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里，湘云曾感慨道：“貧窮之家自為富貴之家事事趁心，告訴他說竟不能遂心，他們不肯信的；必得親歷其境，他方知覺了。”
大家庭是這樣，我們如今許多大企業也是這樣。尤其是那些大型民營企業。雖說工作環境、待遇也不錯，但在那工作，就是覺得壓抑、難受，難以施展自己的才華，竟不如小公司干得痛快。
其實，病根就出在企業文化上。
小企業如同小戶人家過日子，事不多，關系也簡單，管理上要輕松許多。可如果家里人口多了，像《紅樓夢》里的賈府一般，那就需要綜合治理了，像報上講的那樣，一手抓經濟、一手抓文化。
真正有實效的企業文化不是標語貼滿墻，口號天天喊等一些表面現象，其實根基只有一點，那就是對人的理解與尊重。
主奴思想——企業文化的毒瘤
在賈府，主子與奴才是兩個水火不相容的世界：探春是姨娘所生，怕人說自己身上流著奴才的血，竟不認自己的親生母親趙姨娘，而管王夫人叫母親；金釧只是跟主子寶玉調笑了幾句，就被逼得跳了井；寶玉因對周圍的仆人平等相待，竟被外人說成淫魔色鬼，家人視其為家里的“混世魔王”，而下人們對他也不理解：“再者也沒剛柔,有時見了我們，喜歡時沒上沒下,大家亂頑一陣，不喜歡各自走開，他也不理人。我們坐著臥著,見了他也不理,他也不責備。.因此沒人怕他，只管隨便，都過的去。”
現在，一些民營企業領導也有極強的“主子”心態，雖沒達到賈府這般極致，但我們卻能嗅出許多相同的氣味。他們所營造出的企業文化的用八個字就可概括：家族情感、制度約束。企業的核心管理人員永遠是“出門親兄弟，上陣父子兵”，其他人只不過是雇傭的“奴才”而已，永遠有等級差別、不可外揚的內幕。他們心中的真理是：寧可企業毀在自己嫡親的手里，也不能讓外人“興風作浪”。“外人”即便才高八斗，也永遠是外人，要嚴管嚴防，以免其功高蓋主或搶奪勝利果實。
這種企業文化背景下，員工哪里會有歸屬感、成就感，知識、能力、技能都無法進步，更不用說發揮其潛能，完善人性這些大的方面了。
所以在這種企業里，寶玉、黛玉、睛雯這樣追求自由平等的員工們，擺脫不了群芳流散的命運，最后也只能剩下賈珍、賈政、王夫人這些主子們，爾虞我詐、爭權奪利，最后讓企業自殺自滅。
現在許多民營企業“所謂”的企業文化，只是企業家個人的文化而已，而不是企業絕大多數員工的文化。
有些民營企業家浪跡江湖數十載，在文化修養上的確上有過人之處，周圍又有一群王熙鳳式的人物天天贊歌高唱，老板難免不產生“東方不敗”似的自戀情結。于是企業文化便成了老板的個人的炒制品：先有老板發起，言傳身教，影響企業的高層領導、各職能管理部門負責人、機關—般工作人員、生產經營部門經理、廣大員工及社會上的宣傳媒體等一系列程序。
見自己的玉照與“名言”隨處可見，老板們便開始洋洋得意，覺得自己“秀”出了企業文化。其實說穿了，這種文化與《紅樓夢》里賈政創造的“文化”很相似，找幾個門客，侃幾句大話，寫幾篇激情洋溢的文章，便覺得自己已成為名流雅士，為家族建立了深厚的文化底蘊。殊不知，這種文化傳播擴散時期長，環節多，成本高，根本沒有多少競爭力，在企業很難扎根，多數情況下起到的作用只是裝裝門面而已。
那么，民營企業如何塑造自己的企業文化呢？
“大觀園”——培養企業文化的溫床
由于寶玉和爺爺長得如同“一個稿子”，又是皇妃的嫡親弟弟，加之他哥哥賈珠二十多歲便撒手人寰，于是，賈母對其愛得過了頭，讓他與姐妹們住在大觀園里，吟詩、做畫，談古論今。在這個相對比較平等自由的“天堂”里，小姐公子自由戀愛，丫頭和心上人私定終身；“文死諫、武死戰”的愚忠道德觀遭到痛批……自由、平等、博愛等反封建文化在這里悄悄萌芽。
