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批與等級--學術自由的敵人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xx先生在深入研究上述問題后，寫下了此文。這篇文章以大量的數據引用，對當前流行的審批學術和等級學術制度進行了分析。

被扭曲的學術自由學術自由有許多敵人。在中世紀，西方國家的宗教彌天蓋地，雖有許多大學，但學術僅為神學的婢女，自由更無以安身。

二十世紀東西方甚至不約而同地書寫了學術屈從于政治、向權勢獻媚最不光彩的幾頁：包括海德格爾、施米特在內的一大批學者倒向納粹政權，李森科的科學專制主義一時甚囂塵上，馮友蘭、周一良“書生意氣”為反文化運動加冕……今天，在中國，學術自由的敵人主要不是高壓、專制，而是與官僚政治結合在一起的審批學術、等級學術。讓我們先來看一則國內某著名大學的簡介：目前擁有國家級重點學科6個，省級重點學科22個；國家級重點實驗室2個，教育部重點實驗室4個，衛生部重點實驗室1個，省級重點實驗室14個；國家工程技術推廣中心1個，省級工程技術推廣中心8個；國家基礎學科科學研究與教學人才培養基地3個，國家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基地1個，國家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3個。

擁有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點8個，二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專業74個，博士后流動站9個，碩士點155個，并擁有法律碩士、工商管理碩士、工程碩士、臨床醫學碩士和博士、口腔醫學碩士等5個專業學位授權點。這基本上是中國各大學簡介的模式，它亮出了各大學引為驕傲的“亮點”，也是各大學一拼高低的本錢，而比這一組組“數字化”的“亮點”——更值得介紹的各大學的學術成果，尤其是原創性成果，反倒不得而知。

也許我們還能體會到這些重點學科、基地、碩士博士點、博導、院士、學科評議組成員在中國的意義，卻不知道如果去進行國際比較，這些諸如“國家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的指標，是否就是原創性成果的代稱。能否將它們作這樣的等同姑且不論，這些重點學科、基地、碩士博士點，還有名目繁多的國家級、省部級、校級、院系級研究項目的產生過程就值得認真反思。

“審批經濟”已成過街老鼠，審批學術、等級學術卻愈演愈烈。究其根本，在于大學缺乏自治、行政機關壟斷資源、審批方式分配資源的體制。

誰來審批學術規則很簡單，誰掌握資源誰就有權審批學術。請看各類項目、工程、計劃、獎勵掌握在誰手中——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其中又分為重點項目、一般項目、青年項目、一般自選項目、青年自選項目。

教育部：211工程；985工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基金；青年人文社會科學基金；人文社會科學“十五”規劃項目；人文社會科學基地重大項目；教育部跨世紀人才項目；教育部重點項目；高校青年教師獎；優秀青年教師獎勵計劃；高校骨干教師資助計劃；高校博士學科點專項科研基金；高等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教育部名師等。還有教育部受托管理的霍英東教育基金、曾憲梓教育基金、邵逸夫項目、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等。

科技部：863計劃(國家高新技術研究發展計劃)；國家科技攻關計劃；基礎研究計劃，如973計劃(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研究開發條件建設計劃，如國家重點實驗室建設項目計劃、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計劃；科技產業化環境建設計劃，如星火計劃、火炬計劃，共五大類，各類又有若干子項。人事部：博士后流動站；留學回國人員各類資助計劃；專業人員資助計劃，如跨世紀學術和技術帶頭人、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原“百千萬人才工程”)；政府特殊津貼共四大類。

除各部外，各省、區、市也有許多名目繁多的項目、工程、計劃、獎勵，直至各級各類協會、學會、大學、院系，層層設立，級級評審，形成審批網絡。這些部門到底共掌握多少學術研究的資源，無法準確統計，但可從下述數字略見一斑：“973計劃”資助額度分A類：3000萬元以上；B類：1000萬元～3000萬元；C類：500萬元～1000萬元。

自1998年啟動至20xx年，共立項133個，投入數百億元。“211工程”在九五期間共投入183億。

“985工程”從1999-20xx年各給清華、北大18億，將給中國人民大學12億。連同上述各項目，政府基本上壟斷了學術研究的國內公共資源。

再來看學術成果的生產者，如果他們沒有項目，可以準確地說，不擁有任何生產資料，對人、財、物概無支配權，絕大多數人甚至連一張辦公桌都沒有，是精神生產的“無產階級”。當然，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對自由的學術環境的依賴甚于有形的生產資料，一些傳世之作并非“資助”出來的。

