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份檢討書，檢討我在大學時代的一些無故“缺席”行為。我對這些“缺席”行為耿耿于懷，并且直至現今仍要作出檢討是因為本人當時已是法律系的學生，卻沒有一點的權利觀念，懵懂無知，與法律精神格格不入。

那時的學生宿舍美稱為“公寓”，其實也就是一幢幢

六、七層高灰頭灰臉的樓宇罷了，一個十多平方米的房間里置四張雙層床，住八個人。空間的擁擠不是問題，最大的問題是整座“公寓”只有一臺電話機，而且是通過學校的電話總機進行接駁！那臺唯一的電話機是老式的轉盤電話機，得用小指頭插進盤里順時針地撥弄完號碼才能將電話打出去。電話機就擺放在一樓的傳達室里，每當外面有電話打進來，傳達室的老大爺就向樓里頭那個時好時壞的傳音器使勁喊：某某某房，某某，電話！那天我風風火火地趿拉著拖鞋跑到一樓接上了電話。說了一會，冷不防電話里沒頭沒腦的冒出一把婦女的聲音：“快點聊！”奇怪，怎么回事？我問電話里的對方，對方說沒聽到婦女的聲音，噢，可能是電話線出故障，竄線了，我想。不一會，剛才那把婦女的聲音又響將起來：“還沒完？人家等著用電話哩！趕緊！”很不耐煩的樣子，我到底搞不懂今天的電話是怎么回事，心里局促不安，匆匆掛了電話。后來將此事告訴了同學，同學笑得人抑馬翻：“哈哈，那是學校電話總機的接線阿姨在跟你說話呢，她們都喜歡這樣做，她們也有這個權力……”是嗎？她們都喜歡這樣做？真見鬼！我罵了一句，事情就這樣子過去了，未放心上，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已被侵權了。

到大學三年級時，學校購買了一套膳堂結算電子系統，膳堂里每一個營業窗口都安裝一臺電子付款終端，然后是每一個同學都得購買一張電子飯卡，學生自主存款入卡。每次購買飯菜時，只要用飯卡在營業窗口的電子終端刷一下，終端便會顯示該飯卡的余額，然后由司膳員按數字鍵盤從飯卡里扣除款項。此舉大大方便了分秒必爭的同學們，縮短了排隊打飯的時間，但新的情況隨之出現，當飯卡的余額低于十元錢時，每一次刷卡，電子系統便發出“嗶、嗶、嗶”的聲音，持續數秒的時間，此時周圍的同學，不管相識不相識的都會自覺不自覺的發出一些哄笑，有時司膳員也會笑著說：“同學，要快點去存錢咯！”聽不出同學們與司膳員的笑聲和話言里是否含有嘲笑的意思，但使用飯卡的當事人卻自然而然地有了尷尬的感覺！至少本人當時便每每有尷尬的強烈感覺，感覺自己的隱私暴露在眾目睽睽之下！尷尬歸尷尬，我亦無可奈何地習慣了嗶聲，仍未想到要向校方反應一下情況，要求改善一下系統的程序設置，放棄這種名為善意提醒，實則有損權利的嗶聲。作為法律系學生的我，權利意識再次缺席。

畢業后不久便聽說每個“公寓”里都分裝了獨立的電話機，不會再出現“阿姨插話”的事件了，但膳堂的嗶聲仍不時的伴隨著善意的笑聲此起彼落地響著。

然而最能考驗我的權利意識的并不是上述這兩件事情。

在我們上大學時，東北地區的高校普遍地一次性收取了四年的學雜費。臨近畢業時，一些同學發現同城的其他幾所大學都已按國務院、國家教委和國家財政部等單位的聯合發文，將預收的學雜費兼利息退回給學生，但本校卻不見絲毫的行動和表示。于是乎，同學們開始自發組織起來商討此事，謀求向校方反映意見的方法。我的幾位法律系同學負責查找法律依據，幾經艱辛后，終于從舊報紙上復印到相關的部委文件，然后挨門挨戶的將資料分發到每個宿舍里，以期能喚醒更多的同學參與到活動中來。在畢業生居住的6號樓前，經常聚集著一些同學在討論此事，由于未能形成比較固定的領導機構，整個活動只好由幾名比較活躍的同學主持著，然而工作卻是有條不紊地進行著，一部分同學開始了簽名行動；一部分同學作為代表與學校的領導進行了對話；一部分同學開始了義捐經費活動。

學校學生處的老師接待了代表同學，并拿出了一些不能令同學們滿意的理由來，最后口頭答應與學校更高層領導商量后妥善處理好此事。結果，學校動員各院系指導員、學生干部在學生中做工作，分化瓦解，孤立活動的帶頭同學，一些積極的同學更被學校的保安人員全天候貼身跟蹤，學生當中也開始出現雜音，不了解者有之，不理解者有之，反對者有之。“退費”活動進入兩難的境地，再加上畢業前擇業問題的困擾，參與活動的同學們便“理所當然”地快速地分崩離析，校園復歸平靜。然而，秋后算帳的事情不久后便不出意料地發生了。畢業典禮之后，本班的一名同學被校方認定為活動的“積極分子”，畢業派遣證被學生處扣壓住不放，我的同學不得已地找到了副校長，找到了學生處處長，賠了四天的不是，最終才換來校方的“原諒”，“贖”回派遣證！一葉知秋，其他所謂“積極分子”的同學的境況可想而知。