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朱德熙先生的《漢語句法中的歧義現象》說開論文

論文摘要：朱德熙先生的“漢語句法歧義現象”一文對歧義語言現象的分析給我們許多有益的啟示，本文在對朱先生研究成果評述基礎上，試圖由實例來分析歧義產生的語言根源及歧義的分化。以使我們對于漢語語法現象的觀察和分析更加深入。

論文關鍵詞：歧義,分化,語用

【第1句】：引言

大多歧義現象容易引起誤解，導致不必要的麻煩出現，呂叔湘、朱德熙《語法修辭講話》把“歧義”看成是與“費解”“堆砌”等并列的重要語病之一。中學語文教師在教學中也一直想方設法找出各種方法消除“歧義”這種語病。為了避免歧義現象的出現，將歧義帶來的消極影響降到最低，消除歧義的方法逐步增多起來。

朱德熙先生《“的”字結構和判斷句》（1978）對“的”字結構判斷句的歧義問題進行了詳細考察，并提出了“歧義指數”概念。朱德熙先生較早接受了結構主義語法理論，他的《漢語句法里的歧義現象》(1980)比較有代表性，奠定了語法歧義研究的基礎。

【第2句】：簡評《漢語句法中的歧義現象》

【第1句】：1朱德熙先生的語法論著《現代漢語語法研究》選了八篇論文，主要探索一種新的切合漢語語法研究的方法來分別揭示現代漢語中種種語法事實或規律。其中《漢語句法歧義現象》（1980）一文從語言事實出發，對歧義這種典型的漢語語法現象進行了科學精細的分析，總結出了富有創建的研究方法和理論，給后輩學人以啟迪。

【第1句】：2在這一文里，朱先生并不滿足于對個別多義句的一般分析，而是著重探索語言歧義現象中帶有規律性的東西。朱先生首先將語言中的多義句分兩種，一種是詞匯上的多義句,另一種是語法上的多義句。詞匯上的多義句是由文案里有某些詞是多義引起的。例如“他一天不吃飯也不行。”歧義點在“飯”，或指米飯,或指每天吃的飯食。與此相應，這個文案一種意思是說天天都要吃米飯，另一種意思是說他一天也不能餓著。（170頁）朱先生指出這種多義句不牽涉文案結構，是詞匯范圍里的事，與語法無關。

另一種語法上的多義句朱先生認為是“多義句式”的體現，這種文案不僅反映了它們所代表的句式的結構，同時也反映了這種句式的多義性。（171頁）這類屬于語法范圍內的多義句常帶有很強的規律性。因此，朱先生把重點放在語法上的多義句，特別是多義句式方面來探究歧義問題，在文中列舉了一些多義句式，比如“M1+的+M2”“D2+的+是+M”等。這些多義句式的“多義性”是由這些抽象的“句式”本身所固有的，而并非是由組成這些文案的具體詞的詞義引起的。比如符合“D2+的+是+M”這個句式的一個例子“反對的是少數人”。“反對的”可以指施事，也可以指受事。必須有上下文，才能確定意思。這種句式把“反對”換成別的有關動詞，如“關心的/援助的/相信的是少數人”等文案也有可能是兩種意思。但說這類句式是多義歧義句式，并不是說按照這種句式造出來的任何文案都是有歧義的多義句，要受到特定的語義制約才行。

【第1句】：3對于不能分化的多義句式，朱先生也總結了幾種典型句式，其中對“差一點/差一點沒”句式的分析成為教學中的參考答案了。其規律為：“凡是說話的人企望發生的事情，肯定形式表示否定意義，否定形式表示肯定意義；凡是說話的人不企望發生的事情，不管是肯定形式還是否定形式，意思都是否定的”。（188頁）例如：差一點及格了/差一點沒及格。“及格”是希望發生的事，前例表肯定意為“沒及格”，后例是否定意為“及格了”。他還具體分析了“差一點+DJ”和“差一點沒+DJ”語言上都可以有三種歧義，單憑句式結構是無法將它們分化為單義句式的，要結合具體語境來分析。

【第1句】：4朱先生研究語言的歧義現象，不僅從大量的錯綜復雜的語言事實中概括出許多帶有規律性的'歧義多義句式來，而且從語法結構的角度揭示出四條帶有規律性的分化方法：a.組成成分的詞類（詞的小類、兼類）b.層次構造c.顯性語法關系d.隱形語法關系。

