊俗而有違于情理，沒有與時俱進。宗元對秦國當時舊俗似乎沒有注意到，沒有把穆公父子的行為放到特定的環(huán)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與魏顆面對的情況是不同的：魏顆面臨著兩種選擇，即既可以執(zhí)行武子神智清醒時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執(zhí)行其父神智不清時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種選擇，在“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論語·學而》)的春秋時期，康公執(zhí)行父命乃被動行事，無可厚非。當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盡孝而不顧國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終毀了父親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討伐他也是對的，這表現(xiàn)了宗元的人道主義精神和時代的進步。不過宗元說“吾欲討彼狂”，稱康公為狂亂之人，大加討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蘇轍以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從其言而不改，其亦異于魏顆矣。故黃鳥之詩交譏之也。”與宗元一樣，蘇轍對康公的處境似乎沒有明察，自然也談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詩的寫作意圖而言，如前所述，此詩是借討伐康公來討伐唐憲宗。柳宗元認為康公與憲宗的共同點是“從邪陷厥父”。這里，他又犯了一個邏輯上的錯誤。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錯誤的，康公如果改變父命，這無疑是正確之舉。可是現(xiàn)在宗元以憲宗來類比康公，就詩歌本身來說，應該是責備憲宗沒有改變父親錯誤的命令，但實際情況是憲宗改變了在宗元看來是正確的命令，因為他把順宗朝幾乎所有的變革措施都廢除了，并且殘酷打擊了所有運動參與者。所以宗元把憲宗和康公相類比是錯誤的。

名家點評

清代學者何焯《義門讀書記》：“此詩(指柳詩《詠史》)以燕惠王比憲宗，……下《三良》篇亦有指斥。”

現(xiàn)代學者高平《柳宗元〈詠三良〉詩質(zhì)疑》：“柳宗元的《詠三良》一詩的寫作是失敗的。”(載《古典文學知識》)

陶淵明集卷之三詩五言《詠荊軻》

引導語：《詠荊軻》是晉宋之際文學家陶淵明創(chuàng)作的一首借史詠懷、托古言志的詠史詩。此詩以極大的熱情歌頌了荊軻刺秦王的壯舉，充分地表現(xiàn)了詩人對黑暗政治、強暴勢力的憎惡和鏟強除暴的愿望。下面就是小編整理的這首詩的相關知識信息，歡迎大家閱讀學習。

[說明]

這首詩約作于宋武帝永初三年(422)，陶淵明五十八歲。全詩有詳有略的寫作特點十分明顯，大部分篇幅都用來寫荊軻之行，以此著力渲染荊軻不畏強暴、義無反顧的慷慨悲壯之舉;刺秦王的過程只以“圖窮”以下四句簡要敘述;詩的最后兩句，體現(xiàn)了詩人對奇功不建的無限惋惜之情。此詩寫得筆墨淋漓，慷慨悲壯，在以平淡著稱的陶詩中別具一格。參見《詠三良》說明。

此詩詠贊荊柯刺秦王之事，事見《戰(zhàn)國策。燕策三》及《史記。刺客列傳》。荊軻，戰(zhàn)國時齊國人，迂居衛(wèi)，后來到燕國，好讀書、擊劍，與高漸離為知友。燕太子丹曾質(zhì)于秦，秦王贏政待之不善，丹怨憤逃歸。時秦國東伐，將至燕。燕太子丹欲刺殺秦王，盡力招募勇士。荊軻被招，受到燕太子丹的恩遇和敬重。荊柯奉燕太子丹之命，帶著燕國督亢地圖去迸獻秦王，在地圖中暗藏一把匕首，以便借機行刺。易水送別之后。荊軻義無反顧去見秦王，獻上地圖，圖窮匕首現(xiàn)，追刺秦王，終因劍木不精而沒能刺中秦王，反而被殺。陶淵明這首詩即詠贊此事。詩人以豪邁的詩筆成功地塑造了一個除暴勇士的生動形象，用惋惜贊嘆的語言歌頌了荊柯的壯烈活動，抒發(fā)了詩人內(nèi)心無限的感慨。

燕丹善養(yǎng)士，志在報強贏(1)。

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荊卿(2)。

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3)。

素駭鳴廣陌，慷慨送我行(4)。

雄發(fā)指危冠，猛氣沖長纓(5)。

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群英(6)。

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7)。

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8)。

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9)。

心知去不歸，且有后世名(10)。

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11)。

凌厲越萬里，透迄過于城(12)。

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13)。

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14)!

