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校開放課口號

從波士頓市區前往麻省理工學院(MIT)，需要坐“出城”方向的紅線地鐵。在這個名為劍橋的小鎮里，坐落著兩所享譽世界的大學。

在劍橋鎮，哈佛校園所特有的絳紅色，具有凝結歷史般的厚重感。與之相對應，麻省理工學院則是一片潦草地散落在查爾斯河畔的混搭式建筑。MIT沒有圍墻，沒有大門，所有的建筑都任人穿梭。很多外形粗笨的大樓有水泥灰色的外墻，或者被大塊厚重的玻璃幕墻所包圍。研究中心樓頂的煙囪飄出白煙或熱氣，甚至有棄用的鐵道從校區穿過，讓人覺得它簡直就是一個大工廠。

也許麻省理工學院的最大特點就是不像大學，但正是這里，走出了76位諾貝爾獎得主，他們或工作在這里，或從這里畢業。

左邊拿錘，右邊捧書，是銘刻在麻省理工學院校徽上的兩個人物形象，而它的校訓——“動腦，動手”更是用一句大實話詮釋了這所大學務實、開放的一貫精神。

百老匯大街1號，這座外形如方盒子一般的銀色大樓冷感十足，它位于麻省理工學院校區的東北一隅。10年前創辦的“開放課程項目”一直在這里運作。該項目對外關系主任，同時也是現任全球開放課程共享聯盟主席的斯蒂芬·卡森把三個厚重的白色文件夾從書柜里搬出來放到桌上，指著它們說，“這，就是當年顧問委員會的調研報告。”

2000年前后，世界上很多大學開始意識到遠程教育必將成為一棵搖錢樹。麻省理工學院時任校長查爾斯·韋斯特因應互聯網帶來的教育方式的變革，要求組成一個顧問委員會來回答兩個問題：網絡將如何改變教育？麻省理工學院該怎么辦？

其時，麻省理工學院的很多教師已經開始私下里“耕作”遠程教育這塊“自留地”，他們期望著這個委員會的結論讓他們的行為變得更加名正言順。然而，由電子工程和計算機科學系教授海爾·艾貝爾森牽頭、10名教師組成的這個委員會經過一個夏天的調研，最終在提出各種可能的選擇方案之后，建議麻省理工學院不要利用互聯網賺錢，而應當把最核心的教學資料——包括教學大綱、授課筆記、作業和考試題——全部“端到”互聯網上，供全世界免費享用。

如今，顧問委員會的這份調研報告還存放在卡森搬出的那三個大文件夾里。它會不會成為人類教育史上一份歷史性的文獻？10年的時間，這些尚未泛黃的紙張似乎還不足以回答這個問題。

在150年前建校之初，麻省理工學院開創了研究型大學的模式，引領了一場大學教育的革命。而10年前的這次驚人之舉已經帶動了全球的開放課程運動：自麻省理工學院2001年4月宣布將其2000多門課程全部搬上互聯網，供全世界免費使用以來，全球已有200多所大學加入到教育資源共享的行列中來，他們建立起的“開放課程聯盟”已經在互聯網上免費提供了超過13000門課程的資料。

身處在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雖然你可能沒有機會走進麻省理工學院那不拘小節的校園；不能花每年41000美元的學費去拿一張它的文憑，但是只要你打開任何一臺與互聯網相連的電腦，你都能學習這所世界頂尖大學的任何一門課程，包括最受歡迎的哲學、電子工程和計算機科學、地球和大氣科學、數學、核工程學、物理學、管理學……你不用花錢，甚至連注冊都不用。

“大學的使命是分享知識，我們的項目正是為全世界的教育機構和個人提供幫助，讓更多的人從中受益。”斯蒂芬·卡森說，“我們的宗旨和麻省理工學院的校訓一脈相承”。

開放課程項目的口號是——“為知識開鎖，讓大腦給力(Unlockknowledge,empowermind)。”這聽起來的確像是那百年校訓的翻版。

11月29日，感恩節假期后的第一個工作日。在這個晴朗的初冬，斯蒂芬·卡森的辦公室里飄溢著咖啡的濃香。一張寬大的展示臺上擺滿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紀念品，包括一個金色的北京奧運紀念盤，上面鐫刻著中文：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專訪的時候，卡森開玩笑地說，他打算把這句口號用在他的開放課程項目上。

中國新聞周刊：開放課程項目的理念最初是如何形成的？

斯蒂芬·卡森：本世紀之初，網絡遠程教育初步成型，已經有一些大學以盈利的模式對其進行開發。通過收費的遠程教育，教育機構可以給學習者頒發類似于文憑、證書之類的認證。面對當時的情況，時任校長查爾斯·韋斯特建議組成的遠程教育顧問委員會考慮到，傳播知識是教育的首要使命，利用遠程教育賺錢與之不相符。麻省理工學院是一所成功的大學，有優秀的教師、課程和教學條件，比如實驗室、計算機系統等，這些條件應該利用遠程教育的最新技術手段，服務于更廣泛的人群，而不是少數成績優異的學生。開放式地提供教學資料與麻省理工學院的辦學使命相符合。

同時，開放課程概念在提出之初并不意味著不加限制的使用。為此，委員會提出，一切使用者都應該用于非商業性目的、傳播教學資料應注明來自于麻省理工學院等。在這些條件滿足的情況下，開放課程可以說就成了“免費贈送”的代名詞。