他發現實詞和實詞組合的句法結構總是同時并存著顯性語法關系（即主語謂語等之間的關系）和隱形語法關系（即施事和動作等之間的關系）兩種不同性質的結構關系，前者是語法層面，后者是語義層面，這兩種不同性質的結構關系總是同時影響著文案的意義，這一觀點的提出為漢語語法研究走上句法與語義相結合的道路奠定了理論基礎。

【第3句】：由實例對歧義分化方法再探討

【第3句】：1歧義是個涉及語言的各個層面的現象，有詞匯的、句法語義的、語用上等的原因，可以從多方面來研究歧義的分化方法。由朱先生文章分析延伸開去，除了上節朱先生提到的四種語法分化的方法外，還有語用的分化方法。下面分別舉實例來看：

（1）歧義在廣告語中的運用

“咳”不容緩（桂龍牌咳喘寧廣告）

金利來，足以自豪的世界。(金利來皮鞋廣告)

聰明的媽媽會用鋅。(三精葡萄糖酸鋅口服液廣告)

還你領袖風采。(某洗衣粉廣告)

人類沒有了聯望，世界將會怎樣?(聯想計算機廣告)

要想皮膚好，早晚用大寶。(大寶日霜和晚霜的廣告語)

這些經過創作者深思熟慮的“蓄意”廣告語，相信大家一定過目不忘，他們無一不是利用雙關使觀眾把自己的產品和與之相關的所有美好意思聯系在一起，增強了產品的推廣效應。

“人類沒有了聯想，世界將會怎樣?”“聯想”的本意就是指一種由此及彼的思維方式，而當觀眾聽說過“聯想”品牌的計算機，那么它就會很自然的把二者相互聯系，很快便加深人們對這個品牌的印象。（2）我想起來了。/政府有關部門明令禁止取締藥品交易市場。

這類語句是語音輕重停頓造成的歧義，前例當“起來”輕讀時，做補語，表趨向，意思是回想起來了；當“起來”重讀時，作賓語，表動作，意思是不想躺著了。后例停頓在“禁止”后或“取締”后意思正好相反。

（3）小張看見小劉正和他的朋友聊天。

這句話結構層次不清，“他”可以指小張也可以指小劉，沒有語境就指代不明，造成歧義了。

（4）他背著主任和副主任偷偷地把這筆錢分別存入了兩家銀行。

這句是詞性不明引起的歧義。如果“和”作連詞，“他”是背著兩位主任的個人行為；“和”作介詞，“他”是和副主任一起干的。

(5)他在火車上寫標語。

這句話若只分析句法結構，“他”是施事，“在火車上”是處所，“寫”是謂詞表動作，“標語”是結果。但從語義指向角度分析，則有歧義。一是“火車上”語義指向“他”，即“他在火車上，他寫標語。”一是“火車上”語義指向“標語”，即“他寫標語，標語在火車上”。

(6)語文課上，老師問小丁:“蜜蜂給花園增添了生氣，怎樣理解?”小丁回答“蜜蜂偷花粉，花兒生氣了!”，學生哄堂大笑，小丁還辯解道:“要是鮮花不生氣，哪來的鮮花怒放啊?”。學生對于“生氣”的解釋讓老師哭笑不得，“生氣”本身確實有“不高興”和“生機勃勃”兩層含義，但是老師已經給出特定的語境，而學生卻選擇了不合語境的“不高興”含義，并將其與鮮花怒放聯系起來理解，此類歧義解釋鬧了笑話。

【第4句】：結語

朱德熙先生用直接成分分析法分化了歧義實例“咬死了獵人的狗”，用變換分析法分化了“屋里擺著酒席”，這兩種結構被很多歧義研究者所引用，而這兩種分析法也成為了分化歧義的重要方法。但是，傳統語法的文案成分分析法對歧義現象缺乏解釋力，這是漢語歧義研究起步較晚的根本原因。朱先生看出了語法現象語句構造的復雜性,提出了將結構（語法的、句法的、形式的）、語義（意義的）、表達（語用的）三者結合起來的語法分析方法。

句法對歧義的限制是最直接的，但限制的能力有限，它還要借助于語義才能進一步把歧義排除，而語用對歧義的消除最為有效，它可以消除它們消除不了的歧義。在今后的研究中應重視言語在特定語境中的特定內涵。關注相關的上下文和語義場，突破以前的靜態研究，加強歧義的動態研究，才能更深入地了解、研究它，也會使這種現象的精妙處更實用。

參考文獻

1朱德熙.漢語句法中的歧義現象.現代漢語語法研究.商務印書館,19【第80句】：

2朱德熙.語法答問.商務印書館,19【第85句】：

3朱德熙.現代漢語語法研究.商務印書館,19【第80句】：

4朱德熙.句法結構.中國語文,1962(8-9).