但既然國家和社會有能力投入，那就要使學術成果的生產者通過其職務自動擁有必要的生產資料，無需再行申請。由于這些部門對學術研究資源的壟斷，跑“部”“錢”進一直是大學校長的必修課。

不錯，與審批經濟相比，在審批學術中學者的參與度要深一些，甚至有時起著決定性作用，但問題的要害不在于學者的參與度，而在于審批的廣度，尤其是資源支配者通過行政的程序與非程序的掌控。如國家對高校的經費配置模式是：綜合定額 專項補貼，后者基本屬于非程序性配置，配置與否和數額是高校與政府相關部門博弈的結果。

學術等級多多審批學術的孿生兄弟是等級學術。等級學術的形成一是由于項目、工程、計劃、獎勵的審批權最終握在行政機關手中，而行政機關實行的是科層制，項目的等級取決于審批機關的級別；二是由于泛行政化思維，一些非行政機關如大學、學會也把項目、學術成果定級。

等級學術演變至今也蔚為大觀：之一：大學等級，清華北大、985工程大學(10所左右)、211工程大學(共99所)、教育部直屬大學、各專業部屬大學、省屬重點大學、省屬大學、地市屬大學。大學行政級別從副部級到處級。

還有一流大學、高水平大學、一般大學之分。之二：項目等級，國家級項目(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等“國”字號項目)、省部級項目、地廳級項目、院系級項目(習慣上不稱縣團級項目)。

之三：學科等級，國家重點學科(現有964個，其中法學15個，分布在9個二級學科8所大學)、省部級重點學科、大學重點學科、一般學科。之四：學位授權等級，各大學和研究機構授予學位的權限不同，權限內容分為：博士學位一級學科、博士學位二級學科(博士點)、碩士學位(專業學位)、學士學位(雙學士)，還有無權授予學位的大學。

之五：人才等級，這不是指職稱等級，而是指各級政府和大學選定的人才級別，如“百千萬人才工程”中百千萬分別代表國家級人才、省部級人才和優秀人才。還有不同計劃、獎勵入選者也分為不同級別。

在教授中，有院士教授和學科評議組成員教授、博導教授、碩導教授、一般教授。還有近年來各大學自己實行的與職務津貼相連的

一、

二、三級教授制度。之六：刊物等級，分法不一，多稱權威期刊(如《中國社會科學》、《中國科學》、《法學研究》)、核心期刊(如各綜合性大學學報)、一般期刊。

還有所謂國家級、省部級、一般刊物；所謂特類、一類、二類、其他類刊物。之七：論文等級，大體與刊物等級對應，有特類、一類、二類、其他類論文。

之八：課程等級，如教育部精品課程、優秀課程、重點課程、合格課程。之九：教材等級，教育部組編教材(如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各專業部如司法部組編教材(如“九五”規劃高等學校法學教材、高等政法院校法學主干課教材)、其他教材。

之十：獎勵等級，國家級(如國家自然科學獎、教育部國家級教學成果獎)、省部級、校級、院系級。幾乎與學術活動相關的東西都被劃定等級，從意識形態上看，這在一個把社會主義作為立國的基本原則寫進憲法數十年的國家的確難以想像，從學術活動的內在性質上看，也是前所未聞。

弊端多多審批學術、等級學術的背景深厚，就是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和與之配套的具有高度社會動員力的行政體系，但審批學術、等級學術的規模化并非由來已久，其興盛于20世紀90年代，今天還大有加劇之勢。在90年代前，因為人們對科學教育于興國的意義體會不深，國家財力有限，對學術活動的投入較少。

之后，在這兩方面都有較大積極的改觀，尤其是“211工程”、“973計劃”、“985工程”的提出。如何用有限的資源辦成盡量多的事情，如何建一流大學、如何實現諾貝爾獎零的突破，一直考驗著各類決策者尤其是政府的集體智力。

但決策者并未形成一套合適的管理和組織模式，而是主要沿襲舊的計劃經濟和行政指令工作思路：壟斷資源、重點建設、層層報批，這一思路是建立在“集中財力一定能出重大成果”的假定之上，加上決策者受“無政績不升遷”官場規則的硬約束和政績沖動，因此，大量“計劃”、“工程”涌現，便有了從重點大學到211工程、985工程的等級之分。重點建設思路統治了中國幾十年，在某些經濟、科技、教育、軍事領域也的確辦成了一些大事。

