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在飯局上認識了一個人，對他印象深刻，至今也沒有忘記。

這個飯局是誰請客、這些人為什么到一起，現在已經記不清了。飯吃到半道，一人進屋，站定，如戲曲中的亮相。看我們這些人的時候，他眼里露出寬厚的輕蔑，好像看一幫小學生下館子。

眾人見此公皆起立，如見到了救星，趨前拉手的、幫助卸下背包的、掛衣服的各自忙乎，像有分工一樣。

他坐定，掃視一圈眾人，對他們微微點頭，看來彼此都熟悉。眼光最后落在我身上，問：老弟，你干啥的？我答：我是啥也不是，不是干啥的。

沒事，他對我笑笑說，有事找我，肯定辦。

這時，朋友對我介紹來客，說他認識一萬多人，啥事都能辦。

我笑了，這人才四十多歲，就在人間認識一萬多人，不可思議。

不信是吧？他說，你說你啥單位的，我立刻和你們單位一、二把手通話。說著，他掏出手機，等我報單位名號。

信，信！朋友急忙打圓場，哪能不信呢？

我接過話頭說：信。我心想，他為什么（怎么會）認識一萬人呢？他認識這一萬人干啥呢？

這個人（他叫老徐）撥通電話，說自己在某某飯店，讓送十瓶五糧液。不到十分鐘，有人把十瓶五糧液放在桌上。

這時有人請托，找他辦的事好像是給孩子安排工作。老徐問：孩子想上哪兒？這人說鐵路局。

老徐撥電話，不是一個，而是兩三個電話，找到一個領導，說一會兒話，放下電話告訴這人，讓你兒子明天上XX鐵路局找XX局長，到XX處上班。老徐夾口菜，問大伙：誰還有啥事？

我記得那天每個人都向他提出了一個要求，兒子當兵、兒子復員、小姨子辦醫保、小舅子辦工傷證明、小姑子割雙眼皮等等。老徐在桌前騰出一塊地方，攤開三個電話號碼本，打電話落實這些事。他說話干脆利落，能聽出跟對方關系都不錯。

他連打了二十幾個電話，把這些事一一落實。對，我記得還有人找他安進口假牙，有人做衛生間防水，老徐全安排妥當。眾人起立、歡呼，稱贊老徐戰無不勝，神仙下凡。敬酒。

老徐不卑不亢，對所有的贊美都答同樣的話：一樣，這些事你也能辦，就看你辦不辦。朋友向我解釋，老徐其實不必要認識一萬人，但別人找他辦的事，他不一定認識那個單位的領導，而是間接迂回，通過別的人找接洽人，所以認識了一萬人。而且，他為別人辦一件事，為他辦事的人一定找他辦一兩件事作為補償，于是他再找別人給這人辦事，認識一萬人一點兒不算多。

一萬人，老徐接過話頭說，是我打電話對方知道我是誰的，是我能記住他名字的。光打電話沒見過面的更多，有兩萬人。

十年前，老徐三部手機輪流打，這部打燙了換另一部，每月話費七八千元。朋友說，老徐沒單位，靠這謀生，奔馳什么的早都有了。這就像開麻將社一樣，有一萬人分別上老徐的社里賭錢，他抽成。我之所以驚訝，不在于他能辦多少事，而在于他超常的記憶力和處理事務不穿幫不亂套的能力。他是名副其實的能人。

從心里講，我并不相信有什么能人。能人的產生需要三個條件：一是他手中有權力或借用他人權力（老徐屬后一種）；二是政府部門該辦的事不辦，迫使老百姓從民間渠道尋找掌權的人；三是能人生長于大政府社會而不是小政府社會。老徐說得好，一樣，這些事你也能辦。只不過我們不打算變成這樣的人。這三條凸顯了老徐這樣的能人的能量。

在一個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的管理下，老徐一定啥能耐都施展不出來。如果政府辦事效率高，老徐也顯不出神通。政府的人希望政府權力無限大，讓所有人求他；而社會發展要求政府簡政放權，提高效率，這種博弈始終在進行。老徐顯然希望政府是一個大政府。我參觀過的斯圖加特市政府只有三十多個人，看著不景氣。那里也不會有認識一萬人的人。

前幾天見到朋友，突然想起老徐，問他怎么樣了，朋友答老徐死了。

我說：辦事累死的？

他說：是喝酒喝死的。

喝死也算累死的，老徐作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死在了自己的崗位上，使一萬人失去了一位勤勤懇懇的好朋友。

人，不管什么樣的人，也就是有兩三個管你的直接領導、六七個同事、七八個親屬，而所謂朋友，往多了說有一二十個，好朋友也就幾個。人這輩子算來算去，經常打交道的人只有二三十個，知己也就三五人。一萬人？老徐認識了我們五百多輩子才能認識的人，超支了，老天爺不愿意，把他收走了。

一個人認識的人越少，他擁有的時間越多。我們活著原本不是為了辦事，而是活時間，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