其人雖已沒，千載有余情(15)。

[注釋]

(1)燕丹：燕國太子，名丹。姓與國同，是戰(zhàn)國時燕王喜之子。士：門客。報：報復，報仇。強贏(yíng營)：強秦。贏指秦王贏政，即后來統(tǒng)一六國始稱皇帝的秦始皇。

(2)百夫良：百里挑一的勇士。荊卿：即荊軻。卿，猶“子”，是燕人對他的尊稱。

(3)死知己：為知己而死。燕京：燕國的都城，今北京地區(qū)。

(4)素驥：白色駿馬。《戰(zhàn)國策。燕策三》：“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白色是喪服色，白衣冠以示同秦王決一死，以壯荊軻之行。此處用“索驥”，就表達這層意思。廣陌：大路。慷慨：情緒激昂。

(5)雄發(fā)上指冠：怒發(fā)直指，沖起高高的帽子。雄發(fā)，怒發(fā)。冠：帽子。《戰(zhàn)國策。燕策三》：“復為羽聲慷慨，土皆瞋目，發(fā)盡上指冠。”纓(yīng英)：系帽子的絲帶。

(6)飲餞：飲酒送別。易水：在今河北省西部，源出易縣境。

(7)漸離：高漸離，燕國人，與荊軻友善，擅長擊筑。《史記。刺客列傳》：“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于市中，相樂也，已而相位，旁若無人者。”這里是指送別的擊筑。筑(zhú竹)：古擊弦樂器，形似箏。宋意：當為燕太子丹所養(yǎng)之士。《淮南子。泰族訓》：“荊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為擊筑而歌于易水之上。”

(8)蕭蕭：風聲。淡淡：水波搖動的樣子。《戰(zhàn)國策。燕策三》載荊柯臨行時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陶詩此二句即從《易水歌》第一句變化而來。

(9)商音：古代樂調(diào)分為宮、商、角、徵(zhī止)、羽五個音階，商音調(diào)凄涼。奏羽：演奏羽調(diào)。羽調(diào)悲壯激越。《戰(zhàn)國策。燕策三》：“至易水上，既祖(餞送)，取道。高漸離擊筑，荊何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復為羽聲慷慨，士皆膜目，發(fā)盡上指冠。”

(10)且：將。名：指不畏強暴、勇于赴死的英名。

(11)登車何時顧：《戰(zhàn)國策。燕策三》：“于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謂決心己定，義無反顧。飛蓋：車子如飛般疾馳。蓋：車蓋，代指車。

(12)凌厲：意氣昂揚，奮起直前的'樣子。逶迤(weīyí威移)：路途彎曲延續(xù)不絕的樣子。

(13)圖窮：地圖展開至盡頭。《史記。刺客列傳》：“荊軻取圖奏之，秦王發(fā)圖，圖窮而匕首見。”事自至：行刺之事自然發(fā)生。豪主：豪強的君主，指秦王。怔營：驚恐、驚慌失措的樣子。《史記。刺客列傳》：荊軻以匕首刺秦王，王驚而拔劍，“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環(huán)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

(14)劍術疏：劍術不精。《史記。刺客列傳》載：秦王以佩劍斷荊軻左股，荊軻坐地“引七首以擿(zhì擲)秦王，不中，中銅柱。”結果荊軻被殺，行刺失敗。同上傳載：“魯勾踐已聞荊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于刺劍之術也!“奇功：指刺秦王之功。遂：竟。

(15)其人：指荊軻。沒：死。余情：不盡的豪情。

[譯文]

