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曾試圖在平淡的學習、工作和生活中寫一篇文章。寫作是培養人的觀察、聯想、想象、思維和記憶的重要手段。范文書寫有哪些要求呢？我們怎樣才能寫好一篇范文呢？以下是我為大家搜集的優質范文，僅供參考，一起來看看吧

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來 教育要面向未來面向世界面向現代化篇一

選自《愛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許良英、趙中立、張宣三譯。本文是愛因斯坦于1936年10月15日在紐約州立大學舉行的“美國高等教育三百周年紀念會”上的演說詞。

愛因斯坦

在紀念的日子里，通常首先是追溯往事，尤其是要懷念那些由于發展文化生活而得到特殊榮譽的人們。這種對于我們先輩的親切的紀念儀式確實是不可少的，尤其是因為這樣一種對過去最美好事物的回憶適宜于鼓勵今天的善良的人們去勇敢奮斗。但這種懷念應當由那些從青年時代起就同這個州聯系在一起，并且熟悉它的過去的人來做；而不應當由一個像吉卜賽人那樣到處流浪、把各種各樣國家的經驗兼收并蓄起來的人來做。

這樣，就沒有什么東西可留給我講了，除了講一些同空間和時間無關的，而過去和將來始終同教育事業聯系在一起的問題。在做這一嘗試時，我不能以權威自居，特別是因為各個時代的有才智的和善意的人們，都已討論過教育這個問題，并且無疑已清楚地反復講明了他們在這些問題上的見解。在教育學領域中，我是個半外行人，除卻個人經驗和個人信念以外，我的見解就別無基礎。那么我究竟憑什么有膽量來大發議論呢?如果它真是一個科學的問題，人們也許會被這樣一些考慮弄得啞口無言了。

可是，對于能動的人類事務來說，情況是不同的。在這里，單靠真理的知識是不夠的，相反，如果要不失掉這種知識，就必須以不斷的努力來使它經常更新。它像一座矗立在沙漠上的大理石像，隨時都有被流沙掩埋的危險。為了使這座石像永遠照耀在陽光之下，必須揮手不停地為它工作。我也要出一臂之力。

學校向來是把傳統的財富從一代傳到下一代的最重要手段。與過去相比，這種情況更加適合于今天。由于經濟生活現代化的發展，作為傳統和教育的傳遞者的家庭已經削弱了。因此，比起以前來，人類社會的延續和健康，要在更高程度上依靠學校。

有時，人們把學校簡單地看做是一種工具，靠它來把最大量的知識傳授給成長中的一代。但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知識是死的；而學校卻要為活人服務。它應當發展青年人中那些有益于公共福利的品質和才能。但這并不是意味著個性應當消滅，而個人只變成像一只蜜蜂或螞蟻那樣僅僅是社會的一種工具。因為一個由沒有個人獨創性和個人志愿的規格統一的個人所組成的社會，將是一個沒有發展可能的不幸的社會。

相反地，學校的目標應當是培養有獨立行動和獨立思考的個人，不過他們要把為社會服務看做是自己人生的最高目的。就我所能判斷的范圍來說，英國學校制度是最接近于實現這種理想的。

但是人們應當怎樣來努力達到這種理想呢?是不是要用道德說教來實現這個目標呢?完全不是。言詞是并且永遠是空洞的，而且通向地獄的道路總是伴隨著理想的空談。但是人格決不是靠所聽到的和所說出的言語，而是靠勞動和行動來形成的。

因此，最重要的教育方法總是鼓勵學生去實際行動。這對于初學的兒童第一次學寫字是如此，對于大學里寫博士學位論文也是如此，就是在簡單地默記一首詩，寫一篇作文，解釋和翻譯一段課文，解一道數學題目，或者進行體育運動鍛煉，也都無不如此。

但是在每項成績背后都有著一種推動力，它是成績的基礎，反過來，這種推動力也通過任務的完成而得到加強和滋養。在這里存在著非常大的差別，這種差別同學校的教育準則的關系極為重大。做同樣的工作，它的出發點，可以是恐怖和強制，可以是追求威信和榮譽的好勝心，也可以是對于對象的誠摯的興趣和追求真理與理解的愿望，因而也可以是每個健康兒童都具有的天賦的好奇心，只不過這種好奇心往往很早就衰退了。同樣一件工作的完成，對于學生所產生的教育影響可以很不相同，這要看推動這項工作的主因究竟是怕受到損害的恐懼，是自私的欲望，還是對快樂和滿足的追求。沒有人會認為學校的管理和教師的態度對塑造學生的心理基礎會沒有影響。

我以為，對于學校來說，最壞的事是，主要靠恐嚇、暴力和人為的權威這些辦法來進行工作。這種做法摧殘學生的健康的感情、誠實和自信；它制造出來的是順從的人。這樣的學校在德國和俄國成為慣例，那是沒有什么可奇怪的。我知道在美國這個國家里，學校中不存在這種最壞的禍害；在瑞士，以及差不多在一切民主管理的國家里也都如此。要使學校不受到這種一切禍害中最壞的禍害的侵襲，那是比較簡單的。教師使用的強制手段要盡可能地少，學生對教師的尊敬的唯一源泉在于教師的德和才。