5王建華.語境歧義分析.中國語文,1987(1).

6黎昌友.漢語歧義類型及其消除.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4(7).

7吳振國.漢語模糊語義研究.華中師大出版社,200【第3句】：

由《詩經》說開去

《詩經》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成文的詩典，詩三百的風雅頌充分表現了當時的生活狀態與歌舞樂曲的狀況。其在文學史及文化史上的貢獻是無可爭議的。

事實上文學的誕生是早于文字的。用魯迅的話說就是最先的文學就是勞動時的“吭唷吭唷派”。其依據來自《呂氏春秋?淫辭》的“今舉大木者，皆前呼輿謣，后亦應之。”——即勞動號子，然后這種號子的韻律被加以整理，變成了最初的有節奏的唱辭，并在原始的宗教中融入了舞蹈的內容，賦予詩歌一種神魔的咒術意義。如“斷竹、續竹、飛土、逐宍”。就是講用竹子制成弓箭，射取禽獸以取食物的過程。與此同時產生的還有古代的神話與寓言。如女媧補天、鯀禹治水等。同時勞動人民運用歌謠當武器抒發自己的感情，如“時曰害(曷)喪，予及汝偕亡”，就表達了奴隸們對夏桀的仇恨與咒罵，且愿與之一起早日滅亡。所以不管孔子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詩無邪”如何。亦掩不住文學的思想傾向。至于說孔子增刪了《詩經》，至今存疑。因為在孔子幼時，《詩三百》已經成書。但孔子為《詩經》配過樂譜則在《史記》中有明確記載。

周朝當時有專門的官員去各地采集民歌，并加以整輯。“雅”、“頌”一般出自貴族，用以歌頌自己先人的功德，如《大雅》中的“皇矣”等。《小雅》則更接近平民些，如《大東》《采薇》等。而“風”則大都來自民間。其反映了奴隸們對壓迫的不滿與反抗。如《伐檀》《碩鼠》等。其次“風”中還反映了當時奴隸的生活狀況，如《魏風?十畝之間》等。同時“風”中還大膽描寫了男女的婚姻愛情。且這類詩占去詩經的近一半。如《庸風?柏舟》等詩。

《詩經》最大的貢獻不僅在于來自生活，來自民間，更重要的是它多采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感情質樸，且首創比、興、賦的詩歌創作手法。語言上也十分精煉生動。雖為四言居多，但又不為字數所限。如“關關睢鳩，在河之洲”到《伐檀》中的“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的長短句的巧妙運用。再到《詩經》中文案的重疊章法和韻的運用，都對后世的文學及詩歌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由此可見，中國的文化起于人類勞動始，再由文學的產生，由口傳而到文傳，再由樂的韻成，而至歌舞以傳，而化之。

《詩經》雖是第一部緣自中原整理成冊的文學上的詩歌總結，但其文學意義，卻產生于未有文字之前的民眾勞動文化生活的歷史深處。

如同《易經》一樣，不管你臺港對此研究的再深入，其根源必定在中華大地。

那些否根蔑祖的人看清楚了，這難道有爭議嗎?

拓展：

詩經簡介

《詩經》是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大約五百多年的詩歌(前11世紀至前6世紀)。(另外還有6篇有題目無內容，即有目無辭，稱為笙詩)，又稱《詩三百》。先秦稱為《詩》，或取其整數稱《詩三百》。西漢時被尊為儒家經典，始稱《詩經》，并沿用至今。漢朝毛亨、毛萇曾注釋《詩經》，因此又稱《毛詩》。《詩經》中的詩的作者，絕大部分已經無法考證。其所涉及的地域，主要是黃河流域，西起山西和甘肅東部，北到河北省西南，東至山東，南及江漢流域。詩同樂不能分。

成書過程

《詩經》中最早的作品大約成于西周初期，根據《尚書》上所說，《豳風·鴟鸮》為周公旦所作。2008年入藏清華大學的一批戰國竹簡(簡稱清華簡)中的《耆夜》篇中，敘述武王等在戰勝黎國后慶功飲酒，其間周公旦即席所作的詩《蟋蟀》，內容與現存《詩經·唐風》中的《蟋蟀》一篇有密切關系。最晚的作品成于春秋時期中葉，據鄭玄《詩譜序》，是《陳風·株林》，跨越了大約600年。

