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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題烏江亭》

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

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

首先請你不假思索地回答兩個問題：

1）目的和手段哪個更重要？

2）如果只能二選一，那么你愿意做一個高貴的失敗者，還是做一個不要臉的成功人士？

在今天這樣一個平民時代，我相信有很多人即便嘴上說手段更重要，但心里也會傾向于目的；即便嘴上說不介意高貴地失敗，但心里還是羨慕那些憑著卑鄙伎倆贏得成功的人，反正成功之后會有足夠的能力把自己的黑歷史洗白。

1. 底線決定成敗

烏江亭在今天的安徽烏江浦，傳說是項羽兵敗自刎的地方。

楚漢相爭的最后關頭，項羽被困垓下，在四面楚歌中帶著僅余的八百多名騎兵突圍，一路斬將奪旗，跑到烏江岸邊的時候，身邊只剩下二十多人。

烏江亭長早早準備好渡船，對項羽說：“江東雖小，畢竟也有幅員千里，人口幾十萬，您回到江東也足以稱王。現在在這里，只有我手上有船，您只要上了船，漢軍就算追過來也沒辦法渡江。”

但項羽笑一笑，拒絕道：“這是上天要讓我死，我又何必渡江呢？況且當初我帶領八千名江東子弟渡江西征，如今如果我只身回到江東，就算江東父老對我有感情擁戴我為王，我又有何面目去見他們呢？就算他們什么話都不說，我也抹不去心里的愧疚。”

這段對話是司馬遷寫在《史記·項羽本紀》里的，活靈活現。就這樣，項羽帶著最后的二十幾名兄弟下馬步行，和漢軍短兵相接，重傷之下自刎而死

這一段慘烈的歷史讓后人反復寫詩吟詠，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度。

在杜牧看來，勝敗乃兵家常事，總會受偶然性因素的影響。既然如此，男子漢就不應該計較一時一地的勝敗得失。就算敗了，正確的做法是“包羞忍恥”，不要讓愧疚感和羞恥心壓倒理性和勇氣，何況在大后方的根據地還有那么多的青年才俊可以為自己所用。

如果項羽聽從了烏江亭長的勸告上船渡江，將來很難說不會卷土重來，洗刷垓下一戰的恥辱。創業這種大事，最需要的就是百折不撓的精神。

換句話說，項羽這一仗雖然敗得很慘，但還遠沒到把老本輸光的地步，只要保持賭局不散，永遠都還有翻盤的機會。

話雖然在理，但我們很熟悉的詩里，李清照的一首《夏日絕句》講出了相反的意見：

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

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

在李清照看來，項羽正因為不肯渡江，有這種錚錚鐵骨在，才成為了令人尊重的人杰和鬼雄。如果他渡了江，那就不再值得尊重了。

兩首詩貌似都有道理，那么項羽到底該不該渡過烏江呢？這是一個很經典的道德困境。

我們不妨試想一下，如果換做劉邦，會不會渡江呢？答案是非常肯定的。他不但會渡江，還會把跟隨自己出生入死的兄弟全部拋棄在岸上甚至拋進江里，只求小船可以減重，逃命能逃得快些。

這種事劉邦真的做過，他在逃命的時候為了給車子減重，三番五次把親生的一對小兒女推到車下。是駕車的人看不慣，又三番五次停下車把小孩子抱上來，最后幾乎要和劉邦翻臉，這才保住了孩子。劉邦雖然氣不過，但為了逃命，畢竟不敢得罪駕車的人。

2. 不同時局下的不同解

楚漢相爭，項羽是楚國貴族后裔，從小接受貴族式的教育；劉邦卻是平民出身，參加公務員考試，入職做了秦朝的基層管理干部，以流氓無賴的作風聞名鄉里。

當兩個人都成了創業家，還在同一個市場上競爭的時候，輸贏的關鍵就是拼人品。

所謂拼人品，不是拼誰的人品更好；恰恰相反，誰的人品更差、底線更低，誰的贏面就更大。于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