第二項動機是好勝心，或者說得婉轉點，是期望得到贊許和尊重，它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的本性中。要是沒有這種精神刺激，人類合作就完全不可能；一個人希望得到他的同類贊許的愿望，肯定是社會對他的最大約束力之一。但在這種復雜的感情中，建設性的力量同破壞性的力量密切地交織在一起。想要得到贊許和表揚的愿望，本來是一種健康的動機；但如果要求別人承認自己比同伴或者同學更高明、更強，或者更有才智；那就容易在心理上產生唯我獨尊的態度，這無論對個人還是對社會都是有害的。因此，學校和教師必須防范使用那種容易產生個人野心的簡單辦法去引導學生從事辛勤的工作。

達爾文的生存競爭以及同它有關的選擇的理論，被很多人引證來作為鼓勵競爭精神的根據。有些人還以這樣的辦法試圖偽科學地證明個人競爭這種破壞性經濟斗爭的必然性。但這是錯誤的，因為人在生存競爭中的力量全在于他是一個過著社會生活的動物。正像在一個螞蟻窩里的個別螞蟻之間的交戰說不上什么是為生存所必需的，人類社會中各個成員之間的情況也是這樣。

因此，人們應當防止向青年人鼓吹那種以習俗意義上的成功作為人生的目標。因為一個獲得成功的人，從他的同胞那里所取得的，總是無可比擬地超過他對他們所做的貢獻。然而看一個人的價值，應當看他貢獻什么，而不應當看他取得什么。

在學校里和在生活中，工作的最重要動機是工作中的樂趣，是工作獲得結果時的樂趣，以及對這個結果的社會價值的認識。啟發并且加強青年人的這些心理力量，我看這該是學校的最重要任務。只有這樣的心理基礎才能導致一種愉快的愿望，去追求人的最高財產──知識和藝術技能。

要啟發這種創造性的心理能力，當然不像使用強力或者喚起個人好勝心那樣容易，但它是更有價值的。關鍵在于發展孩子對游戲的天真愛好和獲得贊許的天真愿望，并且把孩子引向對于社會很重要的領域；這種教育主要是建立在希望得到有成效的活動能力和社會認可的愿望之上的。如果學校從這樣的觀點出發，工作很成功，那么它就會受到成長中的一代的高度尊敬，學校所規定的作業就會被當做一種禮物來領受。我知道有些兒童就對在學時間比對假期還要喜愛。

這樣一種學校要求教師在他的本職工作上成為一種藝術家。為著要在學校中得到這種精神，我們能夠做些什么呢?對于這個問題，正像無法使人永葆健康一樣，并不存在包醫百病的萬靈丹，但是還有某些必要的條件是可以滿足的。首先，教師應當是在這樣的學校里成長起來；其次，在選擇教材和使用教學方法上，應當給教師以廣泛的自由，因為強制和外界壓力無疑也會扼殺他在安排他的工作時的樂趣。

如果你們是一直在用心地聽取我的想法，有一件事也許你們會覺得奇怪。我所講的完全是，依照我的見解，應當以怎樣的精神來教導青少年。但是我既沒有講到課程設置，也沒有講到教學方法。究竟應當以文科為主，還是應當以理科專業教育為主呢？

對這個問題，我的回答是：照我的見解，這一切都是次要的。如果青年人通過體操和走路訓練了他的肌肉和體力的耐勞性，以后他就會適合任何體力勞動。思想的訓練以及智力和手藝方面的技能鍛煉也類似這樣。因此，有個才子講得不錯，他對教育下這樣一個定義：“如果一個人忘掉了他在學校里所學到的每一樣東西，那么留下來的就是教育。”就由于這個理由，對于古典文史教育的擁護者同注重自然科學教育的人之間的抗爭，我一點也不想偏袒哪一方。

另一方面，我也要反對認為學校必須直接教授那些在以后生活中要直接用到的專業知識和技能這種觀點。生活所要求的東西太多種多樣了，不大可能允許學校采取這樣的專門訓練。除開這一點，我還認為應當反對把個人當做死的工具來對待。學校的目標始終應當是：青年人在離開學校時，是作為一個和諧的人，而不是作為一個專家。照我的見解，在某種意義上，即使對技術學校來說，這也是正確的，盡管技術學校的學生將要從事的是一種完全確定的專門職業。發展獨立思考和獨立判斷的一般能力，應當始終放在首位，而不應當把獲得專業知識放在首位。如果一個人掌握了他的學科的基礎理論，并且學會了獨立地思考和工作，他必定會找到他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種主要以獲得細節知識為其培訓內容的人來，他一定會更好地適應進步和變化。

最后，我要再一次強調一下，這里所講的雖然多少帶點絕對肯定的樣子，卻并不要求它比一個人的個人見解具有更多的意義，這種見解所根據的只不過是他自己在做學生和當教師時所積累起來的個人經驗而已。

閱讀指要

這篇演講表現了愛因斯坦在教育問題上的一些真知灼見。他承認學校在現代社會里的重要性，但否定僅把學校視為傳遞知識的工具的看法；他認為學校教育的目標，應該是“培養有獨立行動和獨立思考的個人”，并且“他們要把為社會服務看做是自己人生的最高目的”，這是針對日漸偏重書本知識并趨向實用功利的學校教育現實情況而發的。