中國新聞周刊：開放課程項目構想之初，教師中有沒有反對的聲音？他們主要的擔心是什么？

斯蒂芬·卡森：時任校長查爾斯·韋斯特力挺該項目。當時，委員會成員到每一個系去找教師征求意見。對于來自少數教師的不同意見，他們做了艱苦的說服工作。教師們有諸多方面的擔心。比如，增加他們額外的工作量。他們相信，除了貢獻自己的教學資料，甚至還有可能收到遠程學習者的電子郵件，需要回復。有的教師認為，還是應該把學生吸引到教室里來，那才是正道。也有人抱怨，由于教學資料免費上網，就必須放棄知識產權，那么，自己編寫的教科書的銷售受到影響怎么辦？還有人提出，是不是有人會利用免費的教學資料來辦學、發證，大發橫財？

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有兩個：第一，我們采取自愿的原則征集公開課程的教學資料；第二，對這個浩大的工程，會采取小規模試驗，逐步推進的方式。實際上，有很多教師對開放課程的概念感到興奮，因而，第一年很容易地提供了50門課程，作為對開放課程這一概念的試驗。試驗的結果，讓更多人對此產生了興趣。隨著規模的逐漸擴大，大多數的顧慮都消除了。直至2007年，我們終于開放了校內所有的課程。

中國新聞周刊：在實際運作過程中，原來擔心的一些問題是否出現過？

斯蒂芬·卡森：的確，我們也會偶然發現一些非法使用開放課程資源的現象。令我吃驚的是，這些情況都是由課程的使用者向我們提供的。

比如，我收到過來自喀麥隆的一位學習者的電子郵件，他告訴我在喀麥隆，有人宣稱和我們有合作關系，通過學習他們提供的收費課程，能夠獲得麻省理工學院授權的證書。在伊朗，有人向我們舉報當地把開放課程的教學資料制作成DVD銷售。我以為，我們龐大的使用者能夠幫助我們發現這些對資源的非法使用現象，讓我們能夠及時地制止他們。

中國新聞周刊：有人認為麻省理工學院不會把自己真正核心學科的課程公之于眾，是這樣嗎？

斯蒂芬·卡森：經過10年時間，目前，開放課程項目的網頁上提供了本校全部33個學科總共2000多個課程所有核心的教學資料。在這些課件中，視頻資料所占比例很少，僅有34個。此外，我們每年都要對200門課程進行更新，其中對140門更新教學內容，另有60門課程是完全新加入的。因此，開放課程的總數是每年小量增加的。如果遇到同一門課程有相同或類似的授課內容，我們會和授課教師協商，根據他們的意愿和課程的特點，選擇其中的一個在網絡上公布。另一種情況是，不同的教師在講授同一門課程時，教學內容和方式有較大的差別，我們也可能將資料一并發布。

除此之外，我們遍布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已經將800門課程的資料翻譯成5種語言供各國使用者學習。其中包括來自中國的兩個組織，他們是大陸的中國開放式教育資源共享協會(CORE)和臺灣的志愿者組織OOPS。

中國新聞周刊：開放課程項目團隊是如何組成和分工的？他們的日常工作內容有哪些？

斯蒂芬·卡森：我們的團隊目前大約由20人組成。其中最主體的部分是出版部，這個部門的人數占整個團隊的大多數。他們的職責就是去和教師交流，了解教師授課的情況，問他們是否有把自己的教學資料貢獻出來的意愿。你知道，教師的日常工作是很忙的，他們愿意參與開放課程項目，但是可能沒有時間去具體處理自己的教學資料。我們的工作人員在得到教學資料之后，要進行加工整理。其后，還要交給負責處理版權問題的人，由他們逐一落實資料的授權發布問題，因為教學資料不僅來自于教師，有的圖片、表格等還可能出自其他來源，這些都需要從原作者處逐一得到授權。出版部還有一組產品技術人員，他們負責把教學資料進行編碼、處理圖片、聲頻、視頻錄像等特殊的教學資料，并最終發布到網上。

除了非常繁忙的出版部之外，我們的戰略發展部著眼于制定規劃、對外聯絡，并有專人負責尋求贊助支持。一個精干的行政部門則負責對整個團隊的管理和服務。

除此之外，我們在印度設立了唯一的一個海外制作中心，我們以外包的方式，請印度一家公司組成6人的團隊，來幫助我們完成一部分教學資料的加工、出版工作。

中國新聞周刊：開放課程項目運作資金的情況如何？

斯蒂芬·卡森：麻省理工學院的開放課程項目每年的資金預算大約為350萬美元。學校自身承擔一半，另一半則由社會捐贈資金來支持。目前捐贈資金主要來源于兩個基金會提供的總共約2500萬美元的捐款。此外，去年來自全球開放課程使用者的個人捐款總額達22萬美元，相當于每個使用者貢獻50美元。

實際上，我們一直在尋找項目可持續發展的新模式。比如，隨著用戶規模的擴大，我們開始在網頁上為贊助者設置鏈接。總之，通過探索，尋求多種途徑籌集資金，是項目可持續發展的出路。

中國新聞周刊：除了傳播知識以外，開放課程項目是否有其他方面的價值和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