關于《詩經》的集結歷代說法眾多。主要的有以下三種：

王官采詩說

最早的記載出現于《左傳》。《孔叢子·巡狩篇》載：“古者天子命史采歌謠，以觀民風。”

另外在《漢書·食貨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故曰王者不出牖戶而知天下。”周朝朝廷派出專門的使者在農忙時到全國各地采集民謠，由周朝史官匯集整理后給天子看，目的是了解民情。當時的采詩官被稱為“行人”(見于《左傳》)。

劉歆《與揚雄書》亦稱：“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遒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童謠、歌戲。”

公卿獻詩說

當時天子為了“考其俗尚之美惡”，下令諸侯獻詩。《國語·周語》載：“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曲，……師箴，瞍賦，曚誦。”

孔子刪詩說

這種說法見于《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三百五篇。”據說原有古詩3000篇，孔子根據禮義的標準編選了其中300篇，整理出了《詩經》。唐代孔穎達、宋代朱熹、明代朱彝尊、清代魏源等對此說均持懷疑態度。《左傳》中記載孔子不到10歲時就有了定型的《詩經》，公元前544年魯樂工為吳公子季札所奏的風詩次序與今本《詩經》基本相同。現在通常認為《詩經》為各諸侯國協助周朝朝廷采集，之后由史官和樂師編纂整理而成。孔子也參與了這個整理的過程。

體例分類

關于《詩經》中詩的分類，有“四始六義”之說。“四始”指《風》、《大雅》、《小雅》、《頌》的四篇列首位的詩。“六義”則指“風、雅、頌，賦、比、興”。“風、雅、頌”是按音樂的不同對《詩經》的分類，“賦、比、興”是《詩經》的表現手法。《詩經》多以四言為主，兼有雜言。

《風》、《雅》、《頌》三部分的劃分，是依據音樂的不同。

《風》包括了十五個地方的民歌，包括今天山西、陜西、河南、河北、山東一些地方(齊、韓、趙、魏、秦)，大部分是黃河流域的民間樂歌，多半是經過潤色后的民間歌謠叫“十五國風”，有160篇，是《詩經》中的核心內容。“風”的意思是土風、風謠。

(十五國風：周南、召南、邶〔bèi〕、鄘〔yōng〕、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huì〕、曹、豳〔bīn))

《雅》分為《小雅》(74篇)和《大雅》(31篇)，是宮廷樂歌，共105篇。

“雅”是正聲雅樂，即貴族享宴或諸侯朝會時的樂歌，按音樂的`布局又分“大雅”、“小雅”，有詩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固然多半是士大夫的作品，但小雅中也不少類似風謠的勞人思辭，如黃鳥、我行其野、谷風、何草不黃等。

《頌》包括《周頌》(31篇)，《魯頌》(4篇)，和《商頌》(5篇)，是宗廟用于祭祀的樂歌和舞歌，共40篇。

“頌”是祭祀樂歌，分“周頌”31篇、“魯頌”4篇、“商頌”5篇，共40篇。本是祭祀時頌神或頌祖先的樂歌，但魯頌四篇，全是頌美活著的魯僖公，商頌中也有阿諛時君的詩。

“風”的意義就是聲調。它是相對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統治地區——而言的。是不同地區的地方音樂，多為民間的歌謠。《風》詩是從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等15個地區采集上來的土風歌謠。共160篇。大部分是民歌。根據十五國風的名稱及詩的內容大致可推斷出詩產生于現在的陜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和湖北北部等。

“雅”是“王畿”之樂，這個地區周人稱之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當時把王畿之樂看作是正聲——典范的音樂。周代人把正聲叫做雅樂，猶如清代人把昆腔叫做雅部，帶有一種尊崇的意味。朱熹《詩集傳》曰：“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有正變之別。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朝會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辭氣不同，音節亦異。故而大小雅之異乃在於其內容。”

“頌”是宗廟祭祀的樂歌和史詩，內容多是歌頌祖先的功業的。《毛詩序》說：“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這是頌的含義和用途。王國維說：“頌之聲較風、雅為緩。”(《說周頌》)這是其音樂的特點。

表現手法

“賦”按朱熹《詩集傳》中的說法，“賦者，敷也，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說，賦是直鋪陳敘述。是最基本的表現手法。如“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即是直接表達自己的感情。