劉邦從來不在乎撕毀盟約、背信棄義，也不在乎父母妻兒的死活，更不信任身邊出生入死的戰友，待人接物也缺乏最基本的尊重和禮數。

你也許不能理解這樣一位領袖怎么可能贏得支持，又怎么可能取得成功。但劉邦的無賴嘴臉自帶一種領袖魅力，封官許愿給好處也從來都不含糊，反正等將來局面穩定下來，這些好處都還可以慢慢奪回來。

劉邦對秦朝也沒有任何的深仇大恨，他甚至是這個新興王朝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他的目的比項羽單純很多，心里只有創業這一個目標。目標既然單一，所有手段自然都是為了這個一個目標服務；對秦朝既然沒有仇恨，做決策自然也就不容易被感情蒙蔽。

項羽卻背負著國仇家恨，顛覆秦朝對他來說既是創業，同樣也是復仇。兩個目標有時候會發生沖突，怎樣才是正確的抉擇往往說不清楚，也往往會顧此失彼。

在項羽那里，復仇是最高尚的事業，創業只是復仇的副產品。但在劉邦那里，創業才是唯一的目標，復仇只是跟著大家一起喊出來的一句口號。

復仇是為了“義”，創業是為了“利”，到底應該重義輕利還是應該重利輕義？

在項羽那里，既然完成了覆滅秦朝的大業，“義”的目的就已經達到了。接下來的楚漢相爭無非是利益之爭，不足以在一顆高貴的心靈里激發出百折不撓的耐受力。在烏江岸邊保持尊嚴地戰死，也不算什么不能接受的結局。

所以詩人們對項羽總是寄予更多的同情，還用各種話來挖苦劉邦這位成功人士。在這樣的背景下，杜牧這首《題烏江亭》就顯得格外標新立異，很讓人看不慣。有人批評杜牧為翻案而翻案，只是博人眼球罷了。

但是，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杜牧的翻案當然也有著當代史視角之下的理由。

當時的唐朝已經因為安史之亂的后遺癥變得不大穩固了，內有宦官專權，外有藩鎮割據，中央朝廷的任何一次反抗幾乎都以失敗告終。所以，對自己的政治能力和軍事才華非常自負的杜牧，當然更會看重百折不饒的精神。

同樣道理，李清照那首《夏日絕句》也是為時事而發的：那正是北宋和南宋之交，金兵南下，宋朝君臣倉皇南渡，因此寧死也“不肯過江東”的項羽形象就顯得尤其高大，也反襯出宋朝君臣格外的猥瑣。

杜牧的詩在后世不斷引起回應，最著名的例子，有北宋王安石的《烏江亭》：

百戰疲勞壯士哀，中原一敗勢難回。

江東子弟今雖在，肯與君王卷土來

王安石對杜牧的翻案文章再做了一次翻案，認為江東子弟疲于征戰，已經不愿意再為項羽賣命了。

更加令人傷感的是明末清初之際張煌言的一首《過烏江》：

旌旗垓下亦堪翻，戰士其如憶故園。

縱向江東收燼去，應無子弟到中原

張煌言是一位反清復明的義士，在接連敗北的遭遇里產生出刻骨的絕望。他在追問自己：項羽旗下的戰士們真的思念家鄉嗎？淪陷在清朝統治之下的大明子民真的懷念明朝嗎？

項羽就算渡過烏江，怕也沒有江東子弟愿意追隨他了，就像自己打起反清復明的義旗，竟然沒有幾個人真的追隨自己一樣。

高貴的操守只存在于遙遠的歷史和古代圣賢留下的書本里。而那些熟讀歷史書和圣賢書的當代精英，早已經在心底最深處主動發生了知與行的分裂，變成了精致的利己主義者。

高貴的死亡不但得不到呼應，甚至得不到同情。

總結

只問原則、不計成敗的貴族精神，同樣也是古老的儒家精神，隨著社會結構的變遷，逐漸讓人只愿緬懷卻不愿效法。每一位詩人看待歷史，難免會用當下的視角來理解歷史。所以，不同的時局，不同的境遇，總會導致不同的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