怎樣才能實現學校教育的目標？愛因斯坦提出了一些教育觀念：鼓勵學生去實際行動、盡可能少用強制手段、培養學生樹立正確的工作動機。隨后，他又對教師和教學內容方面表達了意見。

演講從頭至尾，愛因斯坦都是以一位富有閱歷的長者身份，十分誠懇地把“個人經驗和個人信念”講出來，顯示了他作為一位偉大科學家的人格魅力。他的忠告至今仍具有現實意義。

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來 教育要面向未來面向世界面向現代化篇二

面向世界的儒學

——第七屆世界儒學大會前瞻

作者： 《光明日報》（2023年08月24日 16版）

·編者按·

由國家文化部與山東省人民政府聯合主辦的第七屆世界儒學大會（the 7th session of the world confucian conference）將于2023年9月27日至29日，在山東省曲阜舉行。屆時，在這個國際化的儒學研究與交流的高端平臺上，將有來自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一百多位儒學專家學者，圍繞“儒家思想與當代價值建構”這一主題，開展交流與對話。

為了開好這次盛會，以高質量的學術成果，落實總書記關于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系列重要講話和關于山東工作重要批示精神，第七屆世界儒學大會組委會于近日邀請部分知名學者，就第七屆世界儒學大會所涉及的一些理論問題進行研討。本刊摘要發表，以饗讀者。

儒學價值觀的和平導向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宋志明 《光明日報》（2023年08月24日 16版）

宗教價值觀通常著眼于人性中的陰暗面，立足于外在性，即從人性之外、從神那里尋求人超越自我的外在根據。儒學價值觀則不然。儒學著眼于人性中的光明面，立足于內在性，從人性中尋求自我超越的內在根據。儒學這種超凡入圣的價值取向，對于維護世界和平來說，不失為一種寶貴資源。

儒學的這一思想方向發端于孔子，他把人性中的光明面稱為“仁”。他強調，“仁”乃是人的內在品格，乃是人生價值的源頭。按照這種思路，價值實現完全是一種自覺自愿的理性選擇：“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人在修己成仁時，表現出一種主動性，而無須受什么外在神秘力量的規束。

在孔子的基礎上，孟子明確提出性善論。孟子預設了一種價值理想，強調人應該善。至于實然人性，既有善，也有惡；既有光明面，也有陰暗面。如果現實的人肯接受儒學價值理念，便可以使陰暗面得以抑制，使光明面得以發揚，通過修身的途徑實現自我完善化。孟子認為，人生來就具有向善的能力，叫作“良能”；生來就具有求善的意識，叫作“良知”。良知良能乃萬善之源，由此而形成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等四端，由四端而形成四個基本的道德觀念即仁、義、禮、智。孟子的結論是：“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我固有之”的意思，不是說人一生下來就是善的，只是說接受道德觀念的前提，內在于應然人性之中。人性善就是“人之所以為人”的道理之所在。

儒學大力倡導與人為善精神，為實施道德教化、造就禮儀之邦提供了理論依據。在儒學的淑世主義導向中，包含著尊重他人、尊重民意、與人為善、利群利他、憂國憂民、嚴于律己、推己及人、向往高尚人格等意向，對中華民族的形成發展產生極大的影響。事實證明，儒學為中華民族提供了基本的價值觀念，提供了強大的民族凝聚力。甚至可以說倘若沒有儒學，中華民族不可能發展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

儒學把淑世主義導向應用于國際關系方面，便形成和平主義導向。在這一點上，儒學為中華民族培養愛好和平的民族精神，提供了良性培養基礎。儒學講究包容性，拒斥排他性，主張各民族之間和平共處，主張各國家之間和平共處。儒學從修身講起，推己及人，進而講到齊家和治國，最后指向“平天下”。儒學發端于中原地區，其創始人為漢族人，但中國的少數民族大都認同儒學。儒學是中國各個兄弟民族共同擁有的精神財富。儒學只以自身的理論魅力吸引受眾，決不借用外力、暴力向受眾灌輸。在儒學傳向東亞的歷史上，從未發生“一手拿經書，一手拿利劍”的情形。儒學“協和萬邦”“萬國咸寧”的理念是東亞各國和睦共處的精神基礎。儒學這種和平主義的取向，在歷史上曾成為東亞各國的共識，在當今時代則可以成為世界各國的共識。羅素贊許中華民族是“驕傲得不愿意打仗的民族”，對儒學的維護和平意向表示充分的肯定。