而寧國府里的文化卻與大觀園有天壤之別：大家沉溺于吃喝享樂之中，見一個略平頭整臉的姑娘，就淫心大動，將倫理道德完全拋于腦后，“全府上下，只有兩個石獅子是干凈的”，可賈府在當時還是好的人家，呆霸王薛蟠，打死人已是家常便飯，而迎春所嫁的孫少祖則“丫頭婆子全被淫遍了”，新媳婦迎春結婚沒多久便被活活折磨死。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大觀園文化是當時那個年代最先進最新銳的文化，是想活得有意義的一群年青人用生命灌溉出的一朵奇葩，與當時西方資本主義文藝復興運動遙相呼應，有了這個萌芽，才有了后來的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運動。
一個企業，要想創造出“原生態”、有生命力的優秀企業文化，必須要給員工提供一個“大觀園”似的溫床，試想，在一個“風刀霜劍嚴相逼”的環境里，人才都很難留住，大家都抱著混口飯吃的心態，哪里有什么文化可言呢！
此外，領導要給予“大觀園”里的員工以實實在在的支持，像王熙鳳那樣，雖然只會說“一夜北風緊”這樣的“詩”句，也不能怕露怯，對大觀園里才子的“風花雪月”抱以欣賞的態度，并主動劃撥銀兩予以支持。
超越舊我，化蛹為蝶
大觀園里的年青人，雖知道現實社會難以讓他們實現理想，很難有一番大的作為，但他們是始終堅持自己理想。黛玉在詩里贊嘆菊花：“偷來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縷魂”，她自己在做人上也是這樣：不流俗，不做作，為已心而活。探春一心想像男人一樣立壯志、成大業：“我但凡是個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業，那時自有我一番道理”，雖然她沒能走出家門，但在替王熙鳳執政的過程中，充分顯示了自己的管理之才。寶玉是想和心愛的人“大家活一起活、死一起死”，為此，他拒絕被傳統勢力把自己“教化成才”，毅然墜入空門……
雖然大觀園里這些青年人的夢想在當時都是水月鏡花，但因為有這些理想，他們沒有墜落成薛蟠、賈蓉那樣“動物”本能實足的敗類；也沒像賈蕓賈薔那樣，“找了幾個朋友吃個車箍轆會,甚至聚賭,把個榮國府鬧得沒上沒下,沒里沒外”。和這些人比起來，大觀園里的年青人，生命雖短暫，但卻放出了世間最動人的光芒，也算沒有枉活一世。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思想境界的修煉對一個人成長的重要性，一個企業家，只有他自己的思想境界不斷有質的飛越，才能打造出能進入良性循環軌道的企業文化。
但現實情況卻是：眾多民營企業家無法完成這一化蛹為蝶的巨變。
這些人最初下海時，多是出于生計，養活孩子老婆。這個目標實現后，就是讓自己公司的一群哥們姐們和自己一樣，過上好日子。等這個目標也實現后，大家都完成了原始積累，做企業的目標又該是什么呢？他們開始迷茫，文化價值觀陷入一個怪圈當中，即掙錢、發財——掙大錢、發大財——數錢數到手抽筋，像貧困地區那些放羊的孩子一樣，最高的理想就是掙錢娶媳婦生娃，然后孩子的理想也是掙錢娶媳婦生娃。
我們再看那些成功的民營企業家，在完成原始積累后，無不在思想境界上也完成了一個巨大的轉變：他們摒棄了做小商小販時小家子氣的為人處事方式，努力讓自己修煉成一個美譽度與品牌度俱佳的企業家。因為他們早己明白了這樣一個真理：在當今社會，企業家是民族經濟的脊梁，他們的財富與企業文化不僅屬于其個人，實際屬于全民族、全社會，是我們民族參與世界競爭的資本。他們追求的不能只是一時風光，那樣只會過把癮就死。要打造一個長久的、可持續發展的企業，就必須有這樣一個“風吹雨打花長開”的企業文化：
價值觀順應歷史潮流。這一價值觀包括很多方面：如企業戰略目標的透明性，內部分配的相對公平性，人才使用的合理性，職業保障的安全性等。
全體員工打心眼里認同企業的價值觀，使企業不再像旅店一樣頻繁換人，員工在企業里絲毫沒有黛玉那種“飄泊亦如人命薄”的負面心態。他們覺得自己企業就是自己心靈的大觀園，與志同道合的同事們像前生有緣一般，一起為一個美麗的夢想而哭、而笑、而著魔，生死相依、不離不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