燕丹太子愛俠客，立志報仇刺贏政。

百里挑一招勇士，年終得士名荊卿。

君子能為知己死，荊卿提劍出燕京。

雪白駿馬嘶大道，慷慨眾人送我行。

怒發(fā)上指高沖冠，男兒猛氣沖長纓。

飲酒送別易水上，四周列坐皆豪英。

漸離擊筑音悲壯，宋意引吭高歌聲。

蕭瑟悲風驟吹過，凄寒水上波紋生。

商音凄婉聞流淚，羽調(diào)激昂壯士驚。

此去心知不返歸，將能后世留英名。

義無反顧登車去，疾駛?cè)顼w赴秦庭。

奮勇直前越萬里，曲折艱險過千城。

地圖展盡匕首露，贏政突然心恐驚。

可惜劍術未能精，蓋世之功未建成。

壯士雖然久已逝，千年之下寄深情。

賞析

陶淵明的這首詩取材于《戰(zhàn)國策·燕策》《史記·刺客列傳》等史料，但并不是簡單地用詩的形式復述荊軻刺秦這一歷史故事。

詩的頭四句，從燕太子丹養(yǎng)士報秦，引出荊軻。不僅概括了荊軻入燕，燕丹謀于太傅鞫武，鞫武薦田光，田光薦荊軻，燕丹得識荊軻，奉為“上卿”等等經(jīng)過，而且，一開始便將人物(荊軻)置于秦、燕矛盾之中，又因為這個人物是最出眾、最雄俊的勇士，于是乎他自然成了矛盾一方(燕)的希望之所托。那么，故事的背景，人物的位置，及其肩負之重任，大體都已亮出，所以說這四句是“已將后事全攝”。正因為如此而形成了矛盾的發(fā)展、人物的命運等等懸念。下面接著就寫荊軻出燕，在臨行前，史書中有荊軻等待與其同行的助手，而“太子遲之，疑其改悔”，引起荊軻怒叱太子，且在一怒之下，帶著并不中用的秦舞陽同行的記載。詩人略去這一重要情節(jié)，而代之以“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這后一句逗出下文，而前一句顯然是回護了燕丹的過失，但這樣寫卻與首句的“善養(yǎng)士”相呼應。既使得內(nèi)容和諧統(tǒng)一，一氣貫注，也使得筆墨集中，結構渾成。易水餞行，《戰(zhàn)國策》與《史記》是這么寫的：“遂發(fā)，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由平緩而漸趨激昂。詩人則不然，他首先插入：“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素驥，白馬。馬猶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詩的情緒一下子就激發(fā)起來了。因而“雄發(fā)”二句的刻畫——頭發(fā)直豎，指向高高的帽子;雄猛之氣，沖動了系冠的絲繩——雖不無夸張，但卻由于情真意足而顯得極其自然。易水餞別，也正是在這種氣氛中醞釀和展開的激昂悲壯的一幕。高漸離、宋意……一時燕國的豪杰，都列坐在餞席之上。寒水哀風，擊筑高歌，聲色俱現(xiàn)，情景相生，送者、行者，無不熱血沸騰，慷慨流涕。“心知去不歸，且有后世名。”又一筆折到行者，道出了行者的決心，寫出了行者的氣概，而這也就是這幕戲的意圖與效果之所在。“登車”六句寫荊軻義無反顧，飛車入秦，使上述的決死之心與一往無前的氣概，從行動上再加以具體的表現(xiàn)。其中“凌厲”二句亦屬詩人的想像，它好似一連串快速閃過的鏡頭，使人物迅逼秦廷，把情節(jié)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詩中以大量筆墨寫出燕入秦，鋪敘得排蕩淋漓，而寫到行刺失敗的正面，卻是惜墨如金，只用了兩句話——“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前一句洗練地交代了荊軻與燕丹在地圖中藏著利刃以要劫、刺殺秦王的計謀，同時也宣布了高潮的到來，后一句只寫秦王慌張驚恐，從對面突出荊軻的果敢與威懾，而對荊軻被秦王左右擊殺等等，則只字不提，其傾向之鮮明，愛憎之強烈，自在不言之中。作者以有限的篇幅，再現(xiàn)了雄姿勃勃的荊軻形象，也表現(xiàn)了作者剪裁的功夫與創(chuàng)造的才能。詩的最后四句，便是直截的抒情和評述，詩人一面惋惜其“奇功”不成，一面肯定其精神猶在，在惋惜和贊嘆之中，使這個勇于犧牲、不畏強暴的形象，獲得了不滅的光輝、不朽的生命。可以看得出詩人是以飽蘸感情的筆觸，寫下了這個精彩而又有分量的結尾。

發(fā)思古之幽情，是為了現(xiàn)實。不過這“現(xiàn)實”亦不宜說得過窄過死(如一些論者所言，這首詩是詩人出于“忠晉報宋”而作)。首先，因為陶淵明反復地說過：“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誰言行游近，張掖至幽州”(《擬古》之八);“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之五)。這說明在作者的生活、志趣和性格中，也早已具有著豪放、俠義的色彩。其次，詩人也曾出仕于晉，不過他說這是“誤落塵網(wǎng)中，一去十三年”(《歸園田居五首》)，悔恨之情溢于言表，足見“晉”也并不是他的理想王國，當然“宋”亦如此。這些都是不必將《詠荊軻》的作意膠柱于“忠晉報宋”的理由。詩人一生“猛志”不衰，疾惡除暴、舍身濟世之心常在，詩中的荊軻也正是這種精神和理想的藝術折光。說得簡單一點，便是借歷史之舊事，抒自己之愛憎，這樣看是比較接近詩人心跡的。這首詩的影響也正在此。

此詩按照事件的經(jīng)過，描寫了出京、飲餞、登程、搏擊幾個場面，尤其著力于人物動作的刻畫，塑造了一個大義凜然的除暴英雄形象。比如，“提劍出燕京”，寫出了荊軻仗劍行俠的英姿;“雄發(fā)指危冠，猛氣充長纓”，更以夸張的筆法寫出荊軻義憤填膺、熱血沸騰的神態(tài)。而“登車何時顧”四句，排比而下，一氣貫注，更寫出了荊軻義無反顧、直蹈秦邦的勇猛氣概。詩中雖沒有正面寫刺秦王的場面，但從“豪主正怔營”一句，可以想見荊軻拔刀行刺之時那股令風云變色的虎威。

這首詩還通過環(huán)境氣氛的渲染來烘托荊軻的精神面貌。最典型的是易水飲餞的場景。在蕭殺的秋風中、滔滔的易水上，回蕩著激越悲壯的樂聲，“悲筑”、“高聲”、“哀風”、“寒波”相互激發(fā)，極其強烈地表達出“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英雄主題。

名家點評

宋代朱熹《朱子語類》：“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jù)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

清代張玉谷《古詩賞析》：“既惜之，復慕之，結得摶捖有力，遂使通首皆振得起。”

清代龔自珍《己亥雜詩》：“陶潛詩喜說荊軻，想見《停云》發(fā)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俠骨恐無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