第二次啟蒙

作者：中央民族大學教授 牟鐘鑒 《光明日報》（2023年08月24日 16版）

近代西方第一次啟蒙運動擺脫了神學，解放了自我，抬高了理性，因而促進了科學與民主，推動了世界現代化事業。同時，信仰和道德被貶抑，資本釋放了貪欲，自我成為新的上帝，理性成為雙刃劍，人淪落為金錢、權力、野心的奴隸。雖然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慘劇，而利益集團仍然迷戀弱肉強食和斗爭哲學，世界很不太平，面臨諸多危險。因此有識之士提出人類需要進行第二次啟蒙運動，擺脫自我中心主義，超越工具理性而構建道德理性，樹立互愛互尊、合作共贏的新理念，以便適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常態。如果說第一次啟蒙運動是理性的啟蒙，口號是“解放自我”，那么第二次啟蒙運動應是道德的啟蒙，口號應是“尊重他者”。當代美國比較哲學家安樂哲指出：個人主義價值觀使人類選擇錯誤信仰，失去道德和精神，走向自己的反面；人類必須實現對第一次啟蒙的突圍，走向以人為中心的信仰、道德與精神生活的第二次啟蒙。于是作為新啟蒙重要資糧的孔子儒學在沉寂了百余年之后開始在世界舞臺上登場了。

從國內的形勢看，國際上剛剛啟動的新啟蒙運動恰好與中國一場新的文化運動起步相銜接，真是機緣巧合。古老的中國在進入現代之初出現的五四運動，是第一次新文化運動，它是在救亡與啟蒙雙重合奏中進行的。它引進西方第一次啟蒙運動的成果如科學、民主、人權、法治，又引進社會主義，促使中國開始擺脫宗法等級和半殖民地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并贏得獨立和解放。但這次新文化運動受文化激進主義的制約，口號是“打倒孔家店（儒學）”，因而帶來過度否定中華文化傳統、丟失民族文化主體意識和道德精神的弊病，文化路向走偏了。“文化大革命”是反傳統的極端化，它造成的災難使人們覺悟到切斷民族文化血脈的虛無主義的嚴重危害。于是改革開放以來出現了國學的振興，開始了中國現代第二次新文化運動。這次運動是在民族文化自信自覺的過程中發生的，它的口號是“創新儒學”。它要使中華優秀文化在回歸中國故土的同時走向世界。雖然事情剛剛起步，前程尚任重而道遠，但重要的是社會風氣已經發生轉向，中華文化已在重生，再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止和改變了。

在山東曲阜舉辦的世界儒學大會已歷六屆，取得很大成功，產生廣泛國際影響。它的特點在于：從孔子家鄉的圣城曲阜向全世界發出儒學的聲音，展示孔子的氣象和儒學的精華。各國人士受到孔子人格的感召，從四面八方聚集到圣城，討論儒學的當代價值，進行不同文明的對話，證明孔子是偉大的圣哲，當代中國需要他，當代世界也需要他。這次世界儒學大會以“儒家思想與當代價值建構”為主題，尤其突出社會道德。道德建設重要問題之一是如何形成各界各地各業道德先行的君子群體。為此，我為大會寫了《重鑄君子人格，推動移風易俗》的發言，試圖運用孔子儒家君子論的豐富思想，重構當代新君子理論，提出“君子六有”論：有仁義，立人之基；有涵養，美人之性；有操守，挺人之脊；有容量，擴人之胸；有坦誠，存人之真；有擔當，盡人之責。

“六經”的價值倫理

作者：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 劉夢溪 《光明日報》（2023年08月24日 16版）

對儒學未來的展望，取決于如何正確地評價儒學的歷史地位。我們需要弄清楚與儒家學說相關的幾個問題。第一個問題，需要明了在儒學產生之初，即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只是諸子百家中的一家，其影響比之墨家或猶有未及。第二個問題，漢代中期漢武帝聽從大儒董仲舒的建言，實施“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使儒學的地位驟然提升，成為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但儒學以外的學說仍有存在空間。東漢佛教的傳入和道教的興起，即為明證。明清以還，儒學的地位日趨穩固，但佛、道兩家在民間社會的影響也開始定式成型。第三個問題，儒家思想在宋代呈現變易之勢。“二程”和朱子等宋代大儒，誠然是承繼了先秦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但朱子的理學實為思想大匯流的產物。

我提出上述三個問題，是想證明儒家具有包容性的特點。儒家的包容性，實際上反映了中華文化的包容性。儒家思想作為中華文化大傳統的代表，處在不斷被檢討和重新詮釋之中。經過檢討、詮釋，便有增加、有變易、有更化。變易與更化給儒家學說帶來了活力。但儒家精神亦有不變的一面。所不變者，是為儒家的理性精神和“六藝”經典的核心義涵。“六藝”后稱“六經”。馬一浮的發明處，是將“六藝”和諸子、四部區隔開來，稱“六經”為中國文化的最高的特殊的文化形態。而熊十力則標稱，“六經”是中國人做人和立國的基本依據。

馬一浮所說的中國文化的最高形態，熊十力所說的立國做人的基本依據，高在何處？所據者何？一言以蔽之，曰“六經”的價值倫理。近年我從《易經》《禮記》《孝經》，以及孔子、孟子的著作中，梳理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價值理念，包括誠信、愛敬、忠恕、知恥、和而不同等，經過分梳，我認為它們是幾千年以還一直傳下來的，可以稱之為永恒的價值理念，也可以說它們是具有普世價值的理念，不僅適用于傳統社會，也適用于當今的社會。不僅適用于中國人，也可以適用于全世界的人。此正如康德所說，道德理性具有絕對價值。“六經”義理內涵所呈現的，就是中華文化的道德理性精神。《莊子·天下》篇寫道：“《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雖該篇之作者不知誰何，其對“六經”義理宗趣的闡釋，不失為得義之言。