“比”，用朱熹的解釋，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明喻和暗喻均屬此類。《詩經》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變化。如《氓》用桑樹從繁茂到凋落的變化來比喻愛情的盛衰;《鶴鳴》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來比喻治國要用賢人;《碩人》連續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膚，“瓠犀”喻美人之齒，等等，都是《詩經》中用“比”的佳例。

“賦”和“比”都是一切詩歌中最基本的表現手法，而“興”則是《詩經》乃至中國詩歌中比較獨特的手法。“興”字的本義是“起”，因此又多稱為“起興”，對于詩歌中渲染氣氛、創造意境起著重要的作用。《詩經》中的“興”，用朱熹的解釋，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為所詠之內容作鋪墊。它往往用于一首詩或一章詩的開頭。有時一句詩中的文案看似比似興時，可用是否用于句首或段首來判斷是否是興。例衛風·氓中“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就是興。。大約最原始的“興”，只是一種發端，同下文并無意義上的關系，表現出思緒無端地飄移聯想。就像秦風的《晨風》，開頭“鴥彼晨風，郁彼北林”，與下文“未見君子，憂心欽欽”云云，很難發現彼此間的意義聯系。雖然就這實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時代懸隔才不可理解，但這種情況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現代的歌謠中，仍可看到這樣的“興”。

進一步，“興”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較有實在意義的用法。但正因為“興”原本是思緒無端地飄移和聯想而產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較實在的意義，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虛靈微妙的。如《關雎》開頭的“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原是詩人借眼前景物以興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關雎和鳴，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間的和諧恩愛，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確定。又如《桃夭》一詩，開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寫出了春天桃花開放時的美麗氛圍，可以說是寫實之筆，但也可以理解為對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說這是在烘托結婚時的熱烈氣氛。由于“興”是這樣一種微妙的、可以自由運用的手法，后代喜歡詩歌的含蓄委婉韻致的詩人，對此也就特別有興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陳出新，不一而足，構成中國古典詩歌的一種特殊味道。

話說開放與包容的議論文

言論自由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任何言論都有自己的邊際，比如你不能公開諷刺殘疾人，你不能攻擊宗教，你也不能污言穢語。而提出開放與包容，無非是為了透一口氣，看看是不是換一種接納或者拒絕的方法。

中國的言論自由一直如履薄冰顫顫巍巍的過獨木橋。從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中國就為思想和言論帶上了馭使的韁繩和嚼頭，當文人自覺的與統治者茍合在一起，中華民族的文明，就像裹腳女人，只能徘徊在廳堂勾欄。禁錮思想直接的危害就是創新能力不足，對外幾千年靠大刀片和那片爛城墻鞏固國防，對內不斷的'把稍微的進步思想扼殺于萌芽。當英國人來到東土上國，看到運河兩岸穿著笨拙的衣服，拿著長槍短刀練武的場景時，就算不是強盜，也禁不住貪欲的心。當看到暮氣華族，只慣茍活，就已經預示了民族劫難。于是文明伴著炮火東進，差點把古老的文明斷絕凈盡。除了風水學，傳承至今的只有漢字本身。

兼儲并包，海納百川只存在文人激昂的文字中。看中國有文字的歷史，無論真假，好話都能真理宇宙，可壞事做絕卻是殘酷的現實。統治者只有私的概念，國子監就層出不窮的各類奴才。中國文人的氣節只體現在文字上，更多的是犬儒茍延于上，于是偶爾有氣節的，也是統治者為了更好訓馭奴才的垂范。如此不堪，卻能每每自炫耀于人，也可見無知和愚昧的深刻。

開放和包容其實本身就證明了我們對于開放和包容的態度。沒有自我設限，就不會有開放和包容的議題。而這進步的取得，也是互聯網時代顯性進步的標志。《求是》雜志近期發表：“警惕網絡負能量”。被各大媒體直接理解為：“網民罵不倒黨和政府，不如斷網勤奮工作”。掩耳盜鈴固然眼不見為凈，可真相一旦與現實結合，殘酷的代價也將不可承受。

網絡的減壓閥作用其實已經過去，網絡與現實共進的時代已經到來。雷政富們的狂歡以及執法犯法者們，已經在網絡的曝光下逐漸走進自己殘酷的現實。但這一小步一小步的努力，正是網民們尋求發聲，展現正義而取得的。而這一小步一小步贏得的包容，也是付出代價換來的。

開放和包容已經是時代的心聲。而起航的自由卻還在逆風飄搖。相信這逆風，會增加中國夢這艘航船抵御疾風勁雨的力量，為順風的航向，破浪融冰，助力揚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