但由于這一思路也對社會公平造成巨大損害，如“三農”問題便是社會不公的集中體現，現已逐漸讓位于通過市場來平等競爭。與這一主流傾向相反，在學術領域，重點建設思路仍居統治地位，并且還有強化的趨勢，如前述，近十幾年科教的增加投入大部分壟斷在各級政府和半官方單位手中，對這些資源的分配又嚴重地傾向于少數大學、研究機構和少數人。

少數大學不僅得到國家資金的重點支持，還通過國家特別授權如網絡遠程教育獲取更多的利潤。國家重點投資和特別授權又增加了這些大學吸納社會資金的本錢，出于廣告效應，企業、其他民間團體對它們厚愛有加，紛紛慷慨捐贈，并設立各種獎學金、獎勵基金，國家、企業、個人都爭著要“錦上添花”，而不愿“雪中送炭”。

久而久之形成科教領域的收入、研究經費、工作條件嚴重的分配不公。同為大學教授，因在不同的教育部直屬大學任職，收入卻相差一二倍；極少數教授將官方半官方所有重大獎項盡收名下；有的一流大學用于種草種樹的資金就達上億元。

這是弊端之一。弊端之二是成本巨大。

一方面可投入學術的資源有限，另一方面為獲取這些有限資源的各種投入又大得驚人。在“程序正義”原則指導下，各種審批定級活動都有較為嚴格的形式化程序，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每年評審一次，大體程序為：項目負責人申請，大學在院系評審基礎上篩選上報，省、區、市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或在京委托管理機構簽署意見，同行通訊評審，學科評議組評審。

有時一個兩三萬元的項目耗去的項目論證費、各級評審費、通訊費、旅差費、紙張及打印費、公關費差不多占去經費的一半。在國家級項目申請中，申請人及所在單位不計成本幾成通例，大家爭的是一個名，單位要達標、上臺階、創一流，個人要評職稱、評獎或保位子，少有人去關注成果水平本身是否為“國家級”。

還有專司科研管理的機構，如全國和省級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各部科研司局、大學科研處，其專職人員每年的工資福利、辦公開支，恐與國家每年對哲學社會科學的投入相差無幾。另外，審批的時間成本更是無法計算，一些名家評了東家審西家，才下眉頭，又上心頭，天知道他們一天半天如何讀完十幾份每份逾萬字的申請書，并劃上百個勾。

一些主管科研的大學負責人更是常常終日泡在“計劃”、“工程”的組織申請、論證、評審、公關之中。弊端之三是腐蝕學術風氣，降低學者人格。

以今年博士點評審為例，以往是兩年評審一次，大體的程序為：各基層申請，大學評審排序，同行通訊評審，學科評議組評審，國務院學位辦審批。由于多種原因，本應去年進行的第九次博士點評審推至今年，又因SARS之故，學科評議組也采取網上評審。

申請單位深諳“功夫在詩外”之硬道理，互聯網外的公關和爭奪早就展開：某些地方大學領導班子集體赴京，行走于京城各評委要人之間；有的大學以學校名義慷慨為重要評委的基金會捐款；在大型學術會議上一些學者偃旗息鼓，生怕出言不遜得罪能影響評審結果的人……該如何繁榮學術“集中財力一定能出重大成果”的假定事實上時被證偽，至少在決策者不能拿出詳盡的評估報告證實所推行的重大計劃、工程取得了重大成果的情況下，就可以推定被證偽，在這里也要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現在許多工程缺乏科學性、計劃性，未有組織深入論證，如“211工程”尚未完成，“985工程”就上馬，“高校青年教師獎”本來就是高校最高教師獎，現又有了教育部“名師工程”，它們是何關系，恐怕決策者也說不清。

據悉，教育部已決定，從今年開始啟動的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繁榮計劃”，包括六項計劃、十項舉措。繁榮學術，不在于龐大的政府計劃，而在于創造學術自由的條件，只要略為翻檢一下那些經典的、為人廣泛引征的學術著作，回首一下那些思想家、理論家的成長史，有幾多是計劃、工程的產物?姑且不說“屈原放逐，乃作離騷”，我們畢竟不能為了弄出傳世之作而有意置學人于苦難之中，人文科學研究的是意義世界，意義世界是個人的世界，事情是否有意義、有何意義，在于個人的內心感受、情緒體驗和心靈直覺，它更需要個人心靈的自由。