儒學的三個階段

作者：中國孔子研究院研究員 楊朝明 《光明日報》（2023年08月24日 16版）

在兩千多年的發展中，中國儒學可以大致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先秦時期，即通常所謂“原始儒學階段”，這是儒學創立與形成時期。在這一時期，孔子儒家主張“修己安人”和“仁政”“德治”，強調“正名”，帶有明顯的“德性色彩”。二是秦漢以來以至近代，這是“帝制中國時代”，是儒學走向民間，與社會密切結合的時期，可稱之為“儒學發展階段”。與先秦不同，這時期政治上皇權至上，適應專制政治的需要，逐漸強化君權、父權和夫權，儒學慢慢蛻變，染上了顯著的“威權色彩”，呈現出為后世所詬病的“缺乏平等意識和自由理念”，也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

近代以來，尤其甲午中日戰爭以來，儒學進入第三個時期，可稱為“儒學反思階段”。近代中國社會特殊的歷史變動，促使人們反思自己的民族文化。在帝制時代，孔子被尊崇到極高地位，儒學是統治學說，新文化運動的矛頭自然直指孔子，借以打倒儒學和傳統文化。這種“全盤性反傳統主義”運動，其思維方式上存在偏頗是顯而易見的。但客觀上卻主要指向具有“威權色彩”的儒學，把被扭曲了的儒學主張看得更清。

對中國儒學進行這樣的劃分，有助于對儒學價值的認識。作為思想文化，孔子儒學的影響之大可以說罕有匹敵，而對其價值認識的分歧之大竟然也無與倫比。了解這一點十分重要！在中國不斷遭受外敵欺凌，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時期，希望中華民族走出低谷，關注民族命運的人都思考文化問題，強烈“保守”傳統的人多看到了原始儒學的真精神，而對孔子儒學與傳統文化持“激進”立場的人，則更多地看到了作為“專制政治靈魂”的那個“偶像的權威”。難怪“新啟蒙運動時期”有學者提出要“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我們確實應該關注原始儒學，分清“真孔子”和“假孔子”，澄清誤解，明辨是非，正確對待儒學與中國傳統文化。

隨著學術事業的進步，人們對儒學的變化看得更清楚了。正如有的西方人士所看到的，因為有了孔子的學說，“偉大的中華民族比世界上別的民族更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幾千年”，時間雖然過去了兩千多年，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人們卻仍然立足于孔子所確立和闡述的那些價值觀念。

從儒學自身的發展看，“反思”與“反省”仍然在進行。總體觀察當下人們對于孔子儒學的理解，還帶有明顯的過渡性特征。不言而喻，研究儒學如果不能把握“精髓”，就有可能競相樹旗立幟，標新立異，往往各執己見；推廣儒學如果不能抓住“要領”，就有可能舍本逐末，事倍功半，乃至南轅北轍。“說者流于辯，聽者亂于辭”，儒學怎能發揮經世化民的作用。只要走近孔子那顆偉大的心靈，認真借鑒先圣先賢的智慧，就能看清通向大同世界的理想之路。只有深入走近儒學的世界，世界儒學的天地才能更加澄凈。

儒家文化的可公度性

作者：北京大學教授 王中江 《光明日報》（2023年08月24日 16版）

自從晚清東西文化和傳統大規模接觸之后，中國的思想家所從事的工作，就是探尋兩者中的差異性與普遍性，其中也有外國朋友加入到這一行列，如羅素。他雖然稱不上是中國學問和問題的專家，但作為旁觀者，他在《中國問題》中對中國文化中的普遍價值的認識，也領略到了中國文化的誘人之處和魅力。

儒家承認事物的差異性和多樣性，用孟子的話說是“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儒家從來就不否認文化中的普遍性。這可以從兩大方面說，一是儒家認識到了文化的普遍性和差異性、文化的多元性和共識的關系。《周易·系辭傳下》說的“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宋明道學家說的“理一分殊”。這種思維肯定了有“我們”，肯定了我們有“共同的世界”，同時也肯定了“他者”，肯定了有他者的“不同世界”。這兩個世界的關系，按《禮記·中庸》的說法，是“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儒家傳統和資源如何對當代的中國人和世界作出貢獻，依賴于我們對它的深度觀察和視點。在儒家思想和學說中，它有一些內在的普遍性。其中之一，是它的仁愛精神。若尊重他人的愿望是一個普遍性的價值，那么儒家的“仁愛”精神就具有這樣的內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正好就體現了這一方面。仁愛本質上是普遍同情，它主張包容一切、關照一切。儒家始終把“反求諸己”和“不尤人”作為修身的中心，同樣是尊重他人。儒家的“天人合一”和“萬物一體”思想，有機主義和整體主義世界觀，教導人類還要學會同萬物相處，善待作為自然的他者。儒家“仁愛”中的孝親層面，主要是指明了一個人實踐仁愛的出發點和入手處，并不是把它狹隘為只是孝親。

再如，儒家始終把人的尊嚴和價值放在人的道德自覺和人格境界上，從不以出身和身份來衡量人的優越性。儒家的人性論，主要是人性平等論，它為所有的人都賦予了共同的人性。人與圣人的差別只在于學與不學的問題。儒家沒有印度的種姓意識，也沒有古希臘的奴隸觀念。儒家的“禮”雖然注重區分人類事務中的“差異性”，其許多禮儀規定了“差別待遇”，但不能說這是主張等級制和人類的不平等，在現代社會的許多禮儀活動中，人們所受到的禮遇不是也很不一樣嗎？

總而言之，儒家的學說和思想，總體上傾向于普遍性和可公度性思維，而主要不是特殊性和差異性思維。《呂氏春秋·有始》的一段話可以代表儒家的這種思維：“天地萬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謂大同。眾耳目鼻口也，眾五谷寒暑也，此之謂眾異。〔眾異〕則萬物備也。天斟萬物，圣人覽焉，以觀其類。”

不同的文化和傳統既是自身的、自我的，但同時又是開放的、包容的和彼此可以分享的。在不同的文明傳統和文化并存的前提下，我們更需要以理性和真誠展開交往和深層的對話。

世界儒學大會的世界性

作者：山東大學教授 王學典 《光明日報》（2023年08月24日 16版）

世界儒學大會，要和世界上占主流地位的思想進行對話，比如說儒學和自由主義對話。你只有和主流對話，你本人才能取得世界的影響。如果只是和邊緣對話，那么你的成果也是邊緣的。像安樂哲先生，杜維明先生，包括貝淡寧先生，他們都是從自由主義陣營殺出來的，而且他們都看到了自由主義的缺陷。我們應該通過對話，展現儒學的價值，彰顯儒學彌補這個缺陷的可能性。關鍵是我們怎么設置好的命題，好的話題，然后使我們這個影響能夠吸引在世界上更多的人來參與，這是我們要考慮的問題。

我一直認為關起門來搞儒學不行，我們是世界儒學大會，我們必須把在思想界，在理論界，在前沿有影響力有號召力的人請到大會上來。

儒學如何在實踐上復興是另一個值得我們關注的問題。儒學復興不能在研究院，不能在講堂上，不能在會議上。儒學復興有一個關鍵，就是我們能不能按照儒家的原則來創造一種高于自由主義的生活方式。這一點有關儒學的命運，儒學的復興。山東大學曾經提出一個建議叫曲阜文化特區。由此我想，我們不妨拿出一個地方來，按照儒家的原則創造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創造一個新的社區。我們在歷史上不是沒有這種先例，中國傳統文化創造了在世界上有影響力的生活方式，就是唐代。唐代的生活方式于當時具有世界性的影響，各國使遣唐使都到中國來。至今我們從日本和韓國都能看到唐代的影子。今天，在自由主義已經占世界主流地位的基礎上，我們能不能創造一個更高的生活方式？這種新的生活方式要吸取自由主義生活方式的優點，同時更要發揮社會主義的優勢，汲取儒家為代表的傳統文化的精華，綜合創造一個新的生活方式。

儒家的思想與理念的確是奠基在倫常日用當中的。如果不能恢復這一點，我們研究得再多也不行，只和自由主義對話也不行。我們還要在生活上在實踐上怎么創造一個新的生活樣態，一個新的生活典范，這個更有吸引力。如果我們這個典范創造出來，那么在其他生活方式下感覺不舒服的人就可以到中國來。這里更有人情味，父子之間，夫妻之間，父慈子孝這一套都能得到兼顧。我們對此要有信心，同時還要有一個規劃設計。讓儒學不僅和鄉村結合，而且和城市相結合，我覺得這樣才能期待儒學的振興。

儒家智慧與世界難題

作者：北京師范大學教授 周桂鈿 《光明日報》（2023年08月24日 16版）

世界之大，問題很多，難題也很多。人類不斷地用智慧解決這些難題。歸結起來主要有兩大問題：一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人類解決這類問題的智慧，稱為科學。二是人與人的關系問題，人類處理這類問題的智慧，稱為人文，或叫文化。以文化人，用文明轉化人們的思想，化解人際矛盾，使之達到和諧。

西方人從自然界中弱肉強食現象體會出優勝劣汰道理，努力探險，深入研究，大大提高對自然界的認識，發展改造自然的能力。科學提高了人類在自然界的影響力。接著，特別是近代以來，西方人將其他種族的人也當作客觀的征服對象，形成了流行于全世界的殖民地現象。有人為英國殖民政策唱贊歌。如果真是如此，那么美國應該感謝英國的殖民統治，華盛頓領導美國人民獨立運動，應該受到譴責。英國殖民統治好，還是華盛頓獨立運動好？沒有歷史觀念的人對于如此簡單的事實都分不清是否。

蘇聯解體以后，美國成為單極獨霸于世，開始以世界警察自居。幾位美國總統都公然宣稱“美國國家利益至高無上”。換言之，符合美國利益的就是真理，不符合美國利益的就是謬誤。這還有什么道義可言！美軍入侵伊拉克一周年的時候，美國總統高興地說：“終于讓世界人民看到美國的力量！”這等于說，入侵伊拉克是為了顯示美國的力量。在中國兩千多年前，就有大儒孟子說：要以德服人，不要以力服人。以德服人，才能使人心悅誠服。孔子也曾說：“遠人不服，修德以來之。”兩千年之后，缺乏文明的霸主還沾沾自喜于以力服人！“遠人不服，出兵以壓服之”，這就是霸權的邏輯。壓服總是壓而不服，力不足以抵抗，就要想出各種辦法來報復。這些辦法，有的是正常的，有的是不正常的，有的是恐怖主義。霸權主義走向極端物極必反，不會道義，必將走向滅亡。中國古語說：“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又說：“多行不義，必自斃。”