僅從與社會、政治相關甚緊的法學看，20世紀的名作，如凱爾森的《純粹法學》、哈特的《法律的概念》、德沃金的《法律的帝國》、哈貝馬斯的《事實與規范》，產生的原因各異，但大概不能說與如此龐大的“繁榮計劃”有直接關聯。如何繁榮學術而不是“繁榮”“計劃”，需要處理好以下問題。

政府能干什么與不能干什么。這的確沒有一條公理可循，在不同國家和不同領域規則不一。

學術終究是學者的事情，政府能干的主要是建立和維護基本的學術秩序，這包括設定建立學術機構和選任學術人員的標準，處理有關這方面的糾紛；其次是為公立學術機構安排和籌措資金，保證它們的正常運行；再次是制定必要的、宏觀的、框架性的發展規劃；最后是設立盡可能少而精尖的獎勵。這四者的重要性依次遞減。

至于學科建設、人才培養、課題研究、教材編寫與使用、學術評價、崗位設置等，統統應交由學術機構和民間團體自主處理。大量越俎代庖的政府計劃、“工程”應當停止。

首先應放棄各種重點工程，如“985工程”、“211工程”、國家重點學科、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百千萬人才工程”。公平競爭是人才成長、重大學術成果產生的必要條件，這已為各國實踐所證明。

不可否認各學術機構、學者之間有水平高低之分，但這應是公平競爭所致，而不應是人為評審的結果。現在重點大學的終身制問題嚴重，我們搞重點建設已有幾十年，卻未聞哪一所重點大學被取消重點資格。

一所大學靠校長的談判能力從部長那里獲取資源的局面，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學術機構“組織程度最小化”。

與企業重效率，政府重公正不同，學術機構應重自由，自由是學者的工作條件和知識創新的保障。因而，在內部管理上，學術機構不應無限追尋企業和政府的管理和運行方式，也就是要降低組織化、程序化、形式化、數字化的程度，給學者以較大的支配空間，使自己能沉浸于學術創造之中，特別是不要令那些具有內在使命感的人，覺得從事學術是外部程序壓迫的結果。

學術原本是孤寂、信奉的事業，創造源于至誠。而現行的各種指標、排名、數量要求、等級規定、審批程序，和為實施這種管理模式而建立的龐大機構：科研處、校級院級學術和學位委員會、各學科組、職稱評定領導小組及辦公室等內部機構，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及辦公室、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及辦公室、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各部科研司局、省級相關機構，顯得過度組織化，學術不能承受如此組織程度之重。

建立符合學術活動性質的學術評價機制。現行的以給人才、成果評定級別為中心的評價制度，錯誤地套用了物質生產中產品質量定級的標準，沒有反映精神活動的特點。

建立合理的學術評價機制當考慮到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放寬評價的時間尺度和數量標準，大凡優秀的學術成果都應經得起時間的檢驗，三兩年一評的獎，時間尺度太短，難以全面反映成果的真正水平，因此，受獎的成果至少應是十年前創作的。對教師的年審制更是不能提高其學術能力。

學者出成果有相對長的周期，且不確定，一個人的創作高峰只有那么幾個(年)，一個人稱得上有學術貢獻的東西也就是那么幾篇，大部分時間處在積累期，不可能按每年幾篇、幾年一本書的規定來進行創作，即便做到了，多數年份是在“寫字”。二是多采取民間評價、同行評價，盡量減少官方評價，所有評價不要分出國家級、省部級，權威級、核心級，不以刊物身份定論文水平。

學在民間，民間認同少一些急功近利，更經得起時間的檢驗，好的作品沒有級別同樣會流芳百世。三是適當分別不同學科的性質，應用有所不同的標準。

盡管學科統合的趨勢在加大，但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相對界線仍存在，三大科學內部也有差別，每一學科也可大體分出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這樣評價標準在時間、數量、形式上也要略有不同，提出一個哲學命題、破解一字甲骨文恐畢生不能，寫出一條立法建議并進行論證，幾月幾周即可，采用一個標準，如以論文見高低，難以衡量。四是要特別鼓勵，至少不能歧視那些無項目、沒有耗費公共資源卻產出成果的學者，他們比那些耗費了公共資源才寫出文章的人更應受到敬重，而現行的制度把有項目，甚至有什么等級的項目，作為評職、評獎或評崗位的硬條件，而使沒有項目的人不能或很難得以晉升，極不合理。

18世紀德國啟蒙主義哲學家伽渥曾有言：良知的聲音是輕微的聲音，它在塵囂之中難以被聽到。其實，學術也是輕微良聲，它需要我們忘卻世間的激越，在寂靜中傾聽。

寧靜致自由，自由成學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