儒家重視和，將和作為出發點，也作為奮斗的目標。講和就要強調德，如果沒有德就無法實現和。但是只講德也不行，不用實力戰勝邪惡，也實現不了和。孔子講“為政以德”，他又非常贊揚管仲、子產這些法家先驅的政治改革。孟子講“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董仲舒提出以德為主，以刑為輔。這些都是德法并用的思想，貫穿于中國兩千多年歷史。由于德法并用的合理性，中華民族有很大的包容性，形成民族復雜、人口眾多的文明古國。這些豐富的政治智慧，解決了許多社會難題，也將為解決世界難題貢獻智慧。

儒家文化的“常道”與“新命”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李存山 《光明日報》（2023年08月24日 16版）

孔子對中國文化的相“因”繼承和“損益”發展有著自覺的意識。他說：“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政》）這里的“因”可以說就是文化連續性發展的“常道”，而“損益”就是對原有的文化有所減損和增益，以實現文化創新性發展的“新命”。

雖然孔子講了夏、商、周三代之禮（文化）有相“因”的繼承性，但他并沒有說出此相“因”的具體內容是什么。我認為，儒家文化真正的“常道”應是先秦儒家與秦后儒家所一以貫之、始終堅持、恒常而不變、具有根本的普遍意義的那些道理、原則、理想或理念。以此為判據，如果從“祖述堯舜”講起，那么，崇尚道德、以民為本、和諧社會，可以說就是儒家文化所承自堯舜二帝和夏、商、周三代之王的“常道”。而孔子把“仁”提升到道德的最高范疇，因此，儒家文化的“常道”又是以仁愛精神為統率的。

總書記在2023年2月24日政治局集體學習時指出：“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牢固的核心價值觀，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拋棄傳統、丟掉根本，就等于割斷了自己的精神命脈。”我認為，這里說的“固有的根本”“自己的精神命脈”，當就是指中國文化的“常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新時代的一種發展創新，但它“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此即中國文化發展“變中有常”的辯證法。

習近平特別強調：“深入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時代價值，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淵源。”我認為，這里說的“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可以說是對儒家文化乃至中國文化之“常道”的一個精辟概括和表述。“常道”之常新，就在于它不僅傳承久遠，而且具有重要的時代價值，它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淵源”，這正是我們要傳承和弘揚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常”或“因”是文化發展的連續性，而“變”或“損益”就是要實現文化發展的“新命”。那么，在中國的古今之間有哪些重要的變化呢？第一，從以農業為主的社會已經轉變為以工商為主的市場經濟；第二，從君主制已經轉變為民主共和制；第三，從服務于君主制的科舉制已經轉變為服務于社會多種需要的現代教育制度；第四，從經學的“權威真理”的思維方式已經轉變為廣義的“哲學”或“學術”的思維方式。

儒家文化要實現現代化的“新命”，一方面要適應這四個方面的變化，另一方面也要轉化或優化這四個方面所出現的問題。如市場經濟中的義利關系問題，政治制度方面的以德治國與自由、民主、法治的問題，教育制度方面的人文素質（“明體”）與工具性知識（“達用”）的問題，思想觀念方面的繼承經學之“常道”與“博稽眾說而唯真理之從”（王國維語）的問題等，這些問題是需要現代儒學在“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來解決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每年在曲阜市召開的“世界儒學大會”承擔著重要的學術使命。

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來 教育要面向未來面向世界面向現代化篇三

論教育應面向世界

論教育應面向世界

教育要面向世界，就是要汲取世界各國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汲取人類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特別是要汲取和借鑒世界各國教育發展和管理的成功經驗，反映世界優秀文明成果以及當代科學技術文化最新發展的教材、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要做到這些，首先應正確認識世界。

一、正確認識世界

當今世界是一個經濟全球化趨勢在曲折中發展、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向著多極化方向發展的世界。

[size=10.5pt]1[/size]、經濟全球化趨勢在曲折中發展

[size=10.5pt]2[/size]、科技日新月異

[size=10.5pt]3[/size]、世界正向多極化方向發展，西方國家“西化”、”分化”我國圖謀加劇（八國集團及其首腦會議）

二、汲取人類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

教育要面向世界，就是強調教育要“洋為中用”，實行”拿來主義”，汲取世界各國的先進科學技術知識，汲取人類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和成功經驗，逐漸實現同世界經濟和社會發展接軌，最終實現教育的國際化。

[size=10.5pt]1[/size]、教育要面向世界，要求教育的**和發展必須放在世界經濟、科技和教育發展的廣闊背景中來認識和思考

[size=10.5pt]2[/size]、教育要面向世界，要求教育必須加強國際合作，擴大對外交流

[size=10.5pt]3[/size]、教育要面向世界，要求教育必須培養學生具有面向世界所需要的基本素質 ．試述教育對于發展科學技術的基礎作用。

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來 教育要面向未來面向世界面向現代化篇四

職教國際化──論職業教育面向世界

一、我國職業教育面向世界的背景

1．職業發展面臨著國際競爭的淘汰與選擇世界變了，變得沒有一成不變的模式，變得必須用國際通用的標準來要求自己，它使中國的經濟必須打破國內市場競爭的圈子走向國際市場。競爭范圍的擴大和競爭速度的加快，都將給中國的職業變換提供充分的內動力。

從

國際市場來看，以知識含量密集為特征的新技術和第三產業將取代傳統工業成為主導產業；腦力勞動逐步取代體力勞動將成為主導趨向，從而加快了職業更新的速度。美國在過去的15年中淘汰了8000種職業，同時誕生了6000種新職業，白領階層已占勞動力的59％，藍領僅占29％，知識更新速度加快，每年的淘汰率達20％，技術的周期壽命只有5年。職業在此變化的影響下也不斷發生著日新月異的變化。

然而，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尚處于起步階段，傳統產業仍為主導地位。1994年，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值占工業總產值的8.3％，計劃到2010年達到25％，這僅是發達國家的現有水平。我國現有職工1.2億，35歲以下的青年職工約8000萬人，其中初級工占80％，中級工占19％，高級工僅占1％。我國目前正處于經濟結構調整時期，落后的產業和技術必定要被淘汰。發展高新技術產業需要解決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要在提高我國勞動者素質的基礎上面向國際市場發展經濟，二是要解決現有勞動者的就業與再就業問題。

2．國外發達國家職業教育的成功經驗值得借鑒國外發達國家的職業教育專業化傾向明顯。澳大利亞有培訓和繼續教育學院287所，承擔了全國90％的職業教育和培訓任務。大中型企業的培訓機構除開展本企業的職工培訓外，還通過競標參與勞動力市場計劃的培訓，私營培訓機構也積極參與各種教育培訓。目前，澳大利亞已形成了由100余家集體培訓公司組成的全國性培訓網絡，每年有17000余名青年接受培訓，3000余家小企業受益。日本企業教育受終身教育思想的影響，更加豐富。日本的職業教育趨于研究人才培養的個性化與體系化。美國的職業教育能夠迅速對當地勞動力需要作出反應，使其課程設置、培訓項目和教學方法跟上技術發展步伐。我國的職業教育應不斷研究國際職業與國際職業教育發展的動態，并以此為借鑒制定職業教育計劃，才能更快發展。

二、我國職業教育面向世界的局限

1．落后的體制和機制束縛職業教育發展面對職業教育市場的挑戰，政府和市場尚沒有達成有效的統一，現有政府的職能對職業教育還有相當程度的束縛力，如硬性要求職業教育必須達到50％－－60％的比例。這種忽視具體地區差異的指令，易于造成職業教育脫離實際，產生教育、效？quot；兩張皮"的后果。

2．觀念上的偏差是造成職業教育發展滯緩的重要因素過去，中國人是很重視技藝的。素有身懷絕技而走天下之說。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撲面而來的知識經濟，人們追求管理型、高新技能型人才的意識逐步強化，認為只有達到這樣的高度才是一個真正的人才，因而不屑于接受職業教育。再者，社會的分配機制不健全、不合理，使得技能人才沒有相應的社會地位，致使他們失去了繼續接受職業教育的信心。當人們對職業教育缺乏興趣的時候，職業教育必遭冷落。

3．國外人力資源開發機構將對我國職業教育產生沖擊

中國入世后，隨著國外更多人力資源開發公司進入中國市場，瞻前而實用的教育培訓觀念和措施將贏得用戶歡迎。而目前我國的職業教育體制仍然具有很強的傳統性，辦學規模、管理方式、招生渠道、收費標準等基本沒有脫離傳統約束。由此帶給職業教育的挑戰會出現兩種情況：一是及時借鑒，開拓求新，跨越式發展我國的職業教育，迅速縮短差距；二是迫于應付，無法與之競爭，以至于被擠出人力資源開發市場。

4．傳統的職業教育現依然是發展職業教育的瓶頸在傳統職業教育制約之下，我們還是從簡單的從業需要之角度來確立職業教育原則，讓接受職業教育者掌握一門技能。這種教育思想沒有看到當今世界發展之迅速，技能人才不斷提高自己之重要意義，從而忽視了培養全面發展型人才的迫切性。國外發達國家以人為本的職業教育傾向不僅使受教育者從中學到了技能，而且突出地發展了自我，提高了開發創新能力，增強了工作責任感。我國的職業教育應該在尊重受教育者、服務受教育者、滿足受教育者個體要求方面形成著力點，培養跨文化、跨學科的全面發展型人才，采用國際慣例設置教育培訓的評估標準，以期我國的職業教育走向國際化軌道。

三、加強我國職業教育面向世界的舉措

1．在職業教育各個層面加強國際交流各級職業教育學校和機構，在職業教育目標的確定、內容和形式的設計等方面應以國際標準作為參照，注重國際職業教育的發展趨勢。職業教育必須加強與世界各國的交流，積極與發達國家采取多種形式的合作，進一